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大壩。圖片來自網絡。
4月4-6日，非洲國家埃及、蘇丹和埃塞俄比亞圍繞埃塞俄比亞青尼羅河大壩，在非洲聯盟主席齊塞克迪的調解下，進行了持續3天的談判，卻最終未能達成任何協議。
這意味着，“非洲第一大壩”談判再陷僵局。
一觸即發的戰意
所謂青尼羅河大壩，位於埃塞俄比亞靠近蘇丹邊界的青尼羅河上，被稱作“復興大壩”。
該大壩規劃長約1800米，淨高175米，最大需水容量740億立方米，形成一個面積達1500多平方公里的人工湖，設計裝機容量6400GW，全部建成後，將成為非洲規模最大的水電站之一。
作為古老的農業國，埃塞俄比亞近年來積極推動工業化進程，人口增長率驚人（二戰結束時僅3000多萬人口，最新統計人口已達1.06億，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內陸國和非洲第二人口大國）。
近年來，埃塞俄比亞每年用電量平均增幅高達30%，電力供應已成制約國家發展和影響社會穩定的瓶頸（近一半人口幾乎全無電力供應）。不僅如此，該國農業很大程度上“靠天吃飯”，對攔蓄青尼羅河水自也是多多益善。
正因如此，埃塞俄比亞政府自2011年起就開始正式啓動“復興大壩”項目，並給出了40億歐元預算。
一再延期後，大壩於去年雨季（8月）完成第一階段蓄水，而最關鍵的第二階段蓄水擬定於今年7月開始。按調整後的計劃，第二階段蓄水完成一年後，第一批兩台渦輪發電機組將實現併網發電。
然而，埃塞俄比亞的這一大手筆，卻遭到埃及、蘇丹兩大鄰國的強烈反對、抵制。
埃及總統塞西日前表示，如果埃塞俄比亞方面“一意孤行”，在無法達成協議的前提下強行推動第二階段蓄水，則“勢必引發更多緊張局面”，並導致“難以想象的不穩定”，對此“埃及決不能接受”。
蘇丹外長阿爾馬赫迪表示，埃塞俄比亞此舉是“對尼羅河流域各國人民的威脅，而蘇丹則是直接受害者”。
3月31日，埃及-蘇丹兩國軍隊在蘇丹首都喀土穆以北的梅羅空軍基地，舉行了代號“尼羅河之鷹”的高調聯合軍演，兩國出動了包括法制“陣風”、俄製米格29等戰機，以及地面特種部隊，毫不掩飾其針對埃塞俄比亞和“復興大壩”項目的意指所在。
而埃塞俄比亞方也毫不退讓，表示“‘復興大壩’在本國領土上建造，純屬本國內政”，他國無權過問。
該國水利部長貝克雷稱，“一切將按計劃推進”。
埃及、蘇丹和埃塞俄比亞是東北部非洲最大的三個國家。
埃及曾是阿拉伯世界政治、文化中心，而埃塞俄比亞則是非洲聯盟總部所在地，對三國間的“窩裏鬥”，非盟自然不能袖手旁觀，“齊塞克迪調停”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的。
談判地點則在剛果（金）外長恩澤扎的奔走斡旋下，刻意放在了遠離衝突地點的剛果（金）首都金沙薩，與會的不僅有外交部長和外交官，還有水利、能源等領域的專家和技術官員。
原定談判時間只有48小時，但最終延長至3天，結果仍然是互不相讓。惆悵的恩澤扎最終只能獨自一人出席閉幕新聞發佈會，朗讀了充斥外交辭令但實質內容僅有“毫無進展”四字的聯合公報。
埃及境內的尼羅河。圖片來自網絡。
矛盾由來已久
尼羅河是人類文明發祥地之一，蜿蜒流經11個非洲國家，早在古埃及時期，下游的古埃及人就和尼羅河上游、位於今天蘇丹和埃塞俄比亞境內的丁卡、努爾等古老民族不斷爆發戰爭。
這些戰爭最主要的動機之一，就是爭奪尼羅河水源。
尼羅河的主要來源有白尼羅河、青尼羅河兩條，發源於大湖區的白尼羅河雖是世界第一長河，但因流經沙漠，水量不大。
而發源於埃塞俄比亞境內的青尼羅河，在蘇丹喀土穆附近匯流後，為尼羅河下游提供了80%的水量，且其河水夏季多、冬季少，定期氾濫，為埃及境內的尼羅河三角洲營造了肥沃的成片農田。
如果青尼羅河流域的用水增加，則下游蘇丹、埃及就會被嚴重殃及，農業、工業甚至城鄉生活都會遭受巨大影響，説“國運攸關”也毫不誇張。
19世紀末，英國殖民者染指東北部非洲，先後控制了尼羅河下游的埃及、蘇丹和白尼羅河上游大湖區的烏干達、坦桑尼亞等國；埃塞俄比亞（當時叫阿比西尼亞）則保持獨立。
1929年，英國主持了“尼羅河水源分配會議”，會後在其操縱下達成了一項尼羅河水分配方案即《沃斯特協議》 。
這項協議規定埃及和蘇丹共享青、白尼羅河水的87%（其中蘇丹18.5%，每年185億立方米，埃及68.5%，每年555億立方米），埃及且享有尼羅河全流域“影響水流分配工程”的一票否決權，而原本擁有尼羅河流域最豐富水源，有“非洲水塔”之稱的埃塞俄比亞卻被排斥在兩次會議之外。1959年又達成了埃及-蘇丹協議。
這兩項協議的參與國不是英國的殖民地就是保護國，很顯然，這個仲裁結果是英國“拉偏架”所致，埃塞俄比亞人是不滿意的。
作為新興的地區性大國，埃塞俄比亞的工業和基礎設施發展離不開電能，370萬公頃農田的“增值”離不開灌溉（水澆地佔比僅3%）。
半個多世紀以來，儘管埃塞俄比亞政局多變，經歷了帝國、門格斯圖政權和現政權三個時代，但“復興大壩之夢”卻一代代傳承下來，且隨着埃塞俄比亞經濟的騰飛和國力的增長，一步步從夢想變成實際行動。
然而埃及不答應。
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曾説，埃及“是尼羅河的贈禮”，該國農業灌溉和生活用水97%來自尼羅河，它決不可能容忍這份“贈禮”縮水甚至消失。
1978年，時任埃及總統薩達特在聽到埃塞俄比亞時任領導人門格斯圖“修壩”傳聞後，立即發出“想打仗就放馬過來”的戰爭威脅。
2010年，時任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再次聽到埃塞俄比亞欲啓動修壩項目的消息，迫不及待表示“修壩將越過戰爭的紅線”。
耐人尋味的是，薩達特和穆巴拉克都在發出和埃塞俄比亞修壩有關的戰爭威脅後不到一年，遭遇了被刺殺或被推翻的不測之禍。
但這絕不意味着，繼之而起的埃及領導人會在尼羅河修壩問題上改變立場。
不論穆爾西或塞西，對“復興大壩”的態度都如出一轍，只有“強硬”和“更強硬”的差異。
2019年4月之前，蘇丹在尼羅河問題上和埃及矛盾更大，而顧不上與埃塞俄比亞過多糾纏。
2019年4月，長期統治蘇丹的巴希爾政權垮台，取而代之的新政權轉而和埃及結盟，聯合向埃塞俄比亞施壓。
而埃塞俄比亞則採取了“不管不顧，照常推進”的立場，令三國間圍繞“復興大壩”的矛盾日益激化，直至到達戰爭邊緣。
事實上，剛剛結束的“尼羅河之鷹”軍演已不是第一次：早在去年11月中下旬，兩國已舉行了規模、性質相似的聯合軍演，甚至連代號都差不多——那一次叫“尼羅河鷹-1” 。
難解之結
儘管在非盟和非洲各國斡旋下，三國真正走向全面戰爭的概率並不算大，但“復興大壩”糾紛、尼羅河水之爭，實在是令人頭痛的難解之結。
當初英國出於自利，在尼羅河水分配談判中排斥埃塞俄比亞，單方面賦予埃及“一票否決權”，自以為得計。
如今的埃塞俄比亞卻以“本國從未參與河水分配機制”，理直氣壯地拒不承認埃及這一“特權”，令三國間連談判前提都談不攏。
埃及和蘇丹一直寄希望於“國際介入”，提出讓歐盟、聯合國和美國“充分發揮仲裁作用”，埃塞俄比亞最初勉強同意，但2020年2月，其以特朗普政府“偏袒埃及”為由憤而“退羣”。
此後正如非盟調停小組中埃塞俄比亞方專家達維森所言，埃塞俄比亞“已不可能接受國際仲裁，因為這種安排是不適當的，建壩與否純屬埃塞俄比亞內政”。
此次非盟的介入已是三國間所能共同接受的最後調停底線，但這種介入既無約束力，又無仲裁機制，在三方立場大相徑庭背景下，也註定只能是如今這種不歡而散的結果。
隨着“復興大壩”蓄水量年復一年增長，高懸在三國頭頂的“堰塞湖”也將變得一天比一天危險，但願這個難解之結、這場曠日持久的國際糾紛，不會以最激烈的方式爆發。
□陶短房（專欄作家）
編輯：陳靜 校對：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