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澳大利亞和美英大張旗鼓地宣佈，三國簽署旨在對抗中國的安全協議“AUKUS”。該協議被澳總理莫里森譽為“保護共同價值觀並促進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和繁榮”的一個“歷史性機遇”。
隨着美中戰略競爭加劇，在支持華盛頓並遊説其他國家加入方面，亞太地區沒有一個國家像澳大利亞那麼積極。然而，堪培拉對超級大國關係的處理，為其他國家提供了一個免費的教訓——採取“澳式”做法的國家可能會最終變得孤立無援。
9月15日，美澳英領導人舉行視頻會議，宣佈簽署“AUKUS”協議。
“AUKUS”這樣的安全聯盟可能意味着澳方的努力帶來回報，因為在與中國關係惡化的情況下，美國力挺堪培拉的行動。
但從貿易角度看，情況要更為複雜。
堪培拉對超級大國關係的處理，為其他國家提供了一個免費的教訓。
澳大利亞是該地區所有國家面臨的困境最鮮明的例子。
澳大利亞經濟增長依賴中國，但安全卻依賴美國。
堪培拉的選擇揭示了某種心態背後的錯誤。
這種心態將因 “起來對抗中國”而遭受經濟衝擊視為一種榮耀。
堪培拉的選擇還意味着一個採取這種做法的國家可能會如何孤立無援。
澳大利亞對中國的轉變始於2016年下半年。但大多數情況下，北京將其不滿限制在外交領域。
這種情況在2020年4月發生了變化。當時澳大利亞政治領導人給人留下一種明顯的印象，即澳方與特朗普政府聯手，就新冠肺炎疫情攻擊中國。
北京採取了一連串的貿易行動，現在它們已影響到澳大利亞從煤炭到葡萄酒的十幾種產品出口。
儘管堪培拉“瘋狂的勇敢”做法的推動者，強調東京和新德里的官員與堪培拉發表了“反對脅迫性經濟做法”的聯合聲明，但東京和新德里甚至都不準備對中國指名道姓。
作為東南亞無可爭議的經濟和戰略重心的印度尼西亞，則完全拒絕簽署任何有關經濟脅迫的內容。
事實是，不少國家與北京的直接爭端遠比堪培拉的嚴重。
但似乎很少有人相信，澳大利亞政府的做法好於謹慎的對沖戰略。
澳大利亞現在是一個局外者，它與中國沒有高級政治對話，而且遭遇中方一系列的貿易措施。
6月，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與莫里森總理的一個聯合記者會上發表了尖鋭的言論。
《澳大利亞人報》關於李顯龍和莫里森會晤的報道。
李顯龍説：“（與中國）相處會有困難……你必須處理這個問題……但要把它們作為你想繼續保持的夥伴關係中的問題來處理，而不是把它們當作與你試圖對抗的對手的問題。”
今年5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堅稱美國“不會讓澳大利亞孤立無援”，但華盛頓並未表現出為兑現這一承諾而承擔成本的興趣。
今年3月，美國駐澳使館臨時代辦戈德曼為澳大利亞打氣。
“我只想説，繼續做你們做的事情，要相信美國和其他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希望看到澳大利亞的成功。” 戈德曼説。
然而，當看到最新的貿易數據顯示美國公司正向中國出口更多的商品，填補了被禁止的澳大利亞進口所留下的空缺時，美國使館拒絕發表評論。
白宮印度洋-太平洋事務協調員庫爾特·坎貝爾曾堅稱，只要澳大利亞受到貿易打擊，美國就“不準備改善與中國的關係”。
而6個月後，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高談與中國增加貿易。
此外，對美中貿易關係進行了8個月的評估後，本週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宣佈，拜登政府着力推動“重新掛鈎”，而不是脱鈎。
與此同時，澳大利亞貿易部長丹·特漢去年12月擔任這一職務以來，連與北京的部長通話都未能實現。
在澳大利亞所在的整個地區，大家都懂得這種複雜的平衡。
唯一的例外，也許是堪培拉。
作者：詹姆斯勞倫斯森；陳俊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