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楊希雨5日在環球時報年會上發言表示，拜登上台之後，中美關係將出現一個不確定的穩定期。中國要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情，避免四面出擊，用發展的現實讓別人不得不調整對中國的定位。這是把握中美關係主導權的最重要的原則。
他説，穩定期來自兩個技術上的原因。一個是美國政府兩黨輪換的時候，超過5000位政府任命的官員要走程序大換班，同時新一屆美國政府必須對一些重要的對外政策進行政策重審，這會在技術上出現差不多半年左右的一個過渡期。另一個技術上原因是，眼下中美雙方的利益嚴重受損，無論是華盛頓還是北京，都已經感覺到繼續惡化的壓力。
“但是，這個穩定期是一個不確定的穩定期。”楊希雨認為，不確定來自兩個因素。第一個因素就是雙方都不會改變自己的戰略目標乃至政策。儘管都不想衝突，儘管美國會有半年左右的政策重審，但是戰略目標是不會變的。半年之後，是不是接續原來的方向繼續對抗，這是一個不確定。還有一個不確定，是中美在各自戰略都不會改變的情況下如何互動。如果像今年這麼互動的話，那麼這個不確定的穩定期就只是個間歇期。如果説通過不確定的穩定期，雙方能夠很理智地、積極地開展互動，那麼中美關係會出現一個轉機。
楊希雨認為，拜登政府上台之後對華政策的最大變量，是美國“兩個外交輪子”的迴歸。美國外交始終是由兩個輪子推動，一個輪子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另一個輪子是美國價值觀。“幾乎每一屆美國總統都是這麼幹的，特朗普是個例外，他是一個少有的不重視美國價值觀、只重視美國國家利益的總統。拜登上台以後，他的對華政策標籤乃至整個對外政策標籤，可以用兩個詞來概括，一個叫聯盟，一個是價值觀。在這種情況下，中美關係乃至中國的外部環境將面臨更加嚴峻複雜的局面。雖然可能不如特朗普時期激烈，但是會更加複雜尖鋭。”
他表示，中國應該跳出如何反制的思維，不能只是被動應對，無論是中美貿易戰還是整個中美鬥爭，應該堅持以我為主，我打我的，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如果把自己事情辦好了，才是最大地把握住了鬥爭主動權。1992年後，中國掀起了更大規模的改革開放浪潮，先是日本、後是歐洲、最後是美國，紛紛解除了對華制裁，因為中國市場更有吸引力了，美國開始好好地接觸交流，開始了新的對華合作。
楊希雨還談到自己的親歷感受。1990年代初，他在中國駐美大使館工作，當時美國特別流行一個觀點：尼克松訪華是因為美國有求於中國聯合反蘇，現在蘇聯解體了，中國有求於美國的事情遠遠多於美國有求於中國的，中美關係舊有的基礎沒了。那時的美國甚至出現過終結對華接觸的政策設想。“但是，這個在華盛頓特別流行的觀點很快就消失了，沒有舞台了。為什麼？因為中國把自己國內的事情辦好了，改革開放做好了，經濟發展做好了，美國不得不面對一個迅速成長的大國，是中國的現實改變了美國的政策思維。”
談到中美經貿關係，楊希雨認為不要把新一屆美國政府這方面的姿態想得過分美好，中美經貿關係面臨的挑戰可能會更加嚴峻。如果説特朗普有政績觀念，中美第一階段的貿易談判，特朗普追求的是量，就是中國要儘量多買，形成中美貿易平衡，矯正不平衡。拜登強調的是質，也就是結構性問題，在結構性問題上跟中國搞更多的摩擦和對抗。
中國如何對待這些摩擦和對抗？楊希雨依然強調做好自己的事情。“因為中美經貿關係中所謂的結構性矛盾，包括服務貿易領域的問題，其實都與我們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日程表有關。如果我們做好了，那麼自然地，一些結構性矛盾就會自動化解。”
欄目主編：樊江洪 文字編輯：樊江洪 題圖來源：作者提供 圖片編輯：笪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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