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特羅未來能否坐穩總統位置尚難預料，但他的勝選標誌着門羅主義堡壘不再是堅不可摧的，其歷史意義不容低估。
6月19日，古斯塔沃·佩特羅（前左二）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一處投票站與支持者握手。圖/新華社
文 | 陶短房
6月19日，南美洲人口第三大國哥倫比亞總統大選第二輪投票結果揭曉，62歲的左翼政治家、“哥倫比亞歷史公約選舉聯盟”所推舉的候選人古斯塔沃·佩特羅，以50.44%對47.31%的微弱優勢擊敗埃爾南德斯，成為哥倫比亞自1810年獨立後首位左翼總統。
從游擊隊員到第一位左翼總統
佩特羅1960年出生於哥倫比亞科爾多瓦省一個普通農民家庭，他十多歲時父母為生計遷居到繁榮一時的大城市津帕奎拉。
在這裏，佩特羅積極投身左翼學生運動，據稱在17歲時加入左翼武裝反政府游擊隊“4月19日運動（M-19）”。在與得到美國支持的右翼政府軍長期周旋中，他成為一名領導者，並以《百年孤獨》小説為靈感，給自己起了加布裏埃爾·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化名。
1985年，佩特羅被政府逮捕，他堅決否認“殺戮”“販毒”等指控，稱自己“是政治領導者而非殺手”。最終，當局只能以“非法持有槍械”罪名判處他18個月徒刑。照他本人的説法，服刑期間他感到“非法武裝鬥爭已經過時”，下決心出獄後尋找“另一條鬥爭道路”。
出獄後他重拾學業，在短短几年裏先後獲得經濟學學士、碩士學位，並遠赴比利時、西班牙留學。1990年，M-19和政府達成和平協議，放棄武裝鬥爭，轉而進行合法鬥爭。
佩特羅回國與闊別已久的戰友們會合，成立了合法政黨“M-19民主聯盟”。此後他輾轉和自創多個左翼政黨和政黨聯盟，並曾當選眾議員、參議員和首都波哥大市長，成為有較強影響力的“中左翼偏左”政治家。
他曾在2010年和2018年兩次參選哥倫比亞總統，分別列候選人得票率第四、第二。在2018年的選舉中，佩特羅給予中右翼候選人杜克以強有力的挑戰，直到第二輪才以41.77%對54.03%敗下陣來，後者當選總統。
本屆選舉前，六個代表“中左偏左”、生態、女權、原住民利益的政黨早早達成協議，約定在3月13日舉行一場內部預選，不論勝者為誰都會得到全部六黨支持者的無保留支持。結果佩特羅以80.50%的絕對優勢勝出，並隨即邀請得票率居第二的黑人女環保活動家馬爾克斯，擔任副總統候選搭檔。
5月29日第一輪投票便曝出冷門：佩特羅贏得40.34%選票高居第一，極右翼無黨派民粹候選人，有“哥倫比亞特朗普”之稱的埃爾南德斯以28.17%得票率列第二，雙雙進入決選。而執政了200多年、得到美國全力支持的中右翼聯盟“哥倫比亞聯合隊”候選人古鐵雷斯僅獲得23.94%選票，在七位合法候選人中列第三，其餘四名候選人得票率均未超過5%。
儘管美國兩黨，尤其共和黨右翼給佩德羅百般“染紅”，右翼政治勢力也發出種種恫嚇，但佩特羅最終仍以微弱優勢勝出，而他的搭檔馬爾克斯也成為哥倫比亞歷史上首位黑人女副總統。
而有趣的是，敗選副總統候選人卡斯蒂略也是黑人女性，因此，其實哥倫比亞本屆大選後註定會誕生一位黑人女副總統。
這是一場比分接近、過程驚險，但場面“乾淨利索”的選舉勝利。不論即將卸任的總統杜克，還是惜敗的對手埃爾南德斯均表示“選舉進程毫無瑕疵”，自己輸得心服口服。
5月29日，選民在哥倫比亞波哥大的一處投票站投票。圖/新華社
門羅主義的又一次潰敗
哥倫比亞是公認拉美最“右”的國家：這裏有着根深蒂固的天主教保守主義社會基礎，以及長期而頑固的上層、軍界親美立場。
自1999年起，美國和哥倫比亞達成了“聯合禁毒協議”，美國得以動用軍隊和中情局（CIA）等非常手段在哥倫比亞“武裝禁毒”。與此同時，美國通過雙邊引渡條約，將真真假假的毒梟引渡到美國受審，力圖以此切斷拉美毒品對美國的傾銷，同時藉此鞏固美國在哥倫比亞，乃至在整個南美的支配地位。
憑藉哥倫比亞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美國始終讓右翼親美勢力在“反門羅主義”聲勢浩大的拉美牢牢掌握一席之地。哥倫比亞還成為美國影響拉美政局、打壓“不受歡迎國家”的慣用跳板。作為回報，哥倫比亞過去20多年來每年獲得美國逾130億美元經濟、軍事援助。
第一輪選舉前，美國明確表達了對中右翼的傳統支持。第二輪選舉前則借洛杉磯美洲峯會等平台表達了對左翼掌權的“憂慮”。在美國，尤其共和黨政治家的撮合下，第一輪敗選的中右翼積極動員，幾乎將所有選票都投給了原本並不是同路人的埃爾南德斯，但他們還是敗下陣來。
儘管枱面上美國政府似乎不動聲色，國務卿布林肯甚至例行公事地表達了祝賀，但共和黨政要和前外交官已在悲嘆，“美國在哥倫比亞可以自由行動的日子結束了”。
當然，這場大選佩特羅之所以能夠獲勝，也有其他因素的影響。比如，中右翼內部選前“宮鬥”，強逼民調和大數據顯示的最熱門人選——前財政和公共信貸部長祖魯阿加退選，保送“立場最可靠”但不受歡迎的古鐵雷斯；又如中右在第一輪即崩盤，而埃爾南德斯又是個曾公開稱讚希特勒並曝出不當行為醜聞的人物，以至於美國尤其拜登政府也不方便力挺。
但是，刨去這些技術性問題，一系列的“大勢”和“國情”，加上美國自身的傲慢和霸權心態，導致了這場門羅主義歷史性潰敗發生。
儘管哥倫比亞“紙面”經濟數據以拉美標準論並不差，但本質上是個貧富懸殊、社會矛盾深刻的國家。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22年哥倫比亞貧困率高達42%，失業率也達11%，財富集中在少數特權階層、毒梟和“美國關係户”手中。
哥倫比亞是個農業國，但美國強加、右翼力捧的《美國—哥倫比亞自貿協定》卻強行向美國農產品敞開大門，同時便利美國資本大量廉價購買哥倫比亞資源類產品。這在製造出一個龐大親美階層同時，也加劇了社會貧困和階層不平等。
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的授意下，杜克政府在2018年上台後，刻意拖延2016年哥倫比亞政府與反政府游擊隊“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間所達成和平協議的落實。尤其遲遲不願意推動旨在換取游擊隊放棄武裝鬥爭和根本性解決“毒區”社會經濟問題的“替代種植”工作。
據第三方統計，2020年美國和哥倫比亞聯合行動，共計清除130147公頃古柯田，但按照和平協定進行有補貼替代種植的比例竟然不到1%。
政府軍和Farc間持續5年（2011年—2016年）的血腥內戰曾導致26萬人死亡、700多萬人無家可歸，而哥倫比亞農村的內戰已持續60年之久，民眾渴望和平、安定和温飽。
中右翼在美國支持下拖延和平進程落實，在掃毒中只照顧美國和特權階層利益，不顧及“毒區”貧困人口和廣大農村社區的生計，引發強大逆反心理。“拉美華盛頓辦公室”防務研究總監伊薩克森指出，對和平協議落實情況感到失望的選區“近乎一邊倒地成為佩特羅票倉”。
而美國的霸權思維定式、一廂情願和傲慢自大，則加劇了這一門羅主義堡壘的崩盤速度。
長期以來，拉美民間對門羅主義十分反感，對美國自居霸主、頤指氣使的“教師爺”做派極度厭煩。歷屆美國政府借“掃毒反恐”肆意插手哥倫比亞內政，在哥倫比亞國土上“執法”，把哥倫比亞公民直接抓到美國審判，本已令許多哥倫比亞人敢怒而不敢言。
利用哥倫比亞為基地干涉委內瑞拉等左翼鄰國內政，更受到絕大多數國人抵制。就連第二輪敗選的埃爾南德斯也對此明確表示反對。而美國雖在奧巴馬時代以形式上放棄門羅主義的做法作出一些妥協姿態，但特朗普和如今的拜登又“開倒車”。
如前所述，原本兩國間自貿協定就被許多哥倫比亞人目為“掠奪哥倫比亞財富、加劇哥倫比亞社會不公的推手”。而拜登居然假美洲峯會推出所謂“美洲經濟繁榮夥伴關係”（APEP）框架，試圖將原自貿協定中“開放美國市場”這一點點“香餌”也收回，卻強逼拉美國家接受“加強版”美國主導權。正因如此，一些拉美分析家辛辣地指出，“哥倫比亞第二輪選舉結果，是洛杉磯美洲峯會最大收穫”。
伊薩克森指出，近年來美國習慣性將自己與拉美國家間關係定位為“和俄羅斯、中國競爭”，而忽視了拉美國家自身的意願，“如果自始至終抱持這種可笑的‘冷戰2.0’思維模式，美國在拉美影響力的崩盤將只是個開始”。
一名美國駐哥倫比亞前大使也指出，在哥倫比亞大選的關鍵時刻，美國政府居然任由美國駐哥倫比亞大使長期空缺，其懈怠、傲慢，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種下的是稗子，收穫的自然也只能是雜草。
又一個左翼崛起的時代
秘魯太平洋大學一名政治學家在選後指出，美國和拉美右翼“用‘紅禍’恫嚇選民的努力又一次慘敗”。
説“又一次”，是因為去年秘魯選出了左翼總統卡斯蒂略，智利選出了年僅36歲的左翼總統加布裏埃爾·博利奇，而“巴西特朗普”博爾索納羅的民意支持率也搖搖欲墜，一度因委內瑞拉經濟、社會動盪而受挫的拉美左翼潮流再度高漲。
許多分析家指出，天災、人禍加劇了拉美自獨立即存在的貧富懸殊痼疾，令主張“公平”“平等”的左翼重振旗鼓。其中，新冠疫情對拉美經濟衝擊巨大，僅第一年就造成至少1200萬中產階級“脱富致貧”，而美國變本加厲推行“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單邊利己主義，也進一步加劇了拉美的貧富差距。
和前一波左翼不同，新生代拉美左翼領導人更温和、更時髦，在包括對美在內的外交戰略上，也抱持謹慎、務實態度，這也令其再度崛起減少了阻力。比如，佩特羅當選伊始就強調“全民族和解”和“與競爭者擁抱”。
當然，畢竟是險勝，因此佩特羅的執政基礎並不穩固，美國和保守的親美軍方、既得利益者會為其社會改革製造諸多掣肘。而他在擔任波哥大市長期間也被指“作風專斷”，諸如“不再上馬新的油氣能源項目”等政綱也不乏爭議，未來能否坐穩總統位置尚難預料。但無論如何，他的勝選標誌着即便最堅固的拉美門羅主義堡壘，也不再是堅不可摧的，其歷史意義不容低估。
撰稿 / 陶短房（專欄作家）
編輯 / 馬小龍
校對 / 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