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世17年無法安葬：死亡證明不該和醫療費拖欠捆綁

上海交大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圖片來自該院官網。

2003年，同濟大學的大二學生李奇樂，到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新華醫院”）看病，當天被確診為急性重症胰腺炎，在53天后去世。李家花費了40多萬元，其中26萬還是同濟大學師生和小區業主的捐款，但是欠了醫院12.4萬元。根據李母胡月琴的説法，因為欠醫療費，醫院一直不開具死亡證明，李奇樂就這麼一直被停放在了殯儀館裏。

為了一張死亡張明，胡月琴進行了長達17年的“拉鋸戰”，直到2019年1月，上海市衞健委發函，胡月琴才取得兒子的“死亡證明”（複印件），但是17年的屍體冷凍保管費已經接近20萬元，她還是無力將兒子接出來安葬。

整個新聞讓人唏噓不已，為了當初12.4萬元的醫療費欠款，胡月琴付出了17年的時間，死者17年來不能入土為安，有違人倫。誰為這樣的人間悲劇負責呢？有人指責，死者的母親寧可十幾年來不斷“折騰”，也不願意把那十幾萬的欠款給還上。

其實，從權利責任義務的分析來説，以不開死亡證明來要挾死者家屬付款，新華醫院要承擔更多的責任，這是濫用了醫院的行政管理職責。因為開具醫學死亡證明本身是一個行政行為，不能夠將之與醫院和患者之間的民事合同糾紛混為一談，否則就會形成“公器私用”的局面。

欠債還錢的前提是民事糾紛，而民事糾紛是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糾紛。但是，開具醫學死亡證明並不是民事關係，它是由衞生行政系統授權醫院行使的行政管理職能。在開具醫學死亡證明的法律關係當中，醫院是行政管理者，而死者（及家屬）是被管理對象，雙方地位並不平等。

醫院要維護自身的利益，防止病人逃單，這本身沒有錯，但自身維權也應該合法，在法律限度之內，不能將自身承擔的行政管理職責和經濟利益做捆綁。“我的地盤我做主”，這就是把國家賦予的行政管理職權當成手中的逼債利器。

從事件發展情況來看，醫院不出具醫學死亡證明，這個行為刺激矛盾升級，也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讓整個事件處理的社會成本越滾越大。冷凍費用如今也成了一筆鉅款，這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參考之前相關的判決，對於這部分“擴大損失”，還是需要由新華醫院承擔。在2010年的“李某父母訴瀋陽市第四人民醫院拒開《死亡醫學證明書》” 一案中，二審法院明確，開具死亡醫學證明行為是醫療機構的法定職責，醫院不能因患者未足額交費而不出具，由此發生的屍體存放費用應由醫院承擔。

小小一張居民死亡原因證明書，處於公安的户籍管理、衞健系統的公共衞生管理以及民政系統殯葬管理的交叉地帶，職責上有模糊之處，但是其直接和公民的身後權益相關，甚至直接觸及屍體穩妥處理的人倫底線。一碼歸一碼，死亡證明不能成為逼債利器，否則就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

經過十七年的“拉鋸”，李母終於拿到了死亡證明，但其中的教訓應該被汲取。醫院為死者開出死亡證明，這是法定的行政責任，人為設置障礙不足取。各地各級醫院以後若遇到此類情形，也該嚴格遵照法律，體恤人情，別再因交不起醫療費就拒開死亡證明。

□王肅 （媒體人）

編輯：王言虎 校對：趙琳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