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 | 美國每6個兒童中就有1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為什麼？《看不見的孩子》揭示真相

《看不見的孩子：美國兒童貧困的代價》

［美］傑夫·馬德里克 著

汪洋　周長天 譯

世紀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版

美國是世界上唯一沒有批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國家，在世界上許多富裕國家中，美國的兒童貧困率居高不下，為什麼會這樣？

近日，美國專欄作家、經濟新聞記者和評論員傑夫·馬德里克的專著《看不見的孩子：美國兒童貧困的代價》由世紀文景出版。通過追溯美國曆史意識形態對貧困的忽視、美國長期以來對貧困的懷疑、根深蒂固且仍在持續的種族主義、反移民的態度、依賴資助流於表面的學術研究等原因，馬德里克提請大家注意美國官方對貧困人口數據的故意低估。美國官方的貧困衡量標準是政府提供的最不負責任的統計數據之一。馬德里克對美國所面臨的最緊迫、最有害、最令人心碎的問題之一，美國兒童的普遍貧困，進行了根本而又不容忽視的考察。他在書中仔細研究了貧困兒童所遭受的傷害，並描述了這些兒童的實際生活。

根據美國官方統計，每六個美國兒童中就有一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但是僅憑統計數據並不能説明問題。在《看不見的美國人》一書中，馬德里克揭示了美國兒童貧困常常不可見的現實及其造成的不可彌補的損害。他始終專注於兒童，並研究了問題的根源，包括美國社會福利體系的缺陷、頑固的種族主義以及無心幫助最無助的公民的美國政府。在一系列近年研究數據的支撐下，他明確指出了貧困兒童在成長中所面臨的毀滅性後果：生活在貧困中，即使是暫時的，也不利於認知能力、情緒控制和兒童的整體健康發展。美國社會為此付出的代價是無法估量的，在美國，兒童貧困造成的GDP損失已經高達1萬億美元。政治家的不作為是不可接受的。但馬德里克也認為，美國現在相比過去仍然有更多的希望。與其只是嘗試消除貧困的症狀，不如通過他在慷慨激昂的緊急呼籲中所提出的一項簡單且在政治上可行的政策——給予兒童現金補貼。這樣做，美國或許能夠減輕由兒童貧困所導致的最嚴重的後果。

美國兒童貧困問題的歷史、現狀與結果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的兒童貧困問題卻如此嚴重，以至於美國兒童保護基金會將其稱為美國“最大的道德恥辱”。

美國從1969年起選擇採用“官方貧困測度”（Official Poverty Measure，簡稱OPM）作為其官方貧困線，但OPM的統計依據已經超過50年沒有更新過了。而且因為沒有隨着生活水平的變動與時俱進，OPM 統計得出的數字都很低。起初採納這種測度方式時，美國的貧困線大約相當於普通家庭收入的50%（即中位線）。但如今根據通貨膨脹調整過的數字卻僅相當於普通家庭收入的 30%。美國還有一種補充性貧困測度（Supplemental Poverty Measure，簡稱SPM），SPM統計方式更復雜、更新，測度範圍也更為全面，甚至包括了政府的福利項目，而OPM只統計現金收入。不過 SPM 也並不足以應對貧困問題。2019年年初，通過SPM統計方式得出的貧困線不過比OPM略高一點點，將一個由兩個成人和兩個孩子組成的家庭的最低標準，從24,800美元提高到大約27,000美元。而蓋洛普公司的調查發現，人們認為一個普通美國四口之家每年必須大約有50,000美元的收入，生活才能“堪堪過得去”。如果貧困線能設定得再現實一些，那麼美國的官方貧困率將大幅上升。很多人都認為，美國所謂的低收入應該差不多兩倍於官方公佈的貧困線，即對於一個四口之家而言差不多是50,000美元。若真將貧困線設定在目前的兩倍，那麼全美將有超過40%的兒童，即超過3,000萬的孩子們，生活在低收入家庭之中。

在美國，如果家庭年收入低於貧困線標準，即貧困家庭，而生活在貧困家庭中的兒童，則為貧困兒童。根據美國官方統計標準，美國大約有1,300萬“官方”貧困兒童（即1/6，而這個數字在法德兩國為1/10，在北歐國家則為1/30）。根據近年來的研究，有1/3以上的美國兒童生活在一個被嚴重剝奪的家庭中：食物不足、由於金錢成本高昂而無法獲得醫療服務、住房嚴重擁擠等。他們買不起書，看不起電影，更不要提擁有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了。聯邦政府每年少徵收的税金中有大約17,000億美元流進了中上階層人士的口袋。可按目前的税收支出計算，每年花在扶助貧困兒童身上的錢與分給中產階級以及富裕美國人的福利相比，前者還不及後者的十分之一。

如果以更公平、更新的標準衡量計算，美國真實的貧困人口約為6,000萬，真實的貧困兒童人數可以説超過2,000萬。不同的統計方式都指向了一個共同的結果，美國的兒童貧困率高得驚人，但兒童貧困的悲慘與結果往往被大家忽略。這些孩子長期生活在生理與心理的雙重痛苦之中，童年貧困的陰影將伴隨終身。

2015年，美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兒童中有43.5%承受着低食物安全的折磨。根據美國農業部的測算，全美所有有18歲以下兒童的家庭中，大約有1%處於“極低食物安全”的境地，也就是徹底沒有食物的狀態。美國的嬰兒死亡率也高於其他富裕國家。在所有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中，有40%上的是“赤貧學校”，貧困兒童有學習障礙的可能性是一般兒童的1.3倍。貧困也會影響這些孩子在成年後的薪資收入，貧困的孩子們想要突破階層的禁錮更是困難無比，尤其是有色人種。生產力降低、階層固化、健康開支大增、打擊犯罪成本上升，美國正在為兒童貧困付出代價……

美式貧困成因之爭

在嚴峻的數據背後，我們還可以看到什麼？如果美國的政策使如此大比例的兒童陷入貧困的惡性循環，那麼美國社會何以會允許事態惡化到如此地步？

這是一個歷來對貧困持偏見態度的國家。從19世紀早期開始，對貧困的起因，美國就形成了兩個互相敵對的意識形態陣營。奉行個人主義的陣營認為貧困是人們自己造成的，結構主義者則認為導致貧困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工作，缺乏政治權利以及種族歧視。但在馬德里克看來，這兩個極端之間還有認同“貧困文化”的第三個陣營，認為導致貧困的既有自身行為，也因制度結構。但從總體上講，個人主義觀點仍舊佔據了主導地位，這樣的觀點與等級觀念、種族觀念、精英主義以及一些宗教態度都很契合，而且還與商界宣稱政府幹預會破壞和阻礙效率及發展的觀點不謀而合，認為政府能力有限，且恐懼慷慨的福利會使得太多窮人和工人養成依賴。

美國甚至不能就“有多少窮苦的美國人”達成共識，更不用説削減貧困人數了。美國人不同意問題的嚴重性或應該在哪裏設定貧困線，不同意到底是誰的錯，或者因為個體的不良習慣、無能為力、頻繁生育等情況所導致的無法養育兒童而指責窮人。很多美國人擔心扶貧以及收入支持項目會使得受益人過度依賴政府，所以他們最終決定社會救助項目應該對受益人提出工作要求，美國貧困羣體能夠無條件獲得的現金補助越來越少。他們更相信有了撥發現金的福利項目之後，成人的貧困率會維持在較高水平，而兒童也將會跟着受苦。美國拒絕使貧困者過上體面的生活反映了對窮人的卑鄙和破壞性的偏見，美國社會的種族主義和階級優越感突出了這一點。馬德里克所強烈抨擊的正是美國社會的這種“貧困文化”，關於貧困根源的意識形態鬥爭不是一個抽象概念，它對貧困人口、政府政策以及美國人瞭解誰應為貧困負責而產生影響。

因此，馬德里克急聲呼籲：美國人是時候該重新教育自己了，改變自己對待種族的態度、對待貧窮的態度，並認識到這個國家兒童貧困的嚴峻現實。

美國福利政策比較與脱貧建議

為什麼幾十年來美國的社會福利政策沒有幫助到最需要的人？美國政府為貧困人口做了什麼？窮人究竟最需要什麼？

美國關涉兒童的主要社會福利項目有：勞動所得税扣抵制（EITC）、兒童抵税金（CTC）、撫養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計劃（AFDC）、貧困家庭臨時援助計劃（TANF）、補充營養援助計劃（SNAP）、婦幼營養補助計劃（WIC）、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和兒童健康保險項目（CHIP）等。

EITC讓所有養育子女的就業者家庭都能夠獲得税收抵免。CTC則規定有孩子的就業者家庭中，每一個未成年子女都能為整個家庭增加2,000美元抵税額度，但不適用於個人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或夫妻聯合申報年收入超過40萬美元的高收入人羣。AFDC始於1935年，後被TANF所取代，向貧困家庭提供現金補助，囊括單親媽媽與黑人女性，實際援助總額約佔年度GDP的0.6%。TANF為滿足就業要求的受惠者提供兒童保育服務補助金，但增加的補助金非常少。相比AFDC，TANF最終只覆蓋了原本三分之一的家庭，導致生活在赤貧狀態的兒童數量不降反升。SNAP，也稱食品券，始於20世紀30年代晚期，是美國最主要的扶貧項目之一。SNAP超過九成的受益人都是掙扎在貧困線下的人羣，有57%的受益人收入不足貧困線的一半。據統計，SNAP已幫助840萬美國人脱貧，其中有380萬是兒童。WIC是針對營養不良的女性、嬰兒以及兒童的現金福利項目。Medicaid允許所有低收入家庭兒童申請，而CHIP則為家庭收入略高於醫療補助計劃標準的兒童提供醫療保險。

可以説，美國不曾缺乏與兒童相關的社會福利項目，令人擔憂的貧困率其實是多種政策失靈的結果，而這些失敗又是美國人自己做出的選擇。遺憾的是，美國當下真正缺乏的，是政治意願。

馬德里克認為，增加教育和就業機會並不是解決之道。窮人最缺乏的是金錢，提供有保障的收入將使數百萬人擺脱貧困，並且在減輕其由於貧困所導致的許多終身影響方面大有幫助。馬德里克提出為所有兒童提供每月無條件的現金津貼，每年從4,000美元到5,000美元不等。但由於人們普遍認為，接受這種款項的父母會自己使用掉錢款，因此一直反對類似的現金補貼計劃。然而，馬德里克也發現幾乎沒有證據支持這一點。在歐洲和加拿大，這種類似的現金補貼計劃獲得了成功並且它們也沒有附加條件，我們應該嘗試相信絕大多數父母都在關心自己的孩子，通常不會把錢浪費在自己身上。

例如，加拿大各個地區撥發的兒童現金津貼數額不等。但其最終的結果引人注目。研究者們發現獲得更高津貼家庭的孩子們在學校測試成績更好，心理和身體都更健康。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研究者們早在2013年就發佈了一份有關向有孩子的貧困家庭撥發額外的補助會造成怎樣影響的報告，梳理了共計44,000份有關貧困影響的研究，將可能造成的影響分為34個類別，從而總結出收入確實就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在這些可靠的研究中，收入增加會讓孩子們在成就測試中的得分有顯著提升，情感行為更加穩定，健康狀況有所改善。所有這些被梳理的研究中，僅有5份顯示收入對兒童發展不起積極作用。給貧困的父母更多錢會讓他們在投資孩子的未來時更加慷慨，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者們分析的研究中有34項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只要家庭收入能夠增加10,000美元一年，就能彌平貧富兒童成就差距的一半。

顯然，過往的研究都為無條件的現金福利補貼會帶來長期的益處提供了證據。低收入就是造成物質困難的主要原因，馬德里克因此主張這應該成為制定新的、更有效的公共政策以及證明政府應該增加支出時的指導思路。

貧困已經在美國的幾乎每一個角落落地生根，貧困的孩子們被隔絕在正常的美國生活之外。他們在人生最初的階段未被給予足夠的幫助，無法過上正常的生活，也被剝奪了成長為可用之才而必須打下的基礎。馬德里克為我們揭開了“美國夢”的面具，認識美國更真實且不為人知的另一面。他用客觀的數據和理性的分析，帶領我們直擊美國社會的沉痾宿疾。如果連美國這樣的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都無法解決嚴峻的兒童貧困問題，更何況其他國家和地區。

然而，兒童貧困在我們日益關注的問題中仍居於低位。但兒童是一個不應被忽視的弱勢羣體，他們不像其他羣體，無論是通過網絡還是其他渠道，兒童很難為自己發聲，因而更需要我們的關注。兒童的悲慘遭遇，更令人心碎，它所激起的共鳴範圍也更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