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中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的嚴復在《天演論》中道出競爭的普遍存在。近現代以來，競爭在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以摩擦、衝突以及戰爭等形式塑造着世界的格局。如果拉長時間尺度，競爭會以什麼形式展開？對中國外交政策又有何意義？日前（5月17日）在南京大學亞太發展中心主辦的“勵學講堂”第45期上，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薛力作“文明競爭與中國外交轉型”演講，他提出，世界正在進入文明競爭的長時段，崛起中的中國必然會有自己的世界秩序主張，結合中國的文明特徵，構建“新型禮治秩序”是中國外交方略的合適選項。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薛力主講截屏
未來形態：長週期看文明競爭是主流
“展開世界地圖，歐洲實際上歐亞大陸西部的一個半島，卻在地理大發現後長期成為世界中心，直到二戰結束。”薛力的思考來自於對地圖的觀察。
1945年後美歐為代表的西方文明制定的規則塑造了今天的世界格局，而多文明共存的亞洲，不大可能走歐盟整合路線。“大國競爭”在今天已不是新鮮話題，而從文明視角來演繹競爭關係，增加了一個維度。薛力認為有三方面因素支撐新維度。
其一，核武帶來的制衡作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全球化浪潮之下，緊密連接的同時競爭也無處不在。當下逆全球化已初見端倪，極右翼大行其道，局部戰爭、地區衝突頻繁出現，一些人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出現的可能性大增，特別是俄烏衝突後。而在薛力看來，再次發生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不大，因為二戰之後以核彈為戰略武器所帶來的“恐怖均衡”遏制了大國發動全面戰爭。在“世界大戰可能性很低”的前提下，文明競爭就擁有了長週期下穩定的環境。
2008年9月15日美國四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宣佈破產掀起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華爾街的監守自盜和美國政府的推波助瀾難辭其咎。圖自新華社
其二，美國的相對衰弱，以及非西方國家的崛起。1894年美國工業產值就超越歐洲達到世界第一，但在50年後才成為世界領導者。薛力認為經濟發展並不直接帶來國家的世界影響力，只是其必要條件之一。在經濟發展之餘，更多的是國內政治、軍事、文化，科技等領域改革所形成的一整套系統的進步理念，使得美國的價值觀特別是外交理念能夠被大多數國家所認同併產生吸引力，這是美國能夠主導建立世界秩序的主要原因。
2008年華爾街掀起全球金融危機使得美國內部矛盾和問題充分暴露，特別是中下階層的利益普遍受損。在薛力看來，自奧巴馬以來美國的身份正逐漸從“世界領導者”向“世界事務協調員”轉變，而與此同時以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也開始對西方構成相對挑戰。
其三，文明內卷的普遍性。特朗普主義強調美國第一，這是美國走向新孤立主義的典型例證，展示了美國在走向內卷。歐盟屬“新教-天主教”俱樂部，這些年對來自其他文明的移民的接受度在下降，對自身文明與文化的強調在強化。這展示了西方文明的“內卷”問題。
再看印度，宗教多元。歷史地看，古代的統治者多屬於雅利安人，著名領袖多不是印度教徒：孔雀王朝的旃陀羅笈多（月護王）皈依了耆那教、阿育王皈依了佛教，莫卧兒帝國的阿克巴大帝是穆斯林。尼赫魯是第一個信奉印度教的國家領導人，但大力推行印度教民族主義並取得明顯效果的是莫迪，從而導致印度教文明的內卷。
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大力推動突厥國家聯盟則是文明內卷的又一案例。中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力倡文化自信與文化復興，同樣具有偉華內卷的意涵。這些説明了全球文明內卷的普遍性。
亨廷頓認為文明間的衝突是冷戰後世界格局的主流，而在薛力看來這只是支流。在“非大戰”的環境中，文明體之間既競爭又合作才是國際格局的主要特徵，併成為本世紀國際格局的基本面。
新型禮治：脱胎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秩序
薛力介紹，如今的新時代核心價值觀體系，吸收了傳統文明中董仲舒建立的以儒學為主的“大一統”思想，為中華民族復興奠定了精神支柱
全球文明競爭的大幕已經拉開，薛力將世界文明分為三個方陣。擁有10億以上人口的構成第一方陣，包括新教-天主教文明（以下簡稱“新天文明”），中華文明，印度教文明和伊斯蘭遜尼派文明。第二方陣人口在0.8-5億，有東正教文明、什葉派文明、大和文明等。其他文明則歸屬在第三方陣。
與其他“參賽選手”相比，薛力認為中國所主張的，應當是脱胎於中華文明的“新型禮治秩序”，它“以禮為主，以（國際）法為輔”。
中華文明的核心枝幹是道儒禪。禪宗關注人與內心的關係，道家關注人與自然界的關係，儒家關注人與人關係，因此儒家的影響大於其他兩家，而“仁”是儒家的核心理念，“禮”則是仁的外化，無論是中國的宗法社會，還是天下之理中，依“禮”而行都是核心規則。
有必要強調，薛力主張，中華文明並非普世文明，而是一種典型的區域文明，具有強烈的世俗特徵，缺乏一神教那種內在的強烈擴張性，因此在處理對外關係上強調的是“禮不往教”，“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整體而言，中華文明長於“對內發力”，而不長於對外擴張。這構成等中國不大可能取代美國全球領導角色的一大原因。另一原因則是，在西方文明建立的規則秩序已經廣泛覆蓋的情況下，中華文明實際的影響力還很有限。此外，薛力還指出當今世界跨文明拓展的成本非常高，“誰奉行跨文明擴展誰就會碰釘子”。在此前提下，中國主張的“新型禮治秩序”將主要影響中國周邊地區，以及數量有限的非周邊國家。
“新天文明”的一神教信仰，其嚴格的宗教律法制定的規則要求信眾積極傳教，並且將自己和異教徒嚴格區別。法的觀念、擴張性、排他性是西方文明的主要特色。而區別於西方文明，中華文明具有明顯的對現有體系的包容性，這意味着我們仍然重視併兼容現有國際秩序，尊重並維護國際法的規範作用，這是“禮治秩序”的內在要求。薛力認為，中華文明的禮治觀念能被西方理解，但這一過程是漫長的，可能需要50年甚至100年。在這期間中國外交需要轉型，積極發揮影響力，成為未來區域合作的典範。
外交轉型：“夥伴外交”和“一帶一路”為兩個抓手
「圖」截至2021年“一帶一路”合作國家和國際組織已經達到172個，並與149個國家簽署了合作文件。圖為中歐班列牽起合作共贏的紐帶。
對於“新型禮治”具體實踐，薛力認為當下我國已經提出了兩個措施和一個目標。兩個措施分別是“夥伴外交”和“一帶一路”，目標則是“人類命運共同體”。談及“人類命運共同體”，薛力認為在英文翻譯中我們使用“Community”來表達“共同體”的意思，而“Community”也可以被理解為“社羣”，這一概念在西方更易於理解，以此為基礎再上升到到“人類”的層面，實現價值觀的昇華。在意義表達的過程中，展現出我國外交理念所藴含的包容性，也是“禮治”概念的經典示範。
不同於西方一直擅長的“結盟外交”，中國一直奉行“夥伴外交”，這實際上是禮治外交的體現，它不是以某一規則或目的圈層聯盟，而是尊重每一個獨立國家的特色，視其為夥伴，並展開“一國一策”的交往活動。薛力介紹，我國曆史上也曾施行“結盟外交”，但效果都不理想，而1990年代開始推行“夥伴外交”則非常得心應手。迄今為止，中國已經與112個國家、地區或區域組織建立起不同形式的夥伴關係。
“一帶一路”作為我國對外交往的“國家級頂層合作倡議”，同樣脱胎於中華文明歷史，作為古代中國與西方文明貿易連接的紐帶，絲綢之路的概念和意義在今天仍在發揮作用。作為我國對外交往的重要抓手，“一帶一路”所建立起的夥伴關係能夠使得我國的國有企業帶着技術資金走出去開拓更大的市場，在交往過程中，必須實行“一國一策”，並逐步帶動經濟文化多領域的交往和理解。截至2022年3月23日，中國已經同149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簽署200餘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中國外交的朋友圈日漸變大。
中國在推行夥伴外交與共建“一帶一路”的過程中，主要以發展中國家為主，歐美日等主要發達國家在重要程度上開始下降。薛力認為，當下世界格局頗為動盪，有必要對“一帶一路”進行全面的評估，並根據實際情況作出積極調整，關鍵是確定重點地區、重點國家、重點領域與重點項目。
截至2021年9月，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對56個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962.3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5.7%。圖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參展商參與第18屆中國—東盟博覽會。圖自新華社
關於競爭話題的文明視角打開了思路。在提問環節，薛力教授回答了十三個問題，有聽眾對未來中美多領域的競爭和對抗懷有憂慮。他認為，中美之間爆發全面戰爭的可能性較小，中美經濟完全脱鈎也很難實現。美國不是反對中國發展，而是希望把中國限制在產業鏈的中低端。中國當然不能同意這種安排。為此，中國有必要冷靜思考對美外交方略，他認為“與美國纏鬥”是比較好的選擇。
薛力提醒大家，文明競爭不同於傳統的衝突與對抗，需要將其置於更長的時間維度和更高的價值層面來審視。並且注意到文明競爭時代主要文明體之間“既合作又競爭”的關鍵特徵。另外，也要看到，就領土爭端而言，二戰後絕大部分都依靠談判來解決，通過戰爭手段來解決的很少。
文明視角下，交流、合作以及各顯其能的良性競爭才是主流。而中國所擁有的悠久文明沉澱決定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能夠在爭端頻發的國際關係中產生積極作用。“和而不同”是中國古典哲學的智慧，這一邏輯從個人上升至社會國家都能適用。“新型禮治”主張下，通過共建“一帶一路”與夥伴外交，把不同的人類社羣連接起來，共同致力於增進利益、建設美好生活。
作者：毛鷹
編輯：李念
責任編輯：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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