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新聞》3月8日發表題為《讓記錄和記憶成為世界的教訓》的文章，作者為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安德魯·戈登。作者認為，通過記錄和吸取教訓，會讓人們在應對災難時有更多經驗，這很重要，日本如不是因為在長期歷史中樹立起災難意識並制定出合理對策，會有更多人喪生。全文摘編如下：
10年前，我深深震驚於日本那場前所未有的災難。當天我所能獲知的僅是日本遭遇了兩起重大災害：震級為9.0的大地震和侵襲了東北三陸海岸的破壞性海嘯。
之後幾周裏，世界漸漸得知有近2萬人在災難中喪生。而且東京電力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堆芯熔燬事故，災難更添一重。約有16萬當地居民為躲避核輻射而不得不背井離鄉。
美國哈佛大學賴肖爾日本研究所決定建立“日本災害數字資料館”（JDA），他們認為有必要將那些和地震有關的記錄和記憶以數字形式保存下來供後世參考。如今距離地震已過去10年，日本和其他各國的人們究竟吸取到何種教訓？
“3·11”的教訓並不那麼簡單。首先我希望人們認識到，日本本身就是一個擅長應對災害的國家。但即便如此，不論當時還是現在它仍有做得不盡如人意之處。
如果日本不是因為在長期歷史中樹立起災難意識並制定出合理對策，可能會有更多人白白喪生。日本廣播協會《救命大數據》節目組通過調查手機數據發現，地震發生時刻——3月11日下午2點46分災難現場約有70萬人，他們隨後經歷了大海嘯。根據大體計算，這些人中約有97%成功獲救。
而剩餘3%的遇難原因也帶給我們深刻啓示。除了交通堵塞以外，很多人都是因為固執返家而喪失逃生機會，雖然這種想法可以理解，但是他們卻因此付出生命代價。
另一點需要注意的是，災後重建不必全部由國家主導。有的自治體採取創造性方法，讓居民遷居至安全的高地，保留海洋景觀供人們欣賞。還有的地方加高防潮堤壩，完全恢復了以前的生活。各種各樣的重建項目彷彿是在進行一項自然實驗，若要根據長期效果判定最佳方案可能還要再等待10年。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日本研究項目創立者理查德·塞繆爾斯教授曾發表題為《“3·11”大地震是否改變了日本》的報告，詳細介紹了受災地區各級行政單位與各自治體之間形成的正面促進關係。災害發生後，合作自治體馬上向受災地區派遣支援人員，支援人員完成任務後也可帶回寶貴的救災知識和經驗。
因地震受到觸動的不僅限於研究者和政策專家。美國許多研究生都將研究課題換為“3·11”相關課題。例如：後福島時代的食品安全、受災地區人們的精神健康、受災地區決定生育的女性、對輻射的擔憂給生活帶來的影響、紀念碑和紀念館對保存記憶發揮的作用等。新一代研究者在今後幾十年裏似乎都會聚焦於這場大災害帶給我們的教訓。
震後，五百旗頭真和御廚貴兩位歷史學家做出了最重要的一項決定：永久保留大地震的記錄。此外，國立國會圖書館設立了名為“雛菊”的資料館，收藏許多東日本大地震的資料。我參加的JDA項目也在致力於資料收集工作，我們向用户開放權限使其可將自己的資料和報告上傳到庫中。
讓記錄和記憶成為世界的教訓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來源：參考消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