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9月11日報道（文/徐劍梅）
2001年9月11日，美國本土遭遇歷史上最大規模攻擊，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機衝向美國經濟、軍事和政治象徵的世貿中心雙子塔等建築，造成2977名平民死亡。
在震驚、混亂和悲傷中，這場恐怖襲擊為號稱“美國世紀”的20世紀畫上休止符，開啓了21世紀的大門。
意想不到的是，歷經20年，美國的“9·11”時代仍以震驚、混亂和創傷畫上句號。以“9·11”事件為發端，美國及世界的進程和國際格局發生不可逆轉的改變。
記憶的代溝
“9·11”是一起無可爭議的世界歷史大事件，當時已經成年的人，多數可能一輩子記得它發生時自己身在何方。
飛機撞上世貿雙子塔時，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正在佛羅里達一所小學和孩子們念兒童讀物，白宮辦公室主任走到他身邊，附耳私語：“美國正在遭受攻擊。”小布什表情凝固，被敏鋭的攝影記者抓拍，成為定格於歷史的一幀經典畫面。
隨即，小布什及其幕僚緊急進入“空軍一號”和地下掩體。幾天後，小布什在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講，宣佈美國的“反恐戰爭從‘基地’組織開始”，併發出著名的世紀之問：“美國人在問，他們為什麼恨我們？”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艾米·澤加特對那一刻她在做什麼記憶猶新。她説，當時，她剛當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公共政策教授，正在撰寫一本關於美國安全機構如何適應冷戰終結的著作。世貿中心雙子塔倒塌時，她正一邊看電視，一邊給孩子喂早餐。“我把孩子們從電視前拽開，在丈夫的懷裏抽泣，然後鑽進車裏，開車去了學校。”
奧巴馬的前副國家安全顧問本·羅茲是“9·11”事件親歷者，當時24歲，在紐約念研究生。羅茲説：“我看到第二架飛機撞向世貿中心，接着看到第一座雙子塔的倒塌。我生命中到那時為止所做的一切突然變得都微不足道。我走了幾英里路回到公寓……接下來的幾天裏，我住的皇后區舉行了好幾場消防員的葬禮。”
2019年，羅茲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講授美國總統言論和外交政策課程。他的感觸是——他的學生們閲讀小布什在“9·11”事件後的演講，“就好像它來自另一個星球”。學生們列舉的美國當前最緊迫問題中，氣候變化高居榜首，其次是經濟不平等、學生債務、結構性種族主義等等。羅茲説，沒有一個學生提到恐怖主義。
美國疾控中心數據顯示，如今，超過7000萬美國人出生在“9·11”事件發生之後，另有數百萬美國人當時過於年幼，同樣“無法理解隨之而來的破壞和蜕變”。
20年一彈指，時代已發生重大改變。新問題層出不窮，老問題不再突出。早在“9·11”事件十週年時，英國《經濟學人》就指出，西方公眾對恐怖主義的關注程度大為下降，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以及富裕國家民眾來説，經濟安全已經成為比物質安全更為緊迫的問題”。
皮尤研究中心民調顯示，近年來，隨着經濟、新冠疫情、種族主義等問題日益成為公眾關注的緊迫問題，將恐怖主義視為國家重大問題的美國人比例大幅下降。到2020年，僅四分之一美國人認為恐怖主義是個大問題，醫保和聯邦預算赤字則被列為首要問題。
美國不少專家認為，“9·11”事件將美國生於上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的“千禧一代”與生於90年代中期的“Z一代”區分開來。對前者來説，“9·11”同時也是強烈的情感記憶，而對後者則更像是被灌輸的二手知識。
“9·11”時代“是一段美國早就應該結束的歷史”，在“9·11”事件20週年紀念日來臨之際，羅茲如是説。他的看法，在美國輿論中頗具代表性。
昂貴的失敗
20年前，“9·11”事件發生不到一個月，美國便朝野高度一致地發動了阿富汗戰爭。當時報章上，亦曾出現開戰容易止戰難的警告，以及從大英帝國到蘇聯，阿富汗乃“帝國墳場”的殷鑑之憂，而白宮和五角大樓，信誓旦旦對進攻之後的下一步乃至下幾步均有方案。當時幾乎沒有人預料到，美軍在守撤之間，徘徊20年。阿富汗戰爭跨越4名美國總統的任期，演變成為美國曆時最久的一場戰爭，漫長到其本身成為美國“9·11”時代“倉皇的休止符”。
20年間，超過2400名美軍在阿富汗喪生，而失去性命的阿富汗人則數以萬計。據布朗大學研究人員估計，在美國入侵和佔領阿富汗期間約有17萬人死亡。另根據布朗大學的戰爭成本項目，全球反恐戰爭最終花費了美國大約8萬億美元，一説在阿富汗至少花費了兩萬億美元。
以如此高昂的代價，美國仍然步了大英帝國與蘇聯的狼狽後塵。重演“西貢時刻”的美國，如同先前那些自恃優越的大國，沒能把阿富汗變成他們喜歡的樣子。重掌國家政權的塔利班，與戰前相比，控制了更多的地區，擁有了更先進的武器，還贏得“打敗一個超級大國”的名聲。美國前政府高官大衞·羅斯科普夫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評論説：“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這場美國曆時最長的戰爭都是一場代價高昂的失敗……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美國政治和軍事領導人20年來錯誤決策的頂峯。”
有專家分析説，美國陷入阿富汗泥潭，與發動伊拉克戰爭的“重大錯誤”密切相關。美國以最終被證明為莫須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入侵伊拉克，逮捕和毆打無辜的伊拉克人，打開了“潘多拉之盒”。正是伊拉克戰爭的牽制，製造中東的動盪，催生新一代恐怖分子，給了塔利班喘息之機。
不過，儘管從阿富汗的狼狽撤軍，對美國國際形象造成沉重打擊，拜登因此支持率大跌，但儘快結束阿富汗戰爭，始終是這些年來動輒劍拔弩張的美國兩黨難得的共識之一。早在十年前，民調已顯示美國公眾對戰爭感到厭倦。小布什之後的三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大幅壓縮駐阿美軍並從伊拉克撤出戰鬥部隊，特朗普明確設定從阿富汗撤軍最後期限，而拜登只是推遲3個月而已。
羅茲説，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小布什總統任期結束時，已經不可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美國對“9·11”的反應弊大於利。他回憶道，奧巴馬連任後，便致力於改變外交和國家安全政策的優先事項，白宮內部就如何結束“9·11”時代展開討論。2013年，奧巴馬在美國國防大學發表演講説:“過去10年裏，美國在戰爭上花費了一萬億美元，導致赤字激增，限制了我們在國內進行國家建設的能力。”中東大變局中，奧巴馬不願承擔直接干預的成本，提出“從後領導”，已透露力不從心的徵兆。
前美國駐阿富汗大使厄爾·安東尼·韋恩回顧説：“我們的部分錯誤在於，我們認為我們可以用自己的硬實力做太多事情。”
深重的“內裂”
“9·11”會被視為加速美國衰落的催化時刻嗎？
20年反恐戰爭，在“9·11”20週年來臨前慘淡收場，令曾任美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務特別代表的詹姆斯·多賓斯用“失落”來形容這段時期。他認為，入侵伊拉克可能是美國建國以來外交政策中最糟糕的一個決定。但美國過去20年的“失落”根本原因還在於美國國內發生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加劇了國民共識的瓦解”。
究其原因，多賓斯説，答案又回到了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90%的好處流向了最富10%人羣。美國外交政策被視為戰後國際秩序主要支柱，但不相信美國外交政策所追求目標的一代美國人大幅增加。
斯賓塞·阿克曼在其著作《“9·11”時代如何破壞美國的穩定，造就了特朗普》一書中説，對“9·11”的反應在美國國內產生了深刻的負面影響。戰爭加劇了美國國內分裂、仇外和對少數族裔更廣泛的恐懼，官員將酷刑和引渡作為政策工具，就伊拉克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他們在阿富汗取得的進展撒謊，但卻無人被追究責任。
民調顯示，“9·11”事件發生後，美國民眾在很大程度上擱置了政治分歧，並對政府表現出很高的信任度——2001年10月的民調顯示，當時六成美國成年人表示信任聯邦政府。但如今，多名學者指出，美國衰弱和衰落的長期根源更多地來自國內而非國際，金融危機加劇了全球化帶來的巨大不平等，加深了美國的內部分歧。美國社會和政治嚴重的兩極分化，對美國的全球地位直接構成挑戰。
內裂如此，對外，小布什之問“他們為什麼恨我們”並未得到解決。當年小布什自問自答説：“他們憎恨我們在這裏看到的——一個民主選舉的政府。”
但在羅茲看來——並且很可能更接近真相，美國被憎恨的不是民選政府，而是它的外交政策。
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宮第一年的“9·11”紀念日那一天，記者在華盛頓市中心司法廣場採訪，邂逅牧師理查德·格雷厄姆。他對記者説，“9·11”事件發生後，“在某些方面，我們（美國）對形勢作出了過度反應，我們變得太容易驚恐”。這位文質彬彬的牧師説：“我認為我們需要確保自身安全，但現在我們對此這般沉迷，讓彼此、讓鄰居，都感到不舒服。”
在格雷厄姆看來，“9·11”事件是對美國的一個警示，那就是世界對美國的看法，並不像美國人自己想象中的那樣。“美國需要更加了解世界各國民眾怎麼看待美國。”
“9·11”事件20週年之際，這樣的聲音反覆出現。羅茲就表示，美國面臨的不僅是結束“9·11”事件後發動的戰爭，而且需要改變美國看待世界的整體方式，重新思考美國政府和社會的方向。
而對世界而言，可能最重要的問題是，美國會吸取什麼教訓，會改變美國外交的方式嗎？在這個越來越不安定的世界，如果國際社會仍然不得不面對一個不吸取教訓、自以為能掌控一切的美國，21世紀將會怎麼樣？
在“9·11”事件20週年之際，仍在肆虐美國的新冠疫情已經深刻改變了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奪走了遠比“9·11”恐怖襲擊多得多的生命，使經濟遭受嚴重衝擊，疫情也將對地緣政治產生深遠的影響。
哈佛大學國關教授斯蒂芬·沃爾特認為，“9·11”對後世的意義，不取決於那天實際發生什麼抑或過去20年的應對，而更多地取決於美國等國從今天開始採取的行動。雖則20年後的今天，對世界一些地方來説，它可能已成為一個歷史腳註，但未來幾十年發生的事情，或將決定百年後人們如何紀念“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