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記者”：“逆行”印度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記者趙旭在從國內到印度新德里的旅途中（阿聯酋迪拜至印度新德里航段）佩戴兩層口罩。視頻截圖
↑5月7日，新冠患者在印度北方邦的一處錫克教謁師所吸氧。（新華社發，帕塔·薩卡爾攝）
↑4月30日，新冠患者在印度班加羅爾的一家醫院接受治療。新華社發
新華社北京5月19日電(記者王若辰)5月19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 “問記者”：“逆行”印度是一種怎樣的體驗——新華社客户端有一個欄目讓新聞離受眾更近、更有温度》的訪談。
“燈光璀璨”@趙旭：印度的疫情現在怎麼樣了？
趙旭：基本上疫情形勢依舊嚴峻，還看不到短期內緩解的可能。
“從頭再來”@趙旭：印度的街景與平時有什麼不一樣？
趙旭：以往早晚高峯堵車特別嚴重，現在明顯車流量少了很多。
“磨嘰大王”@趙旭：網上看到的印度就地火葬的現象，是不是真的啊？
趙旭：首先要説明，火葬是當地的傳統習俗，並不是因為其他方式處理不過來隨便燒掉。不過當前印度一些地區的火葬場或公墓的確處於超飽和運行狀態……
提問的是天南海北的網友，而有問必答的趙旭，是新華社駐新德里分社記者。4月末，趙旭結束在國內的短暫休假，“逆行”返回正處疫情“風暴中心”的印度，發佈多組客觀真實的疫情陰雲下的印度報道。
在新華社客户端上，通過報道頁面的“問記者”功能，網友們向趙旭提了許多問題，趙旭予以解答，並在隔離期間有限條件下“懟臉自拍”，多次視頻答覆網友提問，受到廣泛關注。
“問記者”成了連接疑問與真相、讀者與記者的橋樑，藉由這座全天候、覆蓋全球的橋樑，一趟趟“重去重回”的“信息班列”在記者與網友之間頻繁互動。遍佈全球各地、總在新聞現場的新華社記者，猶如網友身邊多了無數雙“千里眼”。
而記者們跳出報道的“真人互動”，也使“問記者”成為記者觸摸網友、形象輸出的窗口。幽默逗趣的“相聲記者”許楊，被網友暱稱為“鮮花舍小羊”的新華社記者張揚，以視頻、語音等“多措並舉”帶來巴以衝突前線報道的戰地記者尚昊，長期關注“天問”“胖五”的科技記者胡喆……“問記者”也塑造着“國社網紅”矩陣。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專訪“新晉網紅”趙旭，聊聊報道內外的故事。
我在新德里報道印度疫情
記者：最近幾日，印度疫情有哪些新情況？
趙旭：此前連續25天日增確診病例超過30萬例之後，5月17日，這一數字降至30萬例以下，但這更多是由於週末檢測人數下降造成的。印度衞生部18日公佈的數據顯示，印度累計確診病例已超2500萬至25228996例。
同時，死亡病例數也在增加。自本月8日單日新增死亡病例首次突破4000例以來，單日死亡病例數不斷打破此前紀錄，已連續數天超過了4000例。18日的數據顯示，新增死亡病例4329例，為疫情暴發以來最高紀錄，累計死亡278719例。
印度疫情嚴峻形勢仍未減退。
面對嚴峻的疫情，印度聯邦政府明確表示不在全國推行封城舉措，而是將這一決定權交給地方政府。聯邦政府在抗疫物資供應方面加強了進口和協調力度，但仍是錯漏百出，因氧氣供應不足導致的缺氧死亡案例每天都有發生。
記者：印度疫情對其他國家有何影響？
趙旭：印度疫情的外溢效應明顯。目前累計已有40多個國家報告了印度發現的變異病毒毒株，而印度鄰國尼泊爾更是首當其衝。尼泊爾衞生當局在四月初報告的每日新增病例均在200例以下，但過去數週里尼泊爾單日新增病例不斷激增，本月8日開始至今，單日新增病例已破紀錄地升至8000例以上。
近期國際社會對印度疫情十分關注，一些國際研究機構和媒體也紛紛刊文，指出印度疫情的實際現狀比官方發佈的數據嚴重許多。
從一線記者的切身體會來説，我回到新德里已有近20天，這期間我認識的所有印度朋友的家中都有人被確診，部分朋友的親人已經離世。
此外，當地還出現了醫療資源遭到擠兑的現象，有兩點值得注意——
第一，除了氧氣產能和運輸環節薄弱之外，恐慌情緒是造成當前各地缺氧的重要因素。連日的缺氧局面使得許多患者家庭開始儘可能多地囤積氧氣，而不法商販在黑市高價販賣氧氣更加重了這一恐慌。一些本來不太需要氧氣治療的輕症患者也在這種恐慌情緒下大量吸氧，更加加劇了氧氣的供需失衡。
第二，一位朋友告訴我，他所在的新德里東郊的一家醫院裏牀位不足，主要是與部分工作人員“趁火打劫”有關。他告訴記者，第二波疫情以來，新德里部分醫院遭遇了醫療擠兑，但也有部分醫院僱人提前“住院佔位”，製造牀位緊張的假象。被確診感染的患者如果想要住院，必須繳納高達幾萬盧比的“牀位費”才能獲得一張缺少氧氣供應的牀位。
疫情“風暴中心”，新華社團隊的工作和生活狀態如何？
記者：“逆行”印度前，印度疫情如何？臨行前有何心理活動？
趙旭：我是北京時間4月29日從北京出發，當地時間30日中午回到新德里分社。當時印度已連續超過一週的單日新增確診病例超過30萬例，我回到分社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1日，單日新增確診首度超過了40萬例。
其實出發前最擔心的還不是感染風險，而是能否順利完成中轉，成功回到新德里分社。由於中印商業航班已停飛一年多，我返回分社必須先乘坐中國國航航班前往迪拜，再轉乘阿聯酋航空飛回印度。
此前有同事在4月初返回新德里時在迪拜機場遇阻，而且疫情期間各國入境政策存在突然變更的可能。回程前我還計劃過轉飛印度鄰國尼泊爾，可就在出發前一天，尼泊爾政府突然宣佈自28日午夜開始，禁止外國公民經尼泊爾中轉前往第三國。
當29日凌晨，終於在迪拜機場拿到飛往新德里的登機牌後，我隔着口罩長長地舒了口氣。
現在回想起來，返回分社前更多的心理活動其實集中在“如何規劃路線順利返回”，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對回到疫區和路上感染風險的恐懼和焦慮。
臨行前，我愛人非常擔憂，但出於對我的工作支持也沒有過多阻攔。可兩位母親的説服工作就比較難做，一番努力下才讓她們理解了我的堅持。
記者：行李裏有哪些特別的物品？
趙旭：最主要的就是藥品、醫療器材和日常防疫物資。當前印度各地的醫療資源擠兑嚴重，我們必須做好準備。我帶了治療新冠的中藥和中成藥，還有一台製氧機，作為分社所有內派人員的託底保障。
記者：回到印度，有哪些合乎或超乎您預想的情況？
趙旭：我回來之前一直在想，當前日增30萬+已成常態，印度民眾的防範意識是否依舊淡薄呢？這個問題在我踏出機艙門的一剎那就得到了答案。
在機場進行核酸檢測時，除了負責咽拭子採樣的幾名工作人員全副武裝（防護服、N95口罩、手套、面罩）外，機場其他所有服務人員都只是簡單戴着一隻醫用外科口罩，許多都明顯是被重複使用過的。
記者：在疫情“風暴中心”，新華社團隊的工作和生活狀態如何？
趙旭：新德里分社目前一共有3名新華社內派人員，每天要處理中英文的圖文視日常報道，還要對接完成新華社各部門的約稿要求，工作還是挺繁重的。
以我值班的5月3日至9日這周為例，每天要處理英文稿件十多篇，採寫動態類中文稿件1-2篇，審發圖片30-50張。由於印度疫情持續廣受關注，我還與其他國內外分社同事聯動，配合總社編輯部完成全媒頭條、全球連線、海媒直播、中文直播以及“問記者”答問等六七組報道。
不值班時，同事們會為手裏的約稿進行採訪和寫作，或者自主策劃一些選題等。
記者：您能感覺到病毒的威脅嗎？
趙旭：仔細想想，我和分社的同事們現在算得上是危險近在咫尺、生死一線之間。
通過印度政府推出的防疫自檢監測軟件可以看到，截至當地時間18日早上11點，在我的居所附近直徑一公里範圍內，有128人在過去28天內被確診感染了新冠病毒。也許你會覺得這個數據比較恐怖，但其實相較於我剛剛回到分社的那周，該數據已明顯降低。4月30日當天我回到分社時曾查看過，當時附近500米範圍內就有超過500人被確診感染。
當然，由於這是一個自檢監測軟件，信息採集主要依靠民眾自主填報，因而準確率很難判定，也不能由此推導印度疫情的走向或趨勢發展。但這些數據至少會時刻提醒自己，防範意識一點不容鬆懈。
當前，印度各地醫療資源擠兑使得醫療系統幾近癱瘓，即使陽性確診病例也不會被強制隔離，全憑患者自覺。這其實給分社記者造成較大的心理壓力，總是擔心因百密一疏而感染病毒。
現實情況就是如此，工作生活仍要繼續。俗話説既來之則安之，如果你無法改變，就要學會適應。只要做到科學防護、物資接續到位，做好長期全面規劃並有序應對，積極樂觀面對這一困難時期就好了。相信分社同事們會從這波疫情中全身而退，其實沒有什麼過不去的火焰山。
“回答網友提問‘感受最深的一件事’時，我隔着屏幕也心潮起伏”
記者：通過“問記者”用視頻回答網友提問的源起與過程是怎樣的？視頻發佈後又得到哪些反饋？
趙旭：報道印度疫情的稿件播發後，我收到了許多網友通過新華社客户端“問記者”功能表達的祝福，也收到了數十條提問。比如，那邊真的這麼嚴重嗎？印度控制疫情現在最急需的是什麼？這些天最觸動記者的是什麼事？
我就想錄一個視頻來聊聊自己的所見所思。也沒有特意準備，只是希望能用這種方式，對網友關心的印度疫情實際情況做個深入淺出的介紹，再加上一些鮮活的事實，更有利於國內網友瞭解當地的真實狀況。
這份特殊時期裏的記錄，最終以新媒體報道的形式播發，受到了國內網友廣泛關注。我現在在新華社客户端上有約3000位粉絲，人氣還不錯。
也有很多網友對我的“逆行”點贊。其實結束休假後返崗，是我的職責所在，新華社所有駐外記者都一樣。
記者：通過“問記者”與網友互動有何體會？希望塑造怎樣的新華社記者形象？
趙旭：最深的體會是，“問記者”為新聞報道增添了一個出口，在客觀報道之外讓新聞更有温度，也讓記者的報道更有感情。
比如在回答網友提問“感受最深的一件事”時，我隔着屏幕打字也心潮起伏。後來我通過視頻回答這個問題時，也沒有刻意控制自己的情緒，因為朋友的親人因新冠離世的確讓我感到無奈和難過。
新華社記者是一個個普通的個人，我希望通過自己專業的報道完成各項工作，也希望專業的報道能夠距離受眾更近，讓受眾更能感同身受。選擇了這份工作就應該扛起相應責任，希望能夠不辱使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