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話筒、撕法案、大呼小叫，這是最近在印度議會上議院上演的一幕。
是什麼，又讓印度反對黨大鬧議會？
事情還要從莫迪政府一直在推行的農業改革法案説起。
2020年9月20日，印度議會上議院（聯邦院）通過《2020年農產品商貿（促進和便利）條例草案》、《2020年價格保證和農業服務（賦權和保護）條例草案》這兩項關鍵的農業改革法案。
對此，印度總理莫迪表示這場改革是印度農業史上的“分水嶺時刻”，將確保農業部門的完全轉型，並對農民權利充分賦權。然而，聯邦院通過這兩項法案的時刻，場面卻陷入了“史無前例”的巨大混亂。
會議當天，印度多個反對派議員大鬧上議院。在來自印人黨的上議院副議長辛格（Harivansh Narayan Singh）發表講話時，反對派議員直接衝上主席台試圖搶奪話筒，併成功搶走法案文件當場撕碎。一些議員在議席上大呼小叫，一些議員滿場亂跑包圍主席台，還有一些議員將桌上的文件四處拋撒。
印媒視頻截圖
由於場面極度混亂，上議院被迫宣佈休會約15分鐘。副議長辛格譴責反對派議員的行為“極其可恥”，在印度上議院的歷史中“前所未有”。《今日印度》也直呼這場面“太不尋常”。儘管以國大黨為首的反對派製造了巨大騷動，但這兩項農業法案最終還是艱難通過。
與此同時在印度各地街頭，對法案不滿的農民也舉行了超大規模的抗議示威活動。憤怒的農民走上街頭，吶喊着反對口號，甚至焚燒印度總理莫迪和農業部長辛格·托馬爾的畫像，以示抗議。
圖片來源：印媒
這些法案是什麼呢？為什麼會造成這麼大的騷動？
1。法案具體內容
早在今年6月，莫迪政府內閣就已經頒佈這兩項法案，這次只是經過議會批准而已。
2020年版《農產品商貿（促進和便利）條例草案》旨在促進初級農產品的無障礙交易，促進全國農產品市場委員會（APMC）深度改革。
長期以來，印度農產品主要在APMC監管的農產品批發市場進行交易，而APMC要求農民與有執照的中間商交易，因此交易渠道較為單一。客觀而言，為數不多的的中間商事實上主導了面向農民的農產品貿易，這導致了農產品交易走向“卡特爾化”而有效競爭大幅減弱，農民收入也因佣金和市場費而大幅下降。
實施這一條例意味着農民交易農產品的市場渠道被大幅拓寬——現在農民被允許在“場外交易區”開展貿易，如農場大門、工廠廠房、倉庫、倉庫和冷庫等。此外，農產品加工廠也可透過其他貿易渠道向農民報出有利可圖的價格，促進各邦之間和各邦內部的無障礙的農產品貿易。該法還允許在指定區域內以電子方式進行農產品貿易，任何個人都可以創建符合中央政府規則的電子市場，同時禁止邦政府向農民、貿易商和電子交易平台徵收任何市場費用。
2020年版《價格保證和農業服務（賦權和保護）條例草案》為農民更好地與農業企業、加工商、批發商或大型零售商開展“合約農業”奠定了法規基礎。
在這一條例下，農民可以按照與收購商在播種前達成的協議種植作物，再以預先確定的價格將農產品出售給買家。該法案將發起人定義為個人、合夥公司、公司、有限責任團體和社會團體，他們可以與農民簽訂購買農產品的協議。發起人向農民支付的價格可在協議中提及，而如果價格可能發生變動，協議則必須包括保證價格。價格參考可能與APMC市場基準價格相關聯。
2。為什麼會引發騷動？
支持者認為這些法案將為印度農業打造一個新的生態系統。在這個生態系統中，農民和貿易商可以自由選擇出售和購買農產品，實現無障礙的貿易，從而讓農民獲得更多的利潤。農業法案還為農民和資助者之間達成公平、透明的農業協議奠定了法律框架，提高質量和價格的確定性，降低農民承擔的風險。
儘管新法案可能帶來種種好處，但反對黨仍質疑其將削減農民的議價能力，從而讓大型零售商獲得操縱農產品價格的權力，最終導致大規模壟斷。在原來的模式中，雖然中間商階層會從農民手上拿走一定的收入，但是其實際上也將一個個分散的農民聯合了起來，大大提高了農民發聲的音量。比較來説，就像中國古代的大地主會代表農民跟官府談判一樣。
反對黨還認為新法案會導致原有采購系統的崩潰。其認為大資本公司一開始在制定營銷策略時，會提供一個比“特定農產品最低保證價格” （MSP）更高的價格，從而吸引農民。單純的農民會上鈎，吃掉“魚餌”，但最終的結果是現有的營銷體制被摧毀，農民最終將完全被資本所擺佈。國大黨就痛批莫迪政府的新法案“黑心”和傾向大企業，強調農民在與大企業的對抗中必將失利。就連拉胡爾·甘地（Rahul Gandhi）也在推特上表示，“莫迪正在讓農民成為資本家的‘奴隸’……”。
拉胡爾·甘地在推特上稱，“莫迪正在讓農民成為資本家的‘奴隸’……”
反對黨還指責政府通過法案的議會程序不正當，沒有聽取反對黨將法案發送給議會委員會進行進一步審議的要求，同時投票也僅僅採取了口頭的方式，不僅倉促，還不夠準確。此次衝突導致八名反對黨成員退出議會，他們星期一晚上在議會外靜坐，以示抗議。
除了被“地主”和“代理人”煽動以外，農民自身也擔心新法案是莫迪政府為了廢除MSP而做的準備。哈里亞納邦農民最先發起抗議，要求加入農產品收購最低保證價格相關條目，抗議隨後擴散至鄰近的旁遮普邦。大規模農民抗議活動迫使印人黨在上述兩邦的盟黨放棄原本支持農業改革的立場。與此同時，包括國民志願服務團下屬農民組織在內的全國性農民組織也都表達了對改革的消極立場，抗議活動正在持續擴散。國大黨和印共馬（CPM）等反對黨也在積極謀求擴大此輪抗議的範圍和影響。
為了平復這些法案引發的軒然大波，莫迪還專門發佈了一系列推特解釋。他指出，農業改革將為農民銷售農產品提供新途徑，讓農民能夠直接向集團買家和沃爾瑪等大型零售商出售農產品，同時剔除農業批發市場等糧食貿易中間商從而增加農民利潤。農業部門將受益於現代技術，農民也將獲得更多權利。
迫於壓力，9月20日莫迪口頭向抗議的農民保證，隨後又書面保證，改革不會觸動最低支持價格（MSP）制度，政府也將繼續據此購買農產品，然而印政府拒絕將這些保證納入法案。在沒有立法條款的情況下，農民們不願意相信任何政府的保證——因為在印度，政府食言的案例太多。
資料圖
3。印度政府為什麼要頒佈法案
印度政府為什麼要頒佈法案？首先要從其農業格局説起。
印度獨立後，工農業生產雖然發展較快，但其以農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並沒有發生改變。從印度經濟發展史來看，農業在國民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農業的增長速度很大程度上決定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作為世界第二人口大國，印度國內農業生產長期承壓。例如，2018年印度66%的人口直接或間接從事農業生產。印度農業用地與耕地佔據該國逾一半土地面積，佔世界耕地面積的11%，農業人口為世界農業人口的四分之一。
然而，印度農業現代化、機械化的水平非常低，主要依靠人力精耕細作，對氣候和雨水等自然條件依賴性非常大，抗禦自然災害能力不足，經常因季風氣候的不穩定而遭受水旱災害。70%的耕地無灌溉設施，依靠雨水灌溉，很多地方仍然離不開耕牛。而且由於土地改革失敗，印度大量土地依然聚集於少數人的手中，一些小農和邊際農（耕地面積不足半公頃）還因不斷喪失土地加入無地農的隊伍。
農業佔總體經濟比例高同時農業水平低下，這種狀況使印度一方面必須通過出口農產品創造外匯收入，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通過各種手段持續對農民予以補貼救助，幫助他們抵禦風險。因此，政府每年都需要制定最低支持價格（MSP），以保護國內農民種植收益。例如，政府使用以高於市場的固定價格收購小麥製造食品，這給印度財政帶來了極大的壓力。事實上，印度財政早已不堪重負，這次農業改革或許是接下來為了緩解財政壓力的系列措施的第一步。
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印度政府長期採取減少税收和擴大政府支出的策略，這加劇了政府財政收支結構的失衡。2019年政府財政赤字相對於GDP的比重高達7.5%，遠高於政府5%的財政赤字紅線。在政府加大基建投資的背景下，2019年印度國內公共債務增加到1.17萬億美元，佔GDP比值就已高達75%，每年僅外債的利息支出就佔了印度財政收入的26%。
國際資本市場上，惠譽國際評級、穆迪和標準普爾等世界三大評級機構均對印度經濟前景持負面評價，將其信用評級定為最低的“BBB-”（ Baa3）。未來印度想要通過國際資本市場獲得資金支持的可能很低。
通過上述兩個法案，印度政府或可以達到以下幾個目的：
一是可以以市場化名義為先導，推動農業補貼改革，比如廢除農產品最低收購價，給已經不堪重負的印度財政減壓。
農業補貼是指一國政府對本國農業支持與保護政策體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政府對農業生產、流通和貿易進行的轉移支付。印度農業由於一直以來的小規模、分散化種植，導致產品成本非常高，而政府制定的MSP要求按農民種植成本的150%採購產品。2017年，印度政府對農業的補貼高達41344億盧比，且連續多年一直呈現快速增長的趨勢，這些支出對於印度財政來説壓力巨大。
二是可以藉助資本的力量，搞農業產業化實驗，進一步增加糧食和經濟作物產量。
印度地形低矮平緩，平原約佔該國總面積的40%，大部分土地肥沃且平整，可直接供農業利用，非常適合機械化、產業化種植。但當前印度農業存在生產技術落後、土地利用不合理、人地關係緊張等多方面的問題。施行上述法案或可以助力印度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進一步增加糧食和經濟作物產量。
三是掃清割據勢力和分利體系，方便騰出空間給效率更高的大資本、大財閥入場做好準備。
印人黨政府與資本關係密切，近年來尤其是與古吉拉特和孟買的大財閥靠近。但是在印度農村公民社會薄弱，而基層政府又執政能力低下，這使地方代理人割據成為常態，整個社會更像披着社會主義外衣的封建主義社會，存在大量“恩庇關係”和中間人階層。
此次頒佈的農業法案或許是在為資本進入印度農村開路，讓效率更高的大資本、大財閥入場。但消滅中間人和引進更激進的市場競爭制度也意味着短期大混亂和高交易成本。同時，農民和大公司相比議價能力更弱，未來農民出售農產品的收益將大概率會走低，其處境可能會更加悽慘。
事實上，在過去為了購買種子、化肥、農藥等農業生產資料，大多數印度農民需要向金融機構貸款，而由於正規貸款途徑有一定的門檻，許多人就選擇了高利貸。這些貸款都是以農民的土地作為抵押，一旦遇上旱災、水災、蝗災等自然災害，導致農作物歉收，農民無力還貸，就會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最終被逼上絕境。根據印度國家犯罪統計局的數據，2019年印度共有10281名農民和農場工人死於自殺。而這兩個法案的頒佈或許會進一步加劇這一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