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朱光興：種族歧視難休，澳大利亞華裔何以生存發展？
中新社北京6月21日電 題：朱光興：種族歧視難休，澳大利亞華裔何以生存發展？
中新社記者 馬秀秀
近期，澳大利亞政府委託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開展了史上最大規模針對華裔羣體的民意調查。調查報告顯示，在過去一年中，受訪者中有近四成華裔遭受區別對待或言語攻擊，甚至有18%的華裔遭受過人身威脅或攻擊，另有半數人表示澳媒體對中國的新聞報道過於負面。
在中澳關係遇冷和全球疫情持續影響的當下，澳大利亞華裔的生存發展狀況如何？未來又該如何？華僑大學中華文化與世界文明研究院專家、華僑大學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院副院長朱光興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作出深度解讀。
中新社記者：中國人移居海外的歷史久遠。長期以來，一代代華僑華人用辛勞智慧，為居住國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文化多元和中外關係做出了重要貢獻，成為受到各國普遍歡迎的移民羣體。華人羣體移居澳大利亞經歷了哪幾個階段？
朱光興：澳大利亞是一個移民國家，有三分之一人口出生在海外。華人移民澳大利亞已有200多年的歷史，這段歷史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1818年至1901年，華人從大量湧入澳大利亞到遭遇排斥驅逐。
1818年，廣州人麥世英抵達悉尼，成為有文件記載的首位來到澳大利亞的華人。19世紀50年代，澳大利亞發現金礦，此後數以萬計的中國勞工前往淘金。
由於華人克勤克儉，財富迅速積累，引起部分當地白人嫉妒。1861年至1880年間，澳大利亞排華情緒高漲，多地建立“礦工保護聯盟”“混合礦工工會”等組織，開展反對有色勞工和移民的運動。1888年，澳大利亞的六個殖民地召開會議，達成了“嚴禁華人入境”的共識。
第二階段是從1901年到1978年，“白澳政策”確立並全面實施階段，在澳華人作出抗爭。
1901年，澳大利亞聯邦議會頒佈《移民限制法案》，實施“白澳政策”，目的是要建立一個能永久保障白人利益的單一種族國家。自此，澳大利亞華人的處境愈加艱難。面對困境，在澳華人開展了長期抗爭，迫使澳政府反思其種族歧視政策。
1972年，澳移民部長宣佈接受並資助非歐洲裔移民入境；1975年，《反種族歧視法》出台，首次以法律形式規定澳大利亞人不分種族、膚色與信仰，一律平等；1978年，弗雷澤政府接受《蓋勃利報告》並修改移民法，強化多元文化政策，“白澳政策”退出了歷史舞台。
第三階段是從1978年至今，是華人羣體不斷融入和發展的階段。
“白澳政策”廢除後，澳政府於1979年實行更為寬鬆的“積分制”移民政策，吸引了大量華人移民；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大量中國留學生進入澳大利亞；上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澳政府鼓勵技術移民，並進一步放寬留學生入籍標準，華人數量進一步增加；2012年以來，隨着中澳經貿合作和人文交流的深入開展，在澳華人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不斷提升。然而，隨着全球疫情持續蔓延和中澳關係變化，澳大利亞華人面臨着一些新困境。
中新社記者：儘管澳大利亞出台《反種族歧視法》客觀上促進了在澳華人的生存發展。但仍有逾三分之一的華裔受訪者曾遭受種族歧視。可否分析下這一問題產生的原因？
朱光興：隨着《反種族歧視法》的出台，“白澳政策”成為歷史的陳物，澳大利亞社會的多元文化特徵日益凸顯，族裔構成也發生了較大變化。1947年澳大利亞亞裔人口僅佔總人口的0.8%，在1988年達到了4.5%，目前亞裔人口占比已經達12%左右。
澳大利亞統計局資料顯示，1975-1976年赴澳華人僅為1568人，1985-1986年上升為6639人，1995-1996年達到17246人。據統計，2019年澳大利亞華人人口達139萬，約佔澳大利亞2554萬人口總量的5.4%，併成為除了盎格魯-撒克遜人(Anglo-Saxon)和愛爾蘭裔之外的最大族裔羣體，中文也成為澳大利亞使用廣泛的第二大語言。
不止於此，此法案的頒佈為澳大利亞華人創造了更多的就業和發展機會，推動了華人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的提高。2019年《澳大利亞人報》發佈的澳大利亞財富排行榜中，有一位華人位居前十，有15位華裔入圍最富有的250人榜單。
此次調查報告涉及華裔曾遭受種族歧視問題，首先是“白澳政策”影響仍存在，“新種族主義”悄然興起。
多元文化政策強調的是族際平等共存，但當地人潛意識仍認為白人文化是澳大利亞文化的主流，沒能修復主流羣體與少數族裔之間的文化裂痕。“新種族主義”支持者宣揚狹義的澳大利亞國家認同，認為某些特定羣體沒有融入所謂的“澳大利亞價值觀”。1997年，保琳·漢森組建了極右翼的澳大利亞“一國黨”，其綱領與“白澳政策”極其類似，該黨多次在聯邦議會中取得議席。2018年，澳聯邦獨立參議員弗雷澤·安寧在國會發言中甚至要求恢復“白澳政策”。
其次，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中澳關係持續遇冷，也是澳大利亞華人受歧視事件頻發的重要因素。一是，澳大利亞政府近年來對華外交政策借疫情妖魔化中國，並由主流媒體將問題擴大化，同時澳社會對華人羣體的政治忠誠存在疑慮。二是，華人努力打拼的優秀品質及取得的財富和成功，導致部分澳民眾的心態失衡，擔心生存發展空間受到擠壓。三是，華人羣體與澳大利亞主流社會仍存在文化、價值觀念等差異，如新冠疫情期間“要不要戴口罩”的爭議，折射出不同族裔文化的隔閡，也是澳社會對華人羣體產生誤解、恐慌乃至歧視的原因之一。
中新社記者：調查報告中提及，澳大利亞自由黨候選人廖嬋娥於2019年當選聯邦眾議員，成為澳大利亞歷史上首位華人眾議員。目前，華裔融入當地主流社會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
朱光興：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澳大利亞華人蔘政出現轉機，政治影響有所增加。歷史上有多位華人，如來自中國香港的何沈慧霞、來自柬埔寨的林美豐、出生於重慶的陳之彬等曾當選澳大利亞的州議員和聯邦議員。特別是，廖嬋娥於2019年成為澳大利亞歷史上首位華人眾議員。
在其他方面，如學界、商界、科技界等領域，澳大利亞華人也取得了較大成績和影響。特別是華人青年學者的影響力不斷提升，已成為澳青年科學家羣體的傑出代表。
然而，也有華人表示，華人往往要比白人付出更多努力，才能更好融入主流，而且他們大多無法逾越橫亙在其與主流社會之間的“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因不同種族而形成的職場升職障礙)。
值得一提的是，華人是澳大利亞社會抗擊新冠疫情的參與者和貢獻者。疫情暴發以來，他們不僅支持中國抗疫，還積極在澳開展慈善捐贈活動，為當地醫院籌集醫療物資等。華人社區的慈善活動不僅為澳大利亞社會做出重要貢獻，也彰顯了華人羣體高度的社會責任感。
此外，澳大利亞華人還通過加強與地方政府、社區的聯繫，積極融入主流社會。2020年2月12日，西澳僑領應邀出席西澳州諮詢會，就種族歧視、華人生意等議題發表意見。會上，西澳州州長麥高文肯定華人社區的貢獻，並強調反對任何形式的種族歧視。當年2月18日，駐珀斯總領事董志華與西澳州州長麥高文在珀斯市中心北橋(唐人街)中餐館就餐，多位西澳僑領一同前往。
中新社記者：在澳大利亞種族歧視現象頻發、中澳兩國關係遇冷背景下，中國赴澳留學生受到了哪些負面影響？
朱光興：中國教育部2020年、2021年連續兩年的第1號留學預警均針對澳大利亞發佈，均提到中國在澳留學人員遭遇歧視性事件乃至惡性襲擊，提醒留學人員謹慎選擇赴澳或返澳學習，可見在澳留學生受到負面影響，處境艱難。
疫情暴發初期，澳總理莫里森於2020年2月宣佈“禁止任何從中國來或過境中國的非澳大利亞人到澳”。這意味着當時有10萬多名中國留學生不能按時返澳學習。
根據澳內政部統計數據，2020年下半年在境外提交的國際學生簽證申請數量明顯縮減，特別是來自中國的留學申請較2019年同期下降了46%。
受疫情影響，澳大利亞高校授課模式以網課為主，留學性價比降低，留學意願明顯下降。而國際教育的遇冷，對澳大利亞經濟造成了一定的打擊，據統計，最高峯時約1.73萬人因此失業，並連帶華人經濟活動受到影響。
基於澳聯邦政府當前對中澳合作所持態度，中國國家發改委宣佈將“無限期暫停”與澳大利亞戰略經濟對話機制下的一切活動，中澳友好合作的基礎產生裂痕。隨着海外疫情的持續影響和中澳關係的變數，將有越來越多的留學生或新移民選擇離開澳大利亞，或迴流中國，或再度移民第三國，甚至可能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移民迴流潮。
中新社記者：面對當下困境，澳大利亞華裔羣體應如何更好實現生存發展？
朱光興：華人始終是澳大利亞歷史進程的參與者，相信他們在融入當地社會的同時，可以實現自身更好發展。針對當下澳大利亞華人面臨的困境，以下幾點建議可供參考。
首先，要運用法律武器，維護合法權益。
目前，澳大利亞華人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仍相對薄弱。根據亞裔澳大利亞人聯盟創始人Erin Chew對疫情期間種族歧視案件的調查分析發現：“大約有88%的亞裔沒有報警”。對此，華人應該勇敢地站出來，積極運用法律武器，發揮華人律師團隊和專業協會的作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其次，要通過公眾平台，傳達華社聲音。
澳大利亞華人可以通過主流媒體、新媒體平台、政府請願網站等，更為生動、及時、廣泛地向主流社會，表達華人訴求，傳達華社聲音，以改善當前面臨的生存狀況。例如，2020年4月，澳大利亞華人作家羅旭能、華人論壇主席李逸仙等16位華裔聯名發表《關於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民族團結的公開信》，表示種族歧視是對澳大利亞國家團結的威脅，並號召大家團結對抗疫情，公開信在當年6月的澳大利亞議會上獲得兩黨重申“支持多元文化主義和每名澳大利亞人至關重要”的強烈響應。
再次，要加強交流合作，促進族羣融合。
華人羣體可以舉辦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聯合其他族裔，加強文明交流互鑑，增進澳大利亞社會對華人羣體的理解和認同。例如，2019年6月，南半球首屆“媽祖巡安”活動在悉尼舉行，中國、日本、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等國信眾參加，活動成為增進文化交流、團結亞裔的重要媒介。澳大利亞華人還可通過攜手各族羣共同抗擊疫情，消減族羣界限，為當地防疫抗疫貢獻力量。
另外，要重視文化傳承，搭建溝通橋樑。
華人具有獨特的文化基因，可以成為澳大利亞多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相對於第一代移民，澳大利亞華裔新生代成長於不同文化相互碰撞的環境之中，不僅能為澳多元文化繁榮做出貢獻，也能加強中澳人文交流，為中澳關係走出低谷發揮作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