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華早報》1月17日文章，原題：自由職業者談印度後疫情、後大辭職時代的生活：“好像我一直在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無論是居家辦公革命還是“大辭職潮”，全球勞動力經歷了諸多波折和變化。最重大的變化是，疫情助長一種早已開始的趨勢：零工經濟的興起。
在擁有14億人口的印度，非正規勞動力本來就增長迅猛，疫情期間數字服務的增長加速了這一趨勢。在一些領域，如電子商務、物流和諮詢，“彈性員工”正迅速成為常態。印度經濟監測中心的數據顯示，過去兩年，全職工作崗位減少約10%，而日薪勞工和小商販的數量一直在上升。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這是好事。波士頓諮詢公司估計，零工經濟有可能在非農領域僱用9000萬人，助推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25%。但對於零工本身呢？這就有點複雜了。
迪彭杜·哈爾達和賈·哈爾達夫婦都是自由職業者。其中，丈夫迪彭杜既是教師也是企業培訓師，而賈身兼作家、語言家教和翻譯三職。“我們非常喜歡現在的工作狀態。我討厭朝九晚五的工作和老闆的‘暴政’，給自己當老闆很有意思。但挑戰也是巨大的，特別是‘尋找下一項工作’的時候。”賈説，“很多時候，我可能幾個月沒事幹，接着是幾周甚至幾個月，工作多得忙不過來。”
沒有固定的時間表和工作場所，也不用出去上下班。就個人而言，這意味着更少的聚會，不用參加公司活動或應酬，更多心靈上的平靜。當然，收入會有所下降。“最大的壓力是沒有固定收入，我們不知道下個月是否有足夠的工作來養活自己。”賈説。
32歲的安吉特·莫漢是一名應用程序開發人員。2017年，他開了自己的公司，提供辦公自動化解決方案。但疫情封鎖和居家工作模式的出現，令公司業務一落千丈。於是，他開始從事自由職業，如網絡和手機應用程序開發。“幸好我掌握了必要的技能和知識。我以前也做過自由職業，但更多的是短期輔助項目。現在，我做全職。”
不過，莫漢表示，自由職業有一點不好，就是感覺自己一直在工作。“雖然客户不希望你立即回覆，但凌晨1點不回覆信息很難。”
美食、文件……送貨員斯里尼瓦斯什麼都送，騎着摩托車從早上9點忙到午夜12點。雖然每天有大約2000盧比（約合26美元）的保底收入，但實際到手沒有這麼多。“假設我賺2000盧比，至少要花25%用於油費。對我來説，這是個好工作，我不喜歡在一個地方待着。但我並不滿意，收入太低了。”
斯里尼瓦斯還表示，無論送貨到哪裏，返程時都是空手。在城市偏遠地區，即使等上幾小時，也不會有訂單。“有時，我們會接到8公里外的取貨訂單，而到離目的地只有400米時，訂單卻被取消。這樣，我只能得到10盧比。我不能在那裏等，如果堵在路上，那麼就永遠得不到另一個訂單。如果我們抗議並要求加薪，公司會立即解除合同，並將我們列入黑名單。因此，為了生活，我們不得不每天騎行300公里。”（作者瓦蘇德萬·斯里達蘭，陳俊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