日本是如何一步步陷入新冠疫苗“一劑難求”困境的

　　在東京剛結束加班的酒井先生，打開手機發現有母親的3個未接來電和一通語音留言：“好不容易收到疫苗接種券了，打電話怎麼也預約不到，怎麼辦。”

　　近來，日本第四波疫情來勢洶洶，酒井每天提心吊膽地穿梭於東京川流不息的人羣中，同時很擔心在家鄉名古屋獨居的73歲母親。聽到電話留言後，酒井立即回撥過去，得知母親因為預約不上新冠疫苗接種非常着急。

　　“母親23日收到含有疫苗接種券的信件，當天去市役所想預約接種，發現有上百人在排隊，轉而回家打電話預約，兩天內打了幾十個電話也沒打通，才向我求助。”酒井苦笑着對澎湃新聞説，之前日本有很多人擔心安全問題抗拒接種新冠疫苗，而現在疫苗卻一劑難求。

　　酒井讓母親把疫苗接種券和相關説明書拍照發給他，儘管已經是24日的午夜，他還是打開電腦一遍又一遍刷新名古屋疫苗接種預約的網站，在經歷多次頁面崩潰之後他決定第二天再試，但次日發現網站掛出通知：5月12日至6月30日的第一批集體接種預約已無剩餘名額。

名古屋為65歲以上老人派送的新冠疫苗接種券和相關説明。受訪者供圖

　　自4月中旬開始，日本啓動面向65歲以上老年人的新冠疫苗接種工作，對象範圍覆蓋約3600萬人。各個地方自治體向當地符合接種條件的居民派發接種券，老人可憑接種券編號通過電話或網絡預約接種時間和地點。

　　由於日本現階段的疫苗供應量有限，日本多地出現預約電話爆滿、在線預約頁面加載困難的情況，還有一些老人難以理解疫苗接種相關的繁複信息，像酒井母親這樣求助子女的案例不在少數，社交媒體上怨聲載道，有一名日本網友聲稱：“幫母親打了189次疫苗預約電話，沒有一次打通”。

　　儘管老年人的疫苗接種工作已經開啓，但日本眼下還有大量醫護人員沒有接種。據日本廣播協會（NHK）報道，從2月17日開始，以日本全國480萬醫務工作者為對象的首批疫苗接種工作就已展開，然而，到了4月23日也僅18%的醫務工作者完成兩劑接種。

　　對此，日本疫苗協會理事、長崎大學醫院教授森內浩幸直言自己不贊同日本當下的疫苗接種計劃，他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説：“儘管醫務工作者數量龐大，但至少應該讓所有一線醫務人員完成2劑接種之後再為老年人接種。”

　　根據英國牛津大學的新冠疫苗數據追蹤網站Our World in Data，截至4月25日，日本全國逾1.2億人口中僅1.25%接種了至少1劑疫苗，這不僅在G7國家中墊底，且落後於其鄰國中、韓、俄，速度最快的以色列，接種率已超62%。

　　雖然日本已與海外公司簽訂了總量逾億人份的疫苗合同，但由於疫苗供應速度有限，“缺苗”依然是日本當前面臨的難題之一。距離東京奧運會開幕已不到3個月，接下來一段時間內將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隊陸續入境日本，這將考驗菅內閣的危機管理。

　　陰影下謹慎起步

　　2021年2月17日，東京醫療中心院長新木一弘在媒體的鏡頭下接種了一劑輝瑞疫苗，這正是日本國內新冠疫苗接種工作中的第一針。當天，日本正式啓動疫苗接種計劃，醫護人員為首批優先接種人羣。與此同時，中、美、俄以及歐洲多國的疫苗接種計劃已進行了1至2個月。

　　日本厚生勞動省去年12月開始對輝瑞疫苗進行評估，直到今年2月14日才以“特例批准”的方式允許該疫苗投入使用。即使簡化了審查程序，日本國內疫苗部署速度仍然受到外界質疑。

　　被日本首相菅義偉委任負責疫苗接種工作的日本規制改革擔當大臣河野太郎4月26日在朝日電視台節目中解釋道，由於輝瑞疫苗最初的臨牀試驗並未在日本展開，為確定安全性和有效性，日本政府決定在國內對輝瑞疫苗單獨進行臨牀試驗，因而花費了很多時間。

　　然而，用時間成本為疫苗安全性加一道“保險”並沒有讓日本民眾對疫苗多一份信任。英國民調機構益索普今年1月針對疫苗接種意願在15個國家開展民調，結果顯示日本的接種意願最低，僅17%的受訪者表示“肯定會接種”，超六成日本人擔心疫苗有副作用，

　　“接種疫苗會導致基因變異嗎？”“打疫苗之後會影響生育能力嗎？”在美國紐約西奈山醫院工作的日本籍醫生山田悠史告訴澎湃新聞，他在社交媒體上收到許多日本網友提出的諸如此類的問題，為了給更多人科普新冠疫苗的常識，他和十幾名日本籍醫生在社交媒體Line上創建了一個社區，通過一隻名為“Corowa君”的柴犬醫生形象，為日本民眾解答關於疫苗的問題，2個多月來已有數千人前來諮詢。

　　近日，Corowa君的解答內容被日本一家出版社彙編成了手冊，河野太郎在推特上發文稱自己也讀了這本手冊。

　　長久以來，疫苗安全牽動着日本民眾的敏感神經。山田悠史指出，日本人對疫苗的不信任感是多重因素造成的，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幾年前宮頸癌疫苗曾引發了一場轟動全國的風波。

　　時間回溯到2010年11月，日本厚生勞動省將宮頸癌疫苗列入國家免疫接種計劃，為接種疫苗提供公費補貼，之後許多女孩接種後卻出現暈厥、全身慢性疼痛等症狀，多地受害者要求追究製藥廠以及日本政府的責任, 他們認為日本政府在未確保疫苗安全性的情況下便批准並推薦該疫苗。

　　據共同社報道，2016年7月，日本63名女性原告以接種宮頸癌疫苗出現副作用影響生活為由，起訴日本政府和相關製藥廠，要求賠償。日本厚勞省認為疫苗與副作用的因果關係並不明確，但同意為受害者提供相應援助。

　　事實上，在宮頸癌疫苗風波之前，日本從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就出現過一系列與疫苗副作用相關的訴訟，例如有人在接種百白破三聯疫苗（DPT）後患腦膜炎，而這一些偶發事件在媒體報道下影響被擴大，導致日本民眾不斷加深對疫苗的不信任感。

　　“日本有一種説法——‘安全是免費的’。”酒井説，對疫苗的抗拒可能與固有觀念有關。“舉個或許不太恰當的例子，在日本，很少有人會買那種不返還投保錢款的消費型生命保險，因為大家無法接受無事發生卻還要花錢。接種疫苗也是一樣的道理，儘管多數人可以接受治療過程中的副作用，但無法接受為了預防疾病而受到傷害。”

　　酒井坦言，他自己也並不十分願意接種疫苗，日本疫情還沒有嚴重到不可控的程度，“不過，從集體利益出發，為了安全舉辦奧運，我們有社會責任接種疫苗。”

　　開局手忙腳亂

　　今年1月，日本各地方就已經開始為疫苗部署做準備。田村在日本首都圈某市的市役所負責疫苗接種安排工作，他在4月25日告訴澎湃新聞，從2月開始，因為人手緊缺，他沒有完整休息過一天，“一邊喊着‘不行’，一邊堅持。”

　　談及疫苗接種安排工作的困難和挑戰，田村説，“幾乎每一天都有突發情況，手忙腳亂。例如上週安排另一個市的合同制醫護人員在本市接種疫苗時，到現場後被臨時告知他們無法使用本市的疫苗份額。前期大量的協調工作都白費了，令人沮喪。”

　　田村將每日工作見聞發在推特上，上個月他發現個人賬號意外獲得了河野太郎的關注。“相信我們都有同樣的目標，就是讓疫苗快速覆蓋，儘快讓每個人都獲得接種。” 田村説道。

田村拍攝了從首都圈醫療機構運抵接種場所的一盒新冠疫苗。受訪者供圖

　　疫苗份額不足是否與日本在疫苗採購方面出手慢有關？實際上並非如此，日本政府很早就開始採購新冠疫苗，去年12月便先後與美國莫德納公司和英國阿斯利康公司簽訂了5000萬劑（約2500萬人份）和1.2億劑（約6000萬人份）的新冠疫苗合同。今年1月，美國輝瑞公司也同意年內向日本提供1.44億劑（約7200萬人份）疫苗，隨後日本又提出加購5000萬劑。

　　這也意味着日本已確保約1.8億人份的新冠疫苗，遠超其人口總量。數億劑疫苗訂單收入囊中之後，厚生勞動省2月制定了疫苗安全運輸指南，由中央政府統一調度，並要求各部門嚴格做好保密工作，防止出現疫苗被截獲等意外。

　　然而，海外疫苗未能按原計劃如數到貨，同時日本的接種準備工作也沒有到位。截至目前，僅輝瑞疫苗在日本國內通過審批，其他兩種還在日本國內進行臨牀試驗，故實際上當下可用的疫苗量並沒有那麼多。

　　與此同時，據《朝日新聞》報道，在正式開啓疫苗接種的前一週，日本厚生勞動省發現，國內注射器並不完全適用於抽取裝在玻璃瓶內的輝瑞疫苗。按照輝瑞的劑量設計，每瓶疫苗可注射6次，前提是使用特殊的注射器，而日本的大部分注射器在注射後針筒前端會殘留大量無法注入的藥液。

　　為此，日本政府不得不緊急採購特殊針頭和注射器，但前期只得以1瓶5劑的標準進行疫苗注射。河野太郎4月16日表示，日本從5月10日才將開始全面使用1瓶6次的特殊注射器。

　　疫苗劑量“浪費”不只是在注射器使用上，儲存失誤也造成數百瓶疫苗失效。據《東京新聞》報道，日本厚生勞動省3月1日發佈消息説，由於一家醫療機構未提前確認週末兩天冷凍設備的温度，導致設備温度異常上升，172瓶輝瑞疫苗因此失效。一個月後，又一家醫療機構因冷凍設備故障導致3瓶疫苗失效。

　　“地方政府對這種大規模的疫苗接種工作沒有經驗，每一步都是嘗試。”田村坦言，更多難題可能還在後面。

　　統籌協調不足

　　隨着疫苗接種券開始向65歲以上老年人發放，田村分身乏術，“4月下旬，市役所每天都有很多老年人上門預約接種疫苗，電話更是從早響到晚，他們既對疫苗抱有很多疑問，又害怕失去接種的機會。而令人不安的是，還有大量醫護人員尚在等待接種”

　　按照厚生勞動省1月發佈的疫苗接種計劃，2月至3月優先為醫務工作者接種完畢之後，4月開始為65歲以上老人接種，6月中旬再為那些有基礎疾病的65歲以下人羣接種。事實上，日本當下的疫苗接種進度大幅落後於計劃。

　　據NHK報道，截至4月23日，日本480萬醫護人員中僅1/3接種了第一劑新冠疫苗，不到兩成完成2劑接種。河野太郎對此表示，由於全日本醫務工作者的實際人數比預先統計的更多，而且輝瑞疫苗的供應充滿不確定性，因此未能按計劃推進工作，醫務工作者眼下將與老年人同時接種。

　　“醫生因沒有接種疫苗而感染新冠的話，老年人的接種工作也將無法順利推進。”一名地方官員向《日本時報》表示，由於對中央政府的計劃感到困惑，醫療系統內不斷傳出不滿的聲音。

　　森內浩幸指出，在醫生護士尚未全部接種疫苗的情況下，近期日本疫情升温，一旦醫護人員在診療中感染新冠，不僅會造成人手緊張，還可能引發醫療設施內的集體感染。不過他表示，疫苗接種進度過緩主要還是因為供應跟不上。另外，在日本只有醫生和在醫生監督下的護士才能為他人接種疫苗，因而人手非常短缺，而美英等國的要求並沒有如此嚴格。

　　為了保障地方醫療系統的正常運營，大阪、北海道、廣島等多地政府自行決定將分配給老年人的一部分疫苗先提供給醫護人員，再次引發爭議。

　　在4月12日的記者會上被問及疫苗分配問題時，河野太郎表示，假使有老人取消疫苗預約，多出來的份額，“不論年齡長幼、來自哪裏，任何人只要在現場都可以接種，完全沒有限制。”時事通信社報道稱，有地方市政官員對河野太郎的上述言論提出質疑，認為此舉可能造成管理混亂。

　　3個月前， 河野太郎被菅義偉委以重任，負責整體協調新冠疫苗的採購、分配和接種工作，民間對他期待滿滿。《日本經濟新聞》2月初針對下任首相的合適人選進行民調，結果顯示河野太郎的支持率最高。

　　負責疫苗部署是展示河野太郎展現行動力和領導力的絕佳機會，也將可能成為其競爭自民黨總裁的籌碼。但目前為止，他的表現並不如人所願，從疫苗供應到分配，河野要處理的問題接連不斷。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王新生此前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指出，河野太郎民間人氣高，主要是因為他擅於揣摩和迎合選民，但就實際能力而言，他很難勝任首相一職。

　　日本共同社4月12日公佈的民調顯示，60%的日本受訪者表示“不滿意”政府的疫苗接種工作，滿意的只有37%。

　　在森內浩幸看來，疫苗部署工作涉及多部門的配合，河野太郎負責整體協調工作，但現狀依然是部門間缺乏協調、各自為政，領導之間溝通不暢，混亂局面由此產生。

　　面對疫苗接種困境，菅義偉在訪美期間與輝瑞公司總裁通話，要求追加供應疫苗，回國後又立即就疫苗部署召開會議，宣佈在東京新設疫苗大規模接種中心，派遣自衞隊醫療官援助，將展開由國家主導的疫苗接種工作。

　　菅義偉4月26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作出承諾，7月底之前完成老年人的疫苗接種，而這項艱鉅任務又再次落到河野太郎身上。據共同社報道，在4月28日的眾院內閣委員會上，在野黨議員發問：“7月完成老年人接種的根據在哪裏？”對此，河野避而不談，也沒有提出具體的計劃。

　　仙台白百合女子大學的日本政治專家塞巴斯蒂安·馬斯洛對美國《財富》雜誌表示，政府內複雜的官僚政治可能讓日本疫苗部署情況變得更加複雜。

　　國產疫苗缺席

　　日本何時可實現全民接種新冠疫苗？當這個問題被拋向山田悠史和森內浩幸，他們都認為前景不明。

　　“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歐美藥企可否按計劃供應足量的疫苗，而沒有國產疫苗已讓日本處於被動地位。”山田悠史説道。

　　目前日本共有5家本土企業正在進行新冠疫苗研發，其中4家正在推進臨牀試驗，其中進度最快的是大阪初創生物公司AnGes，今年3月完成了新冠DNA疫苗的2期臨牀試驗，預計今年夏天完成三期試驗。

　　AnGes一度被日媒稱為“日本疫苗先鋒”，去年4月該公司與大阪府政府簽訂協議，推進疫苗開發，當時制定的目標是今年春季至秋季期間實現量產，眼下這一目標已無望實現。近日，AnGes創始人、大阪大學教授森下龍一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表示，三期試驗還在計劃中，最大的困難是在海外尋找試驗地點。

　　“很多國家已經開始接種疫苗，只能在還沒開啓疫苗接種或疫苗供應不足的國家進行，要找到合適的試驗地很難，東南亞國家可能是備選之一。”森下龍一説，按照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要求，需要30萬人參與三期臨牀試驗，而日本國內感染者太少，無法進行試驗。

　　森內浩幸指出，在日本進行臨牀試驗向來是困難的，這也許是因為日本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已經發展完善，即使是經濟上並不富裕的民眾也有機會獲得最好的治療，由此人們不願意被當作試驗品。

　　日本厚生勞動省今年年初曾表示，假使進行大規模的臨牀試驗有難度，可以考慮是否採用國際認可的、科學有效的方式來檢驗和批准新冠疫苗，但是在經過評估等手續後，疫苗可能來不及在新冠疫情期間得以運用。

　　“醫療發達的日本，為什麼國產疫苗遲到了？”《讀賣新聞》的一篇報道以此為題分析認為，資金投入不足是日本疫苗研發滯後的原因之一。2020年5月，日本政府為新冠疫苗的研發和生產製定的補正預算約2000億日元（約合18.5億美元）。相比之下，同一時間美國政府提出一項名為“曲速行動”的攻關計劃加速新冠疫苗、藥物研發以及檢測，撥款180億美元支持疫苗研發。

　　森下龍一認為，日本政府實際上已經為企業提供了超出往常的補貼，“然而，日本開發疫苗是出於公共衞生的考慮，歐美的疫苗開發是從安全保障的角度出發。倘若在得不到長期支持的情況下進行疫苗研發和生產，那遇到緊急情況就很難迅速應對。”

　　回顧10年前的H1N1流感，當時日本厚生勞動省撥款1000億日元，支持國內3家企業建設流感疫苗生產工廠。據《朝日新聞》報道，疫情平息後，疫苗生產停止，但相關設備維護每年耗資上億日元，全部由企業自掏腰包。2014年，有民營企業向日本醫藥品和醫療及其綜合機構申請利用基因重組技術開發流感疫苗，不過，由於遲遲得不到批准，該企業於2017年撤回了申請。

　　日本疫苗學會理事長岡田賢治在接受日媒採訪時表示，“長期以來，日本的疫苗管理只不過是厚生勞動省管轄下的一項衞生政策，但這次的新冠疫苗開發需要通過產業界和學術界的合作，應是國家危機管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