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財長認錯,拜登的“首要國內任務”不好整
拜登近日坦承,白宮正“努力遏制高通脹帶來的影響”,但短期內不太可能降低高漲的能源和食品價格,並考慮“以低於市場的價格繼續購買俄羅斯石油”。
美國這次“40年來最高通脹”,已經被拜登列為目前需要解決的“首要國內任務”。美國財政部長耶倫也公開“認錯”,稱自己去年對“通脹上行不會造成持續性問題”判斷是錯誤的,美國經濟已受到巨大沖擊。
一
從去年3月起,美國通脹數據就開始逐步攀升。今年1月,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7.5%,創下40年來最大增幅;2月,CPI上漲了7.9%,3月漲8.5%,4月漲8.3%,一直維持在高位。
CPI上漲,意味着物價越來越高,老百姓買東西越來越貴。5月31日,拜登把財長耶倫、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召到一起,討論通脹問題究竟如何解決。
美國為啥陷入高通脹?畢竟只有找準病因,才能對症下藥。
一般來講,M2的高增長是物價上漲至通貨膨脹的關鍵因素。所謂M2,即廣義貨幣供應量,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廣義貨幣供給,由流通於銀行體系外的現鈔加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儲蓄存款等構成,M2增速上漲意味着貨幣供應寬鬆。可以看下面這張圖——
美聯儲基礎貨幣與M2增速比較(作者供圖)
如圖所示,2020年美國疫情大爆發後,政府實施了大規模救助,海量貨幣無效投入,導致美國M2飆升——這預示着未來惡性通脹的發生率極高。
從這個意義上講,耶倫之“錯”,恐怕在於明明看到M2暴漲,卻認為“發生惡性通脹概率較低”;看到CPI已漲超2%,她還認為“這是暫時的”,是因供給因素所致。
此前,在耶倫看來,如果能取消特朗普對中國商品加徵的關税,打通供給端障礙(如現在美國各大港口的堵塞),將對美國物價產生積極意義,甚至比美聯儲加息、收緊貨幣政策更有效果。耶倫為此做了一些努力,還跟美國政府貿易代表戴琪發生“口角”。耶倫認為,特朗普對中國商品加徵的高關税,90%都變成了美國民眾的消費成本。
耶倫的觀點是有道理的。特朗普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税,當然會挺高美國物價;美西方對俄“石油禁運”,當然會挺高包括美國在內的全世界能源價格;能源和糧食價格暴漲,也會導致包括美國在內的全世界工業品價格上漲;再加上美國勞動力參與率下降導致“用工荒”並推高工資水平——這些都是美國高通脹的“非貨幣因素”。
因此,耶倫“認錯”,恐怕更多的意義在於“替白宮背鍋”。畢竟,總統已經因物價問題大大折損了公眾支持率。
而且,當下的美國,政治正確已超越經濟常識,像取消對華關税、終結俄烏衝突、停止切換商品供應鏈等對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有利的“非貨幣手段”,美國根本不願做,也沒能力做。
那怎麼辦?就只剩下美聯儲唱獨角戲一條路了。比如,不斷加息。
美聯儲大樓(圖源:新華社)
二
讓美聯儲獨擋物價上漲,作用有限。
為什麼?因為物價漲幅有“相對性”。CPI漲幅無非同比、環比,今年物價漲了,只要明年不再漲,明年的CPI同比漲幅就會歸零。換言之,今年的“漲價因素”如果明年消失了,如對華關税、石油價格不繼續漲,或美國政府停止無效撒錢,即便物價絕對值不跌下來,CPI漲幅也會消失。
可問題是,物價跌了嗎?沒有。物價同比下跌,那叫通縮,是比通脹還糟心的經濟問題。
同時,靠美聯儲獨自抑制物價,還會對美國經濟增長構成壓制,這是明顯的貨幣政策負作用,也是拜登、鮑威爾、耶倫等擔心的問題。美聯儲強調貨幣政策迴歸“中性”,實際就是在弱化市場對大幅加息的恐懼——畢竟,美國今年一季度GDP增速為-1.5%,已發生經濟衰退。
儘管美國乃至全世界都在關注物價,但更本質的問題是經濟停滯、物價上漲,即滯脹。治理滯脹,必須在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之間尋求平衡,孰輕孰重,次序如何,是美國管理者必須審慎考量的問題。
(圖源:網絡)
無論美國怎麼應對,有一點是肯定的:美國正在犯下嚴重錯誤。其基於所謂“政治正確”而無視經濟代價地一味胡來,真正的受害者是普通民眾。
疫情後美國基礎貨幣暴漲,原因在於白宮“開着直升機撒錢”,除維繫美國家庭開支外,財政支出基本毫無經濟收益。在此背景下,美國M2暴漲是貨幣泡沫,股價暴漲是股市泡沫,物價上漲則是消費泡沫。美國當前的惡性通脹是疫情中該國政府“無效撒錢”的結果,但不能只看到物價上漲的貨幣因素,而忽視通脹中的諸多非貨幣因素。
美國政府當然希望民眾只關注物價上漲背後的貨幣超發因素。如此一來,美國對華貿易戰、對俄烏衝突拱火澆油、華爾街金融大鱷炒大宗商品期貨等非貨幣因素就容易被忽視。但恰恰這些才是關鍵因素。試想,如果美國公眾對物價的看法跟過去的耶倫一樣,緊盯美國對華加徵的不合理高關税,緊盯美國為圍剿中國而擾亂供應鏈,緊盯俄烏衝突及隨之而來的全球糧食和能源價格飆漲,那美國政府會是怎樣的壓力山大?到時候該“認錯”的,豈止耶倫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