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違法者傾家蕩產，這不應成為對一個初犯者、尤其是不知情不知法的輕微違法者的必要選項。
萬寧市綜合行政執法局行政處罰決定書。
文|王琳
最近，一則“一字十萬”的處罰個案，引發眾多網友圍觀。小案件獲得大關注，與一些媒體在報道時使用的標題不無關係，如：海南一養殖户賣海鴨賺568元，因標稱“國宴用鴨”被罰40萬。
養殖户辛辛苦苦賺了點零花錢，卻被處以天價罰款，如此對比強烈，在公共輿論場上很有吸睛度，也自然會引人質疑這一處罰意義何在。
行政法上有比例原則，行政處罰也要遵循過罰相當。在這一點上，情與法是交融的，法與理是合一的，自然理性與專業理性是相得益彰的。無論吃瓜羣眾，還是法律專業人士，都認同行政主體在對違法行為人適用行政處罰時，所科處罰的幅度要與違法行為人的違法過錯程度相適應。小過重罰、大過輕罰、畸輕畸重都有違執法公正。
而其他影響性個案中常有的情法衝突、法理矛盾、精英與草根的割裂等等，在這起“國宴用鴨案”裏似乎並未發現。輿論正是從“賺568元”和“被罰40萬元”這組數據中，找準了議程設置。
但只要完整閲讀過本案相關的報道，尤其是讀過執法主體公開的處罰依據，就不難看出，圍繞此案的爭議雖主要是處罰尺度之爭，但在事實層面，目前輿論場上所展現的，和執法部門認定的，尚有差距。
據《萬寧市綜合行政執法局行政處罰告知書》，被處罰的合作社於2020年2月份開通淘寶店鋪“國宴用鴨笑康牌飛海鴨”，店內銷售的“國宴用鴨-笑康牌飛海鴨（海上海鴨農場）”、“海鴨蛋-笑康牌飛海蛋（國宴用鴨）”均標註“國宴用鴨”字樣。這一線上店鋪自2020年2月份至10月份，的確只銷售了58只海鴨，銷售金額為8691元，獲利568.4元。
執罰主體和被處罰主體對上述事實並無爭議。但一些人卻有意無意忽略了後面這一句事實描述：因該合作社在線下銷售的海鴨產品未進行銷售台賬登記，所以線下產品的銷售金額無法計算。
顯然，40萬元處罰針對的並不僅僅是該合作社線上銷售的58只海鴨或568.4元的獲利。“國宴用鴨”等字樣被印在這種海鴨產品的4種包材包裝，而這四個字被認定為《廣告法》所禁止的廣告違禁詞——這種違法，既可追溯至線上，也可溯源至線下。我們不能因線下銷售無具體數據，就僅僅把線上的獲利數據作為處罰結果的唯一關聯。
另一方面，執罰者稱，依《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行政處罰自由裁量基準》，擬處罰幅度為20萬元至50萬元範圍內。處罰幅度在法律法規允許的自由裁量範圍內，這也是萬寧市綜合行政執法局最終作出40萬元處罰的底氣。
這種“罰之有據”的解釋似乎很難反駁。但在自由裁量範圍內，並不意味着這一幅度的處罰就是必要的。行政主體在使用行政處罰等手段實現某一行政目的或目標，如果存在多種可以選擇的方式方法，應選擇對相對人權益不會造成損害或侵害最小的手段。讓違法者傾家蕩產，這不應成為對一個初犯者、尤其是不知情不知法的輕微違法者的必要選項。
養殖户雖違法，也要充分考慮這一違法的具體情形，如是否初犯、影響多大、涉及面多廣、是否及時停止違法並盡力彌補等等。從聽證會上養殖户提供的信息來看，他們有從輕的理由——當然是否成立需要經法定程序來認定。
我要提出的另一個問題是，處罰與服務、教育本不可分。廣告法的執法單位應是市場監管部門，本案卻是由萬寧市綜合行政執法局來作出處罰的。
很多城市目前都在推行這種城市相對集中綜合行政執法改革——那些原來屬於各職能部門的執法權通過某種“轉授”的方式，集中到當地城管部門來統一行使。這種“轉授”是否合乎法理且不討論，不過在這種“轉授”過程中，很容易發生處罰職能、教育職能與服務職能的分離。甚至行政權應有的教育和服務職能在處罰權被轉授之後，就莫名消失了。服務型政府的建設，任重道遠。
城市相對集中綜合行政執法改革是否能取得成功，關鍵就看服務能否相對集中統一行使且運轉良好。以“國宴用鴨案”為例，因受新冠疫情影響，當地政府鼓勵養殖户利用線上資源推廣滯銷的農林牧漁產品，這是好事。但多數養殖户對廣告法並不熟悉，平時接觸也少。若能相應組織學習並在執法時發現初犯能夠及時提醒，並踐行“輕微違法初犯不處罰”，或許才能更好地達到執法的目的，相對集中的為民服務、為市場主體服務才能極大增加羣眾對執法部門的認同感和信任感。
觀察“國宴用鴨案”，其在執罰尺度上，既不像一些人渲染得那麼糟糕，也不像執法者所公開的那樣全無問題。關鍵在於，這一天價處罰能不能經受過罰相當與必要性的考量。
□王琳（法律學者）
編輯：新吾 實習生：祁倩倩 校對：李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