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有一個有趣的新聞：80後小夥撿垃圾年入百萬。
原來，這個小夥子之前靠撿垃圾生活，後來，他利用廢品創作出了很多精美工藝品，引發公眾關注，從一個“收廢品的人”，變成了一位“環保藝術家”。
實際上，撿垃圾對專業性要求很高，很多拾荒者非常愛乾淨，甚至，他們的普遍收入並不算低。
在北京六環外，就有個叫冷水村的地方，這裏聚居了25户拾荒者。從2007年開始，作者就在村子裏進行了多年的田野調查，寫成《廢品生活》一書。
這個第一次以中國拾荒者為對象的紀實作品，為我們揭開了這個羣體很多不為人知的生活細節：
為什麼大部分拾荒者，都來自河南和四川？
我們認為沒用的垃圾，如何在他們手中變廢為寶？
這些垃圾經過處理，又是如何再次回到我們手中的？
在垃圾分類大潮中，當被問到“你是什麼垃圾”時，別笑，垃圾確實是我們的一部分。
相信看完這篇文章，無論對“垃圾”，還是“拾荒者”，我們都會有一個全新的認識。
廢品收購是一門學問
在這個城市的大部分人醒來之前，小張已經運完了小區裏的所有垃圾。
一年365天，每天如此，大年初一也不例外。
為了趕在垃圾車到來之前抵達小區，小張凌晨4點鐘就要摸黑起牀。
他的任務就是幫助物業把垃圾裝車，留下一部分垃圾給自己，然後用三輪車一趟趟拉回家。
和一般的拾荒者不同，小張乾的活兒叫“包小區”——就是每個月付給物業幾十塊錢“承包費”， 然後就“擁有”了一個小區所有的垃圾。
但實際上，拾荒是一個有門道、有學問的生意。這個羣體裏面至少有兩種人：
一種是做廢品回收（花錢買垃圾）的，北京的廢品回收者十有八九是河南固始來的。還有一種是撿垃圾的，他們把所有找得到的垃圾拿回自己家，整理分類後，再賣出去，這些人基本上是四川巴州儀隴來的。
這其實是中國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老鄉幫帶。一個行業是一個地方的人來做的，甚至有時候，一行就是一個村子的人做的。
但無論是回收廢品還是撿垃圾，他們都需要很多方面的知識積累。
拿小張的例子來説，把垃圾運回家只是第一步，他還需要把這些種類眾多的垃圾進行分類——還記得去年上海垃圾分類時，人們被“乾濕垃圾”支配的恐懼嗎？
拾荒者需要做的垃圾分類，可比這個複雜得多。
他們經常需要拆解一些物品，進而區分不同材料。對於每種類型的紙、塑料、金屬乃至布料，都會分門別類，細緻到我們難以想象的程度。
在這個層面上，與其説拾荒者是“撿破爛兒的”，不如説他們是“城市採礦人”。
小張的分揀工作，通常會幹上一整個白天。冬天的時候，情況好一點。但一到夏天，這些垃圾潮濕變質，黏糊糊的，惡臭陣陣，聚集着一團團趕不走的蒼蠅。
這些繁重的分揀工作，只是拾荒者“基本功”的一部分。
從貨源和渠道的尋找，到收購後的稱重、計量、估價，與下家上家討價還價、公關、規避管制和罰款等等，這些都需要學習、積累經驗，這些經驗的多少和收入水平直接相關。
後來他才摸着門道，學着自己的大姐承包小區。
這個活計，最初一個月淨賺1000多塊錢，很多剛入行的人，都是這個收入水平。好一點的時候是兩三千，最高的可以達到五六千，這個數字是2008年的。
這個收入在當時的北京，並不算低。
攥在手裏的錢，就是自由
作者問過很多拾荒者，為什麼選擇撿垃圾，他們的回答讓人非常吃驚。
很多人都説：我是為了自由。
這個在冷水村高頻出現的理由，讓我們不得不重新理解“自由”的含義。
“我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這就叫自由！”
40多歲的王大哥，是這樣解釋的。他把自己定位成一個“拾荒企業家”，雖然收入並不十分豐厚，但能主宰工作節奏和時間，不用受工廠裏那些制度的束縛。
話是這麼説，但這種“自由”背後，代表的是另一種辛苦——因為利潤微薄，為了確保收入，拾荒者必須每天收到足夠多的垃圾。這就決定了他們必須長時間在外面奔波。
即使是在十二月的北京，零下十幾度颳着大風的凌晨。他們也是這樣，在大城市的邊緣，在城市和鄉村的夾縫中，用勞動換取生計。
其實她以前戴過，但嫌速度慢，就不再戴了。那有危險的東西怎麼辦呢？
楊婆婆的回答極其簡單：“不怕！”
有一次工廠過來收購材料，收錢的時候，大家都怕拿到假鈔，他們把鈔票對着太陽照了又照，不敢確定真假。
作者跟楊婆婆分享辨認假錢的招數。“你用手摸毛主席的領子這裏，如果有網格凸起來，就是真的。”
她試了試，笑了，伸出她的手，説：“摸不出，沒有你們的手那麼細，我們的手不行！”
她的手，關節粗大凸出，手指粗糙，傷痕累累，有一種褪不去的黑色。這是多年拾荒的身體印記。
這對於“下個月發放上月工資”的普通上班族來説，可能顯得怪異。
但是對打工者來説，這種渴望現實而迫切。很多拾荒者之前都有過在工廠或工地打工的經歷，作為臨時工，他們的收入和工廠效益掛鈎，十分不穩定，隨時會被解僱。
而且這些工作通常由包工頭承包，工人幹完活兒才能拿錢——欠薪的情況實在太普遍了，作為弱勢的散工，事後維權對於他們來説成本太高。
所以，王大哥和他的同行們紛紛成為自我僱用者，有的人開設站點收貨，有的人始終是“個體户”。他們做着屬於自己的買賣，享受着自己當家做主的“自由”。
哪怕這種“自由”，其實是沒有假期、沒有保險、沒有任何保障的。
掙在城市，花在老家
跟同行相比，“拾荒企業家”王大哥的收入是比較高的。
他非常聰明，每個月都能賺五六千塊錢，2008年就在老家縣城買了樓房——這個花了將近20萬元的“電梯房”，是王大哥和作者聊天的焦點。
每次説起來，王大哥的老婆都不忘提醒，他們新家裏有三個房間，120平方米，廚房、衞生間、自來水和煤氣都齊備。
2008年的時候，“電梯房”在四川巴中的小地方，絕對是稀罕商品。他們老家本來在農村，一般農村人都是在村裏蓋房。
但是王大哥説：“當時沒有想那麼多，兩個女兒就在縣城上高中，我把父母安頓在那裏，也比較好照顧。”
其實，“電梯房”對於拾荒者的意義，絕不是“方便家人”那麼簡單。
在冷水村，很多有能力的拾荒者，都會選擇在老家縣城買房，各種電器一應俱全，雖然“家裏常年沒人，連冰箱都拔了插頭”。
掙在城市，活在城市，卻花在老家。
城市在很多人眼中是便捷、舒適的代名詞，但在拾荒者眼中，情況恰恰相反——很多拾荒者從來沒享受過這個城市舒適的一面。他們永遠居住在城市的邊緣，伴隨着滿院子的垃圾和污水，湊合過日子，能省就省。
於是，水土豐美、空氣清新的“老家”就成了他們精神的寄託，和當下生活的城市形成了鮮明反差。
北京是現實，老家是理想。
他們把“面子”留在老家。“不管在外面做什麼”，在老家就一定要是體面的，所以他們會把在城市積攢多年的資本投向老家。在城市可以省，但老家的房子一定要裝修得漂亮。
而且，因為長期和垃圾打交道，拾荒者往往被打上“髒、臭、邋遢”的負面標籤——雖然他們是垃圾的處理者，而非生產者。
城市把他們排除在外，他們也沒把城市當作“家”，只把它當作賺錢的地方，把自己視為暫時的過客，哪怕這個“暫時”可能要有幾十年。
“鄰居有巴中縣城的人，人家很尊重我們。我一個鄰居，一看就知道很有錢，他的裝修很豪華，我家不能跟人家比，有次人家來借東西，問我是在哪裏發的財，我説在北京，人家還説以後帶上我之類的話，並沒有瞧不起我。”
聊起這件事的時候，他總是流露出一種既驕傲又謙虛的矛盾感情，驕傲是因為自己在巴中縣城買了房，謙虛是因為自己的身份確實不如鄰居。
當然，最主要的情緒是感激，感激鄰居的尊重。這種尊重對他而言，是一種在北京比較稀有的感覺。
拾荒者在外面遭受的種種不公，都可以在老家縣城新買的“電梯房”裏，被奇妙地抵消。
在電梯房裏，他們有了新的身份：不是一個做收廢品買賣的人，而是一個縣城居民，一對可以教導女兒的父母——一些在北京很少展現的身份。
在這新房子裏，垃圾是丟棄的，而不是回收的。
過去的幾十年，我們一直沒有完善的廢品回收體系，但中國的廢品回收率仍遠高於一些發達國家。
這個成果，靠的就是全國三百萬到五百萬拾荒人員。
這本《廢品生活》只提到了北京冷水村的幾位拾荒者，他們當然無法代表所有拾荒人員，但也從一個側面，讓我們窺見了這些“隱形人”真實的生活。
他們把我們手中的垃圾變廢為寶，讓我們免於“垃圾圍城”的窘境。
“廢品生活”不僅是指收廢品人的生活，更是指我們所有人的，與廢品息息相關的社會生活。
是時候，給所有辛苦的拾荒者，一份力所能及的尊重和認可了。
文章來源：故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