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很高興又和大家見面了，今天小編為大家介紹的內容是關於“士兵王”的軍事立國以及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普魯士升格為王國後，開始建立一種固定的君主政體的行政機構。國家開支大為增加。大選侯留下的不多家產，很快被弗里德里希一世揮霍殆盡。財政狀況提襟見肘。居民處境困難，不滿情緒瀰漫。
1704年勃蘭登堡馬克的財政官員盧本提出改革農業的計劃，建議把國有土地分為小塊水給租户，不再像以往那樣定期出租。永佃制開始時使國家財政收入增加，時間滿足了國王和宮廷的糜費，但很快因對永佃户不斷加重的負擔而抵消了對永佃户允諾的優惠，永佃户不滿，對抗，不過幾年改革失敗。
普魯士政府不得不在王室領地上恢復定租制。這個國家如何維持下去？宮廷中形成了反對派，它以王儲弗里德里希·威廉為核心。弗里德里希·威廉早就參與國家統治大事，瞭解到宮廷的糜費和容克在國內的獨立地位，是損害新成立的王國統治的主要原因。這個表面上顯得沉穩木訥、温和、一本正經，實際上是富有機智、權術、粗暴、冷酷的王位繼承人，決心同父王的統治方式作“急劇的斷裂”。
1713年即國王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 Friedrich Wilhelm1713-1740)是一位在歷史上常遭詆譭的君主之一。但是這種詆譭多半出於對他的性格的“吝嗇”和行事的“不通世務”和“粗魯不文”，而不是從他的活動的客觀作用進行評價。他的母親索菲婭·夏洛苔曾吃驚地對14歲的兒子作過這樣的判斷：“我的天！在這樣稚嫩的年歲就已如此吝嗇！別的惡習可以縮小再縮小，唯吝嗇這一惡習只會增大又增大的。”説得好聽一點，這是一種“節儉”的本性，這種本性有可能使他整頓國家的財政和開支，減少他的先人所造成的負債和虧空。但是他的“節儉”，純係一種“斂錢”，他把聚斂到的財富毫不節儉地幾乎全部投入他的軍隊的建設。
他認為一支強大的軍隊是保證普魯士王國的安全、未來和強權的唯一手段，而這也正是上帝賦予他的使命。他拔農民的毛，拔市民的毛，也想拔容克的毛，自己卻一毛不拔。後來的一些歷史書中經常喜歡用著名的四行詩來諷刺這位國王。這四行詩據説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國王訪問一位寡婦，寡婦向他要求慈善養老金時國王的答言：“我不能答應您的請求，我需要供養千萬男子漢(士兵)，我不能屙出錢來，弗里德里希·威廉，普魯士的國王。”
新王的統治方式確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柏林王宮中一掃以往鋪張揮霍之風，而代之以斯巴達式的“簡樸”。他的兒子弗里德里希王后來説：“在弗里德里希一世時柏林是北方的雅典，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時期，就成了北方的斯巴達。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他父親的華麗的葬禮一過，就把父親的加冕大氅、鑽石鈕釦(以每顆3萬杜卡登的價格)等加以拍賣，再讓人把宮中各處的塊銀鑄成銀餅，所得一次性地償清父親的負債。父親建立的各種宮延規矩和軍階品位統統廢除。
弗里德里希·威廉自己是受一個胡格諾教育家、清教徒雷波爾( Jean PhilippeReber)教育的，雷波爾嚴厲的、不容情的喀爾文主義的天命註定學説，深深種在他的心中。現在他用這種嚴厲的喀爾文主義一清教主義的“道德標準”對普魯士王國作劃一的“改造”。他把自己稱作“國家之父，實行種家長制的統治，國家一應大小事務均由這位“父親”安排做主，不得違抗。國王自己參加政府，擔任總司令和財政大臣等職，稱自己是“普魯士國王的第一僕人”，在他的安排下，開始了普魯士史上的所謂“十年改革”這實際上是一場加強君主專制和軍國主義的強制改造，一種對時代潮流和資產階級啓蒙運動的反動。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事必躬親，勤奮工作，他個人審查所有國家預算開支，確定官吏薪俸；他要親自見過所有軍官和高級官吏；各負責大臣必須隨時向他呈報請示，他則在報告的邊角上作明確的批示；他把文官管理機構置於軍事指揮部門之下，“我在我的軍隊中有指揮官，難道在你們這些喝墨汁的人中不可以有指揮官嗎？”他也注意莊稼是如何長的，王家領地上的農民何以為生，一個商會是否真的能帶來出口等等，他希望在重商主義意義上由自己和國家控制經濟。他把軍官看成是他的“兄弟和獨子”，處身在他們之中才感到如魚得水。
他是歐洲歷史上第一個穿軍服的君主，國王着軍服後來不久才被歐洲其他君主所仿效。在波茨坦歡樂宮的練兵場上，他提着棍棒親自訓練士兵，長此不懈，因此被稱為“士兵王”。他幾乎把全副身心都獻給了他的軍隊，並把全國的平民生活不斷壓入軍事形式之中。他曾對他的官吏説：“人們必須全心全意，全家全產，用名譽和良心，為君王服務，並奉獻一切，除了上帝賜給的天堂幸福以外，其他一切必須是我的。”他的這種嚴厲的統治和控制，從精神到物質，從靈魂到肉體，堵塞了所有生機物發的自由縫隙，臣民們對他畏之若虎。當他在柏林和波茨坦大街上露面時，臣民們四散趨避。有一次他生氣地用舉捶打進的者，口中居然怒叫：“親愛的，你們應愛我，不要害怕！”好的，今天的內容就是這些，歡迎大家訂閲我們，和我們一起了解更多好玩有趣的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