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穩定與創新之間保持某種合適的平衡，將是考驗德國未來領袖政治智慧與領導藝術的新課題。
據新華社報道：德國26日舉行聯邦議院選舉。德國聯邦選舉委員會27日凌晨公佈的初步計票結果顯示，社會民主黨（社民黨）得票率暫時居於領先地位，默克爾所在的聯盟黨（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組成）排名第二，兩黨將爭奪組閣主導權。本次選舉標誌着默克爾時代的落幕。
2018年3月14日，安格拉·默克爾第四次當選德國總理，世人驚呼她將書寫德國政治史的傳奇。畢竟，自從2005年11月默克爾首次當選並正式成為德國第一位女性聯邦總理以來，其女性身份就已經為她帶來了無限光環。
今天，隨着默克爾的即將卸任，全球媒體對她個人生涯的品評已被有關“後默克爾時代”的德國政治經濟走向與歐洲、全球化的未來的討論與研判所取代。“後默克爾時代”的德國，還有足夠的意願和能力繼承默克爾“維護歐洲團結”“促進多邊主義”的衣缽嗎？
近年來，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公佈的數據，在價格、季節和工作日等因素的調整後，德國工業產出的表現遠遠低於市場預期。德國的經濟增長停滯不前甚至被國際媒體貼上“與衰退擦肩而過”的標籤。而且種種數據似乎都在暗示，德國引以為豪的出口將在一段時期內保持持續低迷。
對此，德國聯邦經濟和能源部曾發表聲明，他們承認德國工業產出表現將繼續疲軟；各項指標暗示未來出口可能表現低迷，但建築熱潮可能會繼續，民間消費將保持強勁。德國經濟部門承認，造成出口表現低迷的主要原因是工業訂單的減少和市場信心低迷。不過，他們又堅持認為，德國強勁的國內驅動因素和財政刺激舉措，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經濟狀況的回升。
德國媒體傾向於認為是新冠疫情衝擊等因素所引發的全球經濟降温，導致德國許多傳統上以出口為重點的大型企業遭受重創。英國脱歐等歐洲重大變故也對德國企業和整個市場預期帶來打擊。
也有國際媒體認為，造成上述經濟放緩趨勢的原因在德國自身。因為德國政府過於擔心，外國公司或政府對其工業技術、創新設計、研發機構的注資、收購等行為，會侵蝕其賴以積聚財富的基礎——德國創造與德國製造，因而在對待外資併購、技術轉讓等經濟事務上採取了過於保守的做法。
還有智庫指出，德國政府的做法不僅無助於維護德國的科技優勢，反而因為其經濟上的低效率而侵蝕了德國企業的財富基礎，從而反過來阻礙德國創新。
上述種種都為德國經濟未來的迴轉增添了令人憂慮的不確定性，而經濟發展的情勢又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德國的國內政局與外交政策。
作為過去十多年來歐洲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默克爾的淡出無疑將在相當程度上造成歐洲的領導力缺失，而這又將進一步拖累正在艱難推進中的歐盟各項改革。更令分析者擔憂的是，受國內政治碎片化和民粹主義影響，未來德國的對歐政策可能會變得更加保守。儘管德國和歐洲的評論者對默克爾十多年的政績並非完全肯定，但他們基本都承認在接連爆發的歐債危機、難民危機、英國脱歐等重大事件的考驗上，默克爾交出了一份“及格”的答卷。而環顧當下的德國政壇，似乎一時半會還找不出一個確保一定能夠勝任的“替代者”。
在“後默克爾時代”，德國的歐洲政策將蕭規曹隨還是改弦更張？當下要對未來德國的歐洲政策進行準確預測顯然為時過早，但在眾説紛紜的爭辯中，也不難發現一些基本的端倪，可以用來大致框定其未來政策的“變”與“不變”。
有一部分評論者認為，無論何種政治家登上“後默克爾時代”的舞台，德國作為歐盟最大經濟體和“發動機”的歷史地位不會動搖，德國在歐洲政治的區域性影響以及在經濟層面的深刻內嵌也不會改變。
也有人認為，默克爾及其主張的黯然離場，實際上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結束——德國在歐盟發揮的角色如何變化，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默克爾在黨內和國家的繼任者。如果這位繼任者在內政、外交等方面儘可能傳承默克爾的衣缽，這對德國政治發展與德國人民而言，究竟是福還是禍呢？
在政府內閣更迭之時，繼任者如果能夠和前任在重大事務上保持一定延續性，無疑對國家、社會的適應與漸進轉型是有利的，不僅有助於維護國內的社會穩定，也有利於國際社會對該國進行準確地預判。
然而時下的德國，面臨種種內憂外患，實則亟待改革。如何在穩定與創新之間保持某種合適的平衡，將是考驗德國未來領袖政治智慧與領導藝術的新課題。
紅星新聞特約評論員 王鵬（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對外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浙江外國語學院美國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編輯 趙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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