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中，江蘇65歲以上人口占比達到16.2%，不僅高於全國13.5%的水平，而且超過14%這道分界線，進入了“深度老齡化社會”。
我們如何對待老人，就是怎麼樣對待自己，對待未來。當職業陪伴師、陪遊師、烹飪師等陌生人陪伴經濟應運而生的時候，傳統的親人陪伴也在人口結構的變化中產生了新的漣漪。
“老漂族”帶娃，幸福、辛酸與無奈
早上5點起牀，給孫女準備早餐，送到學校之後，回家路上順便買好菜。差不多9點回到家，又馬不停蹄地開始洗衣、打掃、整理。到了飯點，把頭天晚上的剩菜熱熱吃掉。短暫的休息之後，又要擇菜、備菜、收衣服，然後坐公交車去學校接孩子放學，再做一家人的晚飯……週末因為要做兩頓飯，更是忙得連軸轉。
這是55歲退休後的李芹作為然然奶奶一天的作息時間：緊張而忙碌，日復一日。
3年前離開老家，對於李芹來説，不僅是背井離鄉，還意味着夫妻分離。雙胞胎兒子結婚、生子竟然都神同步，她和老伴只能分頭幫忙，一個跑到蘇州，一個飛往北京。孩子很小抱在手上時，吃喝拉撒全都不離人；會走路了，磕着碰着更不省心；好不容易上了幼兒園，除了接送上下學，還要往培訓班送，每天的時間被切割得零零散散、斷斷續續。眼睛一睜，忙到熄燈，已經成為生活常態。
像李芹夫婦這樣的“老漂族”，廣泛存在於中國城市家庭中。城市化加劇了人口流動，為了照顧和陪伴第三代，老人們只能像“候鳥”一樣離開家鄉，“漂”在子女生活的陌生大城市。據《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統計，早在5年前的2016年，我國“老漂族”數量就已高達1800萬。
含飴弄孫雖然帶給老人天倫之樂，但家務繁重、不適應大城市生活，也讓漂泊異鄉伴生揮之不去的煩惱。
60多歲從湖北老家趕來的丁奶奶因為不會説普通話，陷入了困境。“不僅外面的人聽不懂我説話，就連兒媳婦也很少和我説話。”脱離了原有的社交圈，來到陌生的城市，丁奶奶無處表達、無人傾訴的孤獨感與日俱增。
從泰州來的小虎外婆最受不了的則是女兒女婿對於她“帶娃”能力的質疑：“上次我給小孩餵飯，就跟我大吵一架，後來小孩生病，又説是我給小孩衣服穿得太多了……”
代際衝突、城鄉差異無形中激化家庭矛盾。80後護士董欣然最近特別鬱悶，從農村來的公公不僅經常捧着個飯碗在客廳邊看電視邊吃飯，還會在小區隨地吐痰。她説：“鄰居找我投訴了好幾次了，我感覺頭都抬不起來。”
“漂”在異鄉，過去同事、同學、鄰居構成的“熟人社會”不在了，老人心理的困惑沒有出口。想專心把孫子帶好，也常常有如履薄冰的感覺：做好了，沒人表揚，好像是理所應當的；做得不好，就有很大的責任。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人的價值感來源於社會評價和自我評價兩方面。退休之後，老年人的社會價值感本來就在降低，在‘漂’的過程中，他們又要面對陌生的環境、陌生的人，自我救濟手段又沒有了。”心理專家、南京市心理危機干預中心主任張純在進社區時發現，不少從安徽、貴州“漂”到南京的老人都有不適應感，甚至連方向感這件事都讓他們困惑：為什麼南京的道路不是正南正北的？為什麼走到鼓樓大轉盤就迷路，月亮一會兒在這邊，一會兒在那邊？“不想幹了，想回去”，不止一個老人這麼對張純説，但他們又不想讓子女請保姆，“費錢又不放心”。
同一個屋檐下，陪伴咫尺之間。但忙忙碌碌的“老漂族”卻覺得，自己不過“生產線”上的一環，一旦沒有價值了，也就“失業”了。
終於要回東北了，在南京待了十幾年的嚴叔卻有些失落。幾年前，他心血來潮和街道的一幫老頭、老太太組隊打門球，沒想到這項小小的運動竟成了他之後最大的快樂源泉。肯鑽研，球技好，當了隊長的嚴叔還專門做了一本“門球筆記”，密密麻麻記滿了打門球的角度、方法和心得體會。“嘟嘟爺爺真厲害，怪不得嘟嘟學習也好。”每次聽到球友們這樣的誇讚，嚴叔雖面不改色心裏卻受用得很。
只是沒想到，孫子考上理想中學的幸福感還在瀰漫，他自己卻要立刻面對分離：孩子大了，再也不需要接送，學校也有晚飯提供……
陪伴戛然而止讓嚴叔有點緩不過來。他在家裏至少提過兩次，今年他要做一件大事，帶着球隊“衝冠”，但顯然沒人聽到心裏去。
陪你變老，我也在長大
“我認識的那個媽媽不見了，我該上哪找她？”説到去年得了腦梗的媽媽，齊曉霏紅了眼眶，70多歲的媽媽生病後“冷漠”得彷彿變了一個人，“這也讓我意識到，我們可能真的進入到了親情反哺的階段了”。
在來南京上大學前，齊曉霏一直和媽媽生活在一起，她眼中的媽媽是個充滿熱情的人——“她甚至會提前幾天給我打電話，問我想吃什麼，回家之後每頓飯都興高采烈地給姐姐和我做上一大桌好菜。”而如今，特意請了一週年假回家探訪的齊曉霏，卻徹底受到了冷遇。“我早上起牀之後，發現家裏冷鍋冷灶。她自己吃了早飯，卻沒有給我做。”
陪伴父母安度晚年，也是子女心理的一場角力和成長。“媽媽過去是個很好看的人，70多歲還能穿旗袍，”母親的衰老和疾病對於劉雁濤來説既緩慢又突然，在母親回到老家半年後，劉雁濤發現一向注重身材的母親突然“像氣吹得一樣胖起來”，家中的母親逐漸變得陌生：5點鐘起來一定要聽天氣預報，廣播電視一檔都不能差，誰要是搶遙控器就會急。直到某一年的冬日，中午全家出門吃飯前，母親説什麼也一定要取牛奶，“我當時想就是上樓下樓的距離，就讓她去了，結果母親走丟了，我們急得不得了，又報警又找電台，最後母親晚上9點多才回家，穿的棉襖都能滴出水來。問她去哪了，她也不知道”。這時候她才後知後覺，母親生病了。
劉雁濤帶着母親看腦科醫生，診斷為帕金森綜合徵，認知水平只有小孩的3-4歲，經歷了長期的潛伏期。醫生讓家人多多陪伴，多多陪母親説話來刺激她。母親退休前是會計，天天和數字打交道，疾病之下卻成了讓家人“毫無辦法”的媽媽，在弟弟家的日子裏，“情況愈演愈烈，媽媽每天去超市買牛奶，陽台上全是紙巾，瘋狂購物。年輕時從不吃肥肉的她，後來變得什麼都吃，總感覺吃不飽”。劉雁濤總是去看望母親，母親往往只在進家門的時候認識她，“後來就看着我叫我侄女的名字，再聊天她就感覺和她沒有關係，在一旁嗑瓜子，問她什麼就嘿嘿一笑，和她説話也沒有反應”。劉雁濤很是難過，眼看着4年多的時間裏，母親和自己“漸行漸遠”，她卻幾乎什麼也做不了，很是無力。
“看着媽媽像是一塊拼圖，一塊塊往下掉，最後變成一個平板、一個洞，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填補，我們傾盡全力也拉不住，有一種空洞感。”在大腦嚴重萎縮的情況下，母親摔了一跤後幾乎躺在牀上起不來。母親彌留之際，醫生表示耗錢已經意義不大，“管子一拔母親解脱了，你也解脱了”，要她做決定。出於理性，她知道救治的意義不大，可是她做不到放手。“媽媽小時候養我花了那麼多錢，現在我給她花多少錢都是應該的。更主要的是，管子拔了，我就再也沒有媽媽了。”
那個撫養自己長大、視自己如明珠的父母開始不認識自己了，對於這種難過無力，韓予玲感同身受，在無錫老家80多歲的母親如今身體較為健康，卻成了自己“最熟悉的陌生人”。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母親開始變得多疑。“我吃到一個好吃的橘子，第一時間想到給媽媽買點，結果她全都送人了，她説怕裏面有毒，我們要害她。一次去看望媽媽，給她剝了橘子吃，去散步一圈回來她説肚子痛，一口咬定就是我給的橘子有問題，去醫院診斷安然無恙後，還是半信半疑。”
比起沒有意識，更可怕的是疾病打破了親人間最基本的信任。母親診斷出妄想症後，韓予玲一方面覺得要多陪陪媽媽，另一方面媽媽對自己的態度讓她一度很是委屈。“有時候靠近她，她就一下子把我甩到一邊。和她聊天，她再也不和我推心置腹了，説話特別官腔，講自己的大道理。”一次她冒着上班遲到的風險，和母親聊天委婉訴説自己的委屈，並勸解母親不要懷疑家人。“説了一個多小時，我以為母親會有點反饋，可最後她還一口咬定我們就是‘壞人’，匆忙騎車去單位的路上，我哭得不成樣子。”
通常兒女父母相互陪伴交流時，都有情感的反饋，當情感反饋突然不存在了，難免會讓兒女無法接受。韓予玲也在醫生的指導下逐漸自我調整，“這是一個反哺的過程，只要父母開心了，我們也沒有必要陷入自我焦慮中”。如今她和兄弟姐妹和母親有了新的相處方式：當母親説不吃他們買的東西時，帶她買幾件衣服等轉移注意力；母親説有人跟蹤她時，他們和母親説“不要害怕他”。孝順既是盡孝道，亦是在情感出現不可抗因素時的一種順從。對於這種無力解決的委屈，韓予玲認為，兒女也需要自我建設，感到委屈、壓力或焦慮時，也要及時進行心理輔導。
突破時空限制，體驗多元化的陪伴
“下次一定要來，你們不能忘掉我。”93歲的林媽媽腦梗後記憶力慢慢衰退。每次目送子女離開養老院，她都會變成黏人的“老小孩”。
“我們怎麼會忘了她呢？”林酈一下子打開了記憶的閘門。父親早逝，從出生到結婚生子，再到女兒長大，母親一直陪伴着她。直到六年前，母親摔傷骨折，出院後需要專業康復，一邊上班、一邊還要帶孫女的林酈不得不將母親送到了南京江寧區的一家養老機構。她和愛人、女兒，姐姐和侄女等一大家子每星期都要去看望母親兩三次，抱抱她，給她送點湯菜、水果和她愛吃的糕點，摸摸她的頭、給她捶捶背。
“以前教過她打手機，現在也不打了，我們家人前一天剛剛來養老院看望她，她就説‘怎麼還不來看我’，護理員只好拿了一個日曆，我們每來一天，就在日曆上畫個圈給她看。現在有時候就把她當小孩，每次去和她聊還會表揚她，也讓她把我們帶來的食物分給養老院裏的朋友們。”林酈還和她開玩笑：你現在多好，等我老了，我的女兒是獨生子女，沒有人這樣看望我啦。
經濟學家任澤平説：“過去40多年，中國之所以取得偉大成就是因為抓住了人口紅利、改革紅利和全球化紅利這三個紅利。”而當“人口大潮”進入老年之後，碰上的正是實行計劃生育的第一代獨生子女，在高速運轉的社會，過去式的陪伴已經無法適應新形勢。
“我們將會是一代不被子女陪伴養老的老年人。”在這方面，林酈自認想得很透徹，養了寵物貓後，她的心裏又裝得滿滿的。
50後的曹艾每天準時出現在公交站台，手裏拎着給母親準備的飯盒。從事業單位管理層的崗位上退下來，曹艾迴到了父母生活的城市，陪伴他們養老。已經送走了三個老人的曹艾，和老朋友們聚會的時候，也會不斷地觸及一個話題：我們這一代人又會怎樣老去？
親身經歷了中國社會的鉅變，曹艾發現，代際的差異在這兩代人最大。“社會發展得太快了，兩代人的認知和想法大相徑庭。年輕人孤獨，老年人也孤獨，但即使這樣，兩個羣體在同一個空間下生活，也沒法做到真正雙向奔赴的陪伴。”曹艾認為，和農耕時代不同，現在的老人都有退休工資，陪伴的形式也迭代了，有人説：“年輕人獨立，是為了乘風破浪；老年人獨立，是為了駕馭生活。陪伴的方式越來越多元化”。
在這方面，60歲的老沈自認是走在前面的人。早幾年，他和幾個好兄弟一起在雲南買了一套別墅，每個家庭一個房間，開始朋友式的陪伴。“我們想好了，等到我們80歲，腿腳不利索了，我們還是要回來養老的。”老沈已經提前在南京買好了一套養老公寓，助老式的設計很人性化，連牆上都有扶手，更重要的是，只要身體不適，一個按鍵就能直通附近的醫院。
同時還是南京居家養老協會副會長的張純則認為，比起物質陪伴，老年人更需要的是精神陪伴。“我們的養老行業，不要一味地強調硬件和設施，而是要建立真正更為人性化的養老制度，比如嘗試建立‘助老銀行’，再比如，能不能把三點就放學、家裏沒人的孩子集中到社區服務中心，請退休的教授、知識分子等提供學習的幫助。總之，要給老人更多的人文關懷，幫助他們建立更多的價值感，讓他們快樂起來。”
“當代年輕人的三大考驗：你小孩的教育、你父母的醫療、你的住房。子女天天陪着很温暖，但天長日久就是坐吃山空，父母想吃個肉都費勁，這種陪伴的意義就不大。”對於網上的這個觀點。90後公務員媛可不完全贊同。在她看來，如今的陪伴已經掙脱了空間的限制，即使很難陪伴在父母左右，她也會“網購式盡孝”，為父母買買買，但更重要的則是給父母和子女之間要提供彼此“情緒價值”的陪伴。
心理學家施嘉琪在《療愈你的內在小孩》一書中寫到，很多心智還沒成熟的嬰幼兒照鏡子會被嚇住。要讓孩子看見自己又不會被嚇到，這就需要母親在場。因為當有母親的陪伴時，孩子在跟母親互動的過程中會逐漸將母親作為一面鏡子，從中看見自己。“小時候，父母是我們的鏡子，而父母老了以後，我們是他們的鏡子，幫助他們在高速運轉的社會中不慌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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