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績單】
（視頻製作：樊夢成 編輯：白巖冰）
【見證者】
“中國入世對WTO和中國本身都非常重要”
——專訪世貿組織發言人基思·羅克韋爾
基思·羅克韋爾，1996年便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擔任發言人一職，見證了中國加入WTO的全部歷程，並在2001年9月第一時間向全球媒體宣佈中國入世協議達成的消息。
（供圖：WTO）
中國入世20年來，基思·羅克韋爾目睹了中國在參與WTO工作方面做出的努力。在中國入世20週年的時點，《國際金融報》記者對基思·羅克韋爾進行專訪，請他就中國入世的熱點問題談一談自己的觀點。
《國際金融報》：中國在2001年正式加入WTO，您作為這一歷史時刻的見證者，有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瞬間？
基思·羅克韋爾：中國入世涉及諸多程序。工作組於2001年9月在WTO日內瓦總部的W會議室完成了關於三份重要的入世文件的談判———“中國加入WTO議定書”“關税減讓表”“中國入世工作組報告書”。
我清楚地記得，2001年9月14日凌晨2：00，W會議室外有很多記者在等消息。此前，我們已經向記者透露，這將是一次重要會議，可能會就中國入世問題達成一致，但最後一刻到來之前，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因此，當主持工作組的瑞士大使皮埃爾·路易斯·傑拉德（Pierre-Louis Ger?鄄ard）宣佈中國入世達成協議時，我走出房間告訴了等消息的記者，記者們爭先恐後地開始報道，這真是令人非常興奮的時刻。但會議並未結束，因為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代表團都希望發言。於是，我與龍永圖先生和傑拉德大使進行了溝通，建議在會後組織新聞發佈會，我們及時地組織了發佈會，這次發佈會開得很成功。我很早就向龍永圖先生解釋過記者們對中國入世的濃厚興趣，所以每次中國談判代表來到日內瓦，龍先生都非常樂於召開新聞發佈會。在向記者解釋中國入世談判這一複雜過程時，他總是很周到和耐心。我很感謝他為此所做的努力。
中國入世實際上是在當年11月10日在卡塔爾多哈舉行的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完成的。我記得當時有一大批電視攝像師擠在時任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部長石廣生和時任世貿組織總幹事邁克·摩爾（Mike Moore）出席簽字儀式的主席台前，打算記錄這一時刻。
儀式順利舉行，隨後舉行了另一場聯合新聞發佈會。正是在這次新聞發佈會上，石廣生部長和摩爾總幹事留下了那張廣為流傳的舉起香檳酒杯的合影。這張照片很有紀念意義。
《國際金融報》：在當時，中國入世對於WTO有怎樣的意義？
基思·羅克韋爾：中國入世是一個重大事件。在當時，中國是WTO體系之外最大的經濟體，而且，這是一個擁有悠久而非凡歷史的大國，一個擁有舉世聞名的文化和民族的大國。所以中國入世對WTO和中國本身都非常重要。
中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後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到2001年，當時中國的出口額已經達到2660億美元，進口額為2430億美元，這個表現很好，但仍遠低於中國今天的貿易量。如今，中國的進出口增長了9至10倍，2020年的出口額為2.59萬億美元，進口額達到2.057萬億美元。這確實非常了不起。
《國際金融報》：中國入世後，許多西方國家期望中國儘快開放，成為開放的市場經濟體，現在還有一些聲音質疑中國並沒有履行WTO規定的義務，您如何看待這樣的聲音？
基思·羅克韋爾：有一點得承認，從貿易談判代表的角度，他們總是認為本可以或應該從貿易協議中獲得更多利益。此外，政客們總是會説，他們的前任談判達成的協定肯定不如他們自己能談成的結果好。我想這是人的本性。
但我研究了一下數字，反映出來的是不同的情況。中國承諾入世後工業品平均關税為9%，農業平均關税為15.7%。在中國之前，沒有其他發展中國家承擔過此類義務。事實上，中國的農業關税低於許多發達國家。這些年來，中國政府還決定進一步降低這些關税。目前，中國適用於其他WTO成員的工業品税率為7.5%，農產品進口税率為13.8%。
此外，中國還同意了進行為期十年的過渡性審查，在此期間，中國在履行其入世承諾方面取得的進展都受到密切監督。在此之前或之後，沒有其他國家需要進行這樣的過渡期審查。
隨後在農業補貼方面，中國再次承擔了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更大的義務。發展中國家可以對本國農民進行最高為總產值10%的補貼以及對特定農作物進行可達該作物產值的10%的單項最高補貼。對於中國來説，這一補貼限制的比例設定在8.5%的較低水平。
這些數字雖然聽起來比較技術化，但確實反映了一些重要的事實。另一個重要數字是847%，這是中國自入世以來進口增長的數量。當一個國家進口價值超過2萬億美元的商品和進口價值3770億美元的服務時，外界很難反駁説這個市場是封閉的。
目前，的確有一些WTO成員表示，中國在某些領域沒有充分履行一些義務，這些成員在WTO對中國提起了爭端解決要求。有時中國贏了這些案件，有時沒有，但這都很正常。
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統計報告，中國是全球第二大外國投資流入國，2019年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1410億美元，2020年達到1490億美元，因此很明顯，外國公司認為在中國開展業務很有吸引力。
《國際金融報》：一些WTO成員稱，中國已不是發展中經濟體。現在是時候在WTO中討論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了嗎？
基思·羅克韋爾：確實，在WTO裏面，這是一個正在討論的問題。中國是一個特殊的國家，因為其幅員遼闊，而經濟增長如此之大、之快。世界銀行根據其經濟標準已將中國列為中等收入國家。
在WTO，成員自我認定其發展地位。2001年時，幾乎沒有人反對中國自我認定為發展中國家，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中國的入世標準比之前的任何發展中國家都要嚴格。
今天，中國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這個國家的印象。毫無疑問，中國仍有西部貧困地區，還有部分欠發達地區，但大多數遊客和經商者往往忽略了這一點。他們看到的是北京、上海、大連或深圳這些流光溢彩、高度發達且技術先進的城市。能夠理解，看到這些傑出城市的人們肯定不會認為中國是貧窮或不發達的。
我個人的看法是，中國是否屬於發展中國家這個問題只有在成員就將來的協議進行談判時才會真正產生影響。對於過去達成的協議，問題基本上已經解決。但在正在進行的和將來的談判中，這一問題確實將會出現。
成員們進行談判的立場是，他們自身可以接受並有能力實施所作出的貿易承諾。如果成員們接受了超出承受範圍的承諾，那麼他們將可能無法遵守承諾。
就中國入世以來我所觀察到的談判情況而言，中國談判代表承認自己能夠承擔比大多數其他成員更大的義務，不過在農業等方面尚存敏感領域。歸根結底，這是一個只能在談判中解決的問題。
《國際金融報》：展望未來，中國如何在WTO改革以及促進多邊貿易體系的進程中進一步發揮作用？
基思·羅克韋爾：一直以來，中國在WTO活動的各個方面都是極其活躍的成員。
在WTO改革問題上，雖然所有成員都強調改革的必要性，但每個成員對改革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對一些成員來説，這意味着爭端解決機制改革，有些成員則認為這意味着加強通報體系。這些領域的談判還沒有真正開始，但情況也會發生變化。在未來幾個月內，有關這些問題的工作可能會提速，中國肯定會參與其中。
在其他談判和討論領域，中國已經走在了前列。例如，一些WTO的聯合倡議發起了諸邊討論和談判，尋求升級WTO規則以使其與企業和整個社會需求更相關，而中國是這每一個聯合倡議的談判成員之一。這些倡議包括性別平等、電子商務、氣候變化、化石燃料補貼和小型企業融入全球貿易等主題。
中國還牽頭髮起了推動投資促進發展的談判和利用貿易工具解決塑料污染的議題。今年12月2日，WTO 67個成員歷經4年談判，達成了一項歷史性的協定，以大幅削減針對外國服務提供商的繁文縟節，促進全球服務貿易發展，而中國便是該協定的成員之一。所有這些談判都很重要，而且都進展順利，中方的貢獻在每一個事例中都極為重要。
【拼搏者】
入世20年，如何改變世界和中國？
2001年11月10日晚間，時任第四屆世界貿易組織（WTO）部長會議組委會主席、卡塔爾財政經貿大臣尤素夫·候賽因·卡馬爾的木槌落下，掌聲響起，這場在卡塔爾多哈舉行的第四屆部長級會議通過了中國加入WTO的法律文件，標誌着經過15年的艱苦努力，中國成為WTO新成員。
同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WTO，成為其第143個成員。
入世，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里程碑，這為中國此後20年經濟奇蹟鋪平道路，也給世界貿易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國際金融報》記者 張力/攝）
“與狼共舞”中國產業比較優勢凸顯
入世之初，有關“狼來了”的擔憂情緒不斷，一些觀點憂慮相關產業將受到衝擊。
時間回到上世紀90年代末的入世準備期，當時輿論一度認為中國加入WTO的舉措將會衝擊自有產業，紡織業便是其中之一。
在當時，一些學者表示，入世之後，中國紡織品和服裝的出口不會因為配額的取消帶來成倍的增長，實際上將面臨嚴峻挑戰，比如WTO的規定對發展中國家的紡織品配額限制保留至2005年等，在這期間，擁有太多不穩定的因素。
得知入世這一消息時，新聯紡公司執行董事、總經理陳崢已身在紡織業十餘年，他的第一反應是，這將釋放可觀的紅利，而這種判斷也來自多年的從業經歷。
（視頻製作：樊夢成 編輯：白巖冰）
“中國的紡織產能太厲害了，對於一些國家來説，他們擔心的恰恰是中國入世之後，自己的紡織產業競爭力是否會下降。”陳崢表示，在入世之前，不少國家都對中國的紡織出口設立了壁壘，比如説“配額”的限制。就拿纖維總量來説，每一年度從中國出口到美國及歐盟的總量都有總噸數的限制，這個噸數就是“配額”，如果噸數統計滿了，“配額”用完了，目的地海關就將大門關掉了。若還想出口，企業方面便要繳納高額的關税，在此束縛下，中國的紡織出口企業無法自主決定每年接訂單數量，市場上還一度出現了產能無限，“配額”有限，供不應求，奇貨可居，同行倒買倒賣“配額”的現象。
2001年，中國加WTO之後，國際市場如約對紡織品降低了門檻，直至2005年配額全部取消，陳崢感受到，接訂單變得方便了。
新聯紡最早誕生於上世紀80年代，陳崢曾親眼見證紡織廠的老師傅如何帶着徒弟學習紡織工藝，在當時，紡織業還未脱離簡單的工廠模式，入世之後，紡織業也不斷在進行升級換代。
回望這20年，紡織業自身也進行了積極的洗牌與轉型。陳崢表示，與國際接軌之後，紡織人更是不滿足於簡單的製造，紛紛向“貿易人”轉型。入世之後，紡織業的壟斷經營權也被打破。“比如原來只有5家企業能夠出口，入世之後一下子變成了幾十家企業可以有出口經營權。”陳崢説，一些好學、聰明的生產專家開始學習國際貿易的知識，到廣交會等貿易平台上與國外客户直接接觸，一個個單子就這麼簽下來了，許多紡織人最早便是這樣發家的。
據悉，目前約80%的中國服裝企業仍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其中很多企業正在尋求通過自動化提高生產效率，進而實現智能化生產。在供應鏈上，中國紡織業佔有相當的優勢地位，不少紡織企業已經開始佈局打造全球接單、全球製造的紡織服裝供應鏈體系。
而在一些中小企業主眼中，中國加入WTO也給他們的生意帶來了許多改變。
七彩蓮花文化藝術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孫曉梅向《國際金融報》記者坦言，20年前，在中國入世之前，出口審批非常嚴格，公司想要出口必須拿到對外貿易經營權，出口渠道比較單一。“像我們這樣的企業只能通過外貿公司或中介代理幫助出口，單價高，沒有話語權，出口量少，沒有辦法規模化”。
2004年7月1日，外貿經營審批制廢止，新外貿法開始實行。取消對所有經營主體外貿經營權的審批，改為備案登記制，個人履行法定程序後也可從事外貿經營。
孫曉梅的公司向美國、泰國、俄羅斯等國出口亞麻產品如家居用品、服裝和工藝品。“入世之後，我們切切實實感受到了很多利好，像我們這樣的小公司可以直接做出口生意，可以參加廣交會，到國外參展，這讓我們有更多機會直接接觸到外國客户。另外，在辦理進出口經營資格，以及到銀行、海關辦理相關手續的過程中我們都覺得更加方便了。”孫曉梅表示。
出口渠道拓寬了，客户增加了，但是進入更大的市場後，面臨的挑戰也變多了。孫曉梅説：“入市以後看到了同行業的競爭，外國人對於品質的需求倒逼國內的企業提高產品質量，同時，也要符合國際化的潮流，所以在設計、製造等方面公司需要不斷地修改，與時俱進。”
“以往在外國人心中，中國貨意味着廉價，但我們想讓外國人知道其實中國不僅有價格優勢，也有高質量的產品。在這個過程中，公司破解了亞麻染色的難題，將亞麻紡織、影畫技術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結合，這些技術與創新突破提高了產品的藝術性和附加值，受到海外中高端人士的認可。”
孫曉梅表示，走出國門給了企業學習先進的技術的機會，從產品質量、外形，到內涵的提升也推動了企業的發展。
20年過去，“狼來了”的情況並沒有發生。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長餘淼傑發文認為，從“引狼入室”到“與狼共舞”，加入WTO後的中國產業的比較優勢更為凸顯，中國企業更好地享受了市場擴大所帶來的規模經濟的好處，企業擴大生產獲得了更多利潤，不僅進入到了全球經濟之中，還有一大批企業躋身全球500強、引領全球經濟。同時，通過進口全球高質量商品、各種工業的中間品和最終品，國內企業實現了產業升級。而中國通過國際先進的標準要求和規章規制引領國內的改革，成為加入WTO的紅利。
敏感行業取得跨越式合作成果
農業在中國入世的談判過程中佔據着重要的地位，在中國入世談判中，討價還價最厲害、最艱難的產業之一就是農業，也是最後一刻達成協議的兩個產業之一。當時與中國進行入世談判的成員中大多數是主要農產品出口經濟體，如美國、歐盟、澳大利亞等。入世前後，國內各方面都擔心農業可能受到較大沖擊。
今年，在中國入世20週年農業發展高層研討會上，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馬有祥對於入世後農業領域的變化做了這樣的陳述：20年來，中國認真履行入世承諾，成為WTO的“優等生”，農業經受住了入世開放帶來的重大考驗，有效應對了全球糧食危機、金融危機和疫情等多重挑戰，參與全球農業競爭和糧農治理的能力顯著增強，在開放中得到發展、在應對中保持穩定、在競爭中得到提升。
在逐漸進入中國市場的外資眼中，中國這一敏感行業確實遭遇挑戰。但入世以來，中國農業開始全方位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
嘉吉中國區總裁劉軍認為，國外農產品的湧入，確實為中國的農業發展帶來挑戰。“中國曆來重視農業發展，農產品的種類豐富、數量繁多，但有比較優勢的產品較少；受限於中國農業整體資源狀況，無法實現大規模的機械化，農業成本較高、農業效率低下；農業科技水平不高，增產依賴於化肥和農藥。而從全球來看，中國的農業依然屬於勞動密集型，大宗農產品在全球市場中不具有明顯優勢，農業經營面臨着分散的小生產與全球大市場的矛盾”。
機遇交織着挑戰，雖然入世會暴露問題，但是也將促使各方下定決心進行農業政策改革。
劉軍説，入世後，中國出台了很多支農惠農政策，推進農業產業化和規模化發展。中國也加快調整農業產業結構———進口資源密集型產品，比如棉花、油料等，緩解國內生態環境壓力，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水果、蔬菜、水產品等。
英聯糖業中國總裁張有基也表示，當時，國內農產品市場面臨着國際市場的嚴峻挑戰，但長期來看，農業領域也因此加速了體制改革，整體是個去蕪存菁的過程。而外企在這過程中需要扮演的角色就是利用其全球的技術、知識、網絡等，加強中國農業產品在全球市場的競爭能力。
英糖集團是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原料採購商和食糖生產商之一。英糖中國從1995年便入駐中國製糖行業，當時以合資公司的形式，在中國南方建立糖廠，隨後業務重心逐漸北移，在中國北方開啓甜菜製糖事業。
張有基告訴記者，中國加入WTO後，外資投資中國以及進口更加容易。伴隨着這些投資，英糖中國得以將先進的農業技術、農機、優質的甜菜種子以及環境友好的植保劑帶入國內，提高農業種植、管理和生產水平。
“這20年來，中國農業現代化進程高速發展，主要表現在種植方式機械化、綠色可持續的灌溉和種植方式更加普及等，另外，農業產業化經營體系也日漸完善，農民收入更是實現了跨越式增長。”張有基説。
作為全球農業及食品領域的領導企業，嘉吉在進入中國市場後，也將全球範圍內積累的先進經驗、技術和理念等帶到了中國，如農產品期貨和期權、風險管理措施、可持續農業實踐、動物營養技術和高標準的食品安全規範等。
“自1971年在台灣高雄設立第一家飼料廠起，嘉吉正式進入中國市場，今年剛好是第50年。最初嘉吉在中國發展只能做貿易，如穀物和蛋白產品的貿易，後來在北京成立了代表處，隨後逐步開始成立全資公司。在中國加入WTO之前，嘉吉在中國的投資規模相對較小，並且很多是由總部或區域總部對投資項目進行遠程管理。而在中國入世以後，嘉吉在中國市場投入了更多力量，業務規模得到很大擴展。近年來，中國不斷壓縮外商投資負面清單，這為外資企業在華運營提供了更多機會。”劉軍表示。
劉軍坦言，中國加入WTO其實傳遞出一個信號，在嘉吉看來，這意味着中國更加融入全球經濟，“這讓我們更有信心參與中國的經濟，投資中國的發展”。
數據顯示，中國農產品貿易總額由2001年的279億美元增長至2020年的2468億美元。2020年，中國進口農產品的平均關税為13.8%，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成為全球最開放的農產品市場之一。
在張有基看來，隨着加入WTO，中國與其他國家在農業教育、科研、技術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更加頻繁，加速了中國的農業科技進步。
“外資的進入，提升了中國農業的市場化、商品化程度，有效增加市場供應，也刺激國內企業做大做強。依靠農業投資形成規模經濟，最終可以增強農業抗風險能力。”劉軍説。
站在新起點推動開放新格局
中國入世，與世界分享繁榮和實現共贏。
市場開放是中國入世最直接的改變之一。中國加入WTO後，全面履行入世承諾，大幅開放市場，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在對外開放中充分展現“大國擔當”，在華外企也充分感受到了中國市場和改革開放的溢出效應。
阿吉蘭兄弟控股集團很早就與中國開始合作，1990年，沙中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該集團是第一個進入中國從事貿易的沙特私營企業。最初是貿易往來，從中國的公司和工廠進行採購。從1998年底，開始在中國生產，直到今天。
（視頻製作：樊夢成 編輯：白巖冰）
“在中國投資的決定是在對一些市場進行調研後作出的，包括韓國、日本。但是最終我們決定在中國投資設廠。中國是世界的工廠，各國產品中大部分都來自中國。中國是我們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更優選擇。中國幅員遼闊，擁有多元文化和眾多民族，在各地都能找到市場需求、高質量勞動力、配套工業和上下游企業。”阿吉蘭兄弟控股集團副董事長、沙中商務理事會會長穆罕默德·艾爾·阿吉蘭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最初我們於1998年進入中國的紡織業。當時的中國紡織業發展勢頭正勁，經歷着巨大飛躍而非一般增長。今天中國的紡織業非常發達，產品質量很高，很少有國家有這麼高的質量。更重要的是，中國紡織業高效、高產，擁有人才優勢，和我提到的配套工業和工廠，以及來自政府的支持，不管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
阿吉蘭兄弟控股集團在入世之前進入中國，而中國入世為集團帶來新的機遇。“中國加入WTO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是有益的。今天的中國在很多領域領先世界，包括重工業、科技、研發、創新領域。我認為中國是全球創新研發領域的領軍國家，這很重要。中國對外開放有利於世界經濟發展，將提高自身經濟運行效率，擴大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經貿額。中國成為國際舞台上的主要力量很重要。”穆罕默德·艾爾·阿吉蘭説。
加入WTO以來，中國進一步加快工業領域市場開放，深度參與國際分工和全球產業鏈體系。中國的電線電纜行業目前已經成為中國工業產值最大的配套產業，生產企業眾多，產值已突破萬億元。
作為上世紀80年代較早進入中國的外企之一，全球電纜系統、服務設計和製造的領導者耐克森見證了中國從改革開放到加入WTO，再到如今深度參與國際分工的每一個階段。
耐克森大中華區總裁及CEO於東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電線電纜作為國民經濟中最大的配套行業之一，是各產業的基礎，與國民經濟發展密切相關，被喻為國民經濟的“血管”與“神經”。中國改革開放初期，耐克森業務以向中國出口歐洲生產的電纜為主。隨着開放水平不斷提高與中國入世，中國穩定的發展環境為耐克森拓展全球業務提供了保障，耐克森也持續加大在華投資力度並深化本地經營。
就在中國加入WTO的同一年，耐克森大中華區總部在上海成立。“我們將這片熱土視作分享發展機遇的重要窗口，從這裏出發，公司取得了多個里程碑式的發展。耐克森持續深耕中國市場，通過技術創新與優勢資產組合，深入參與到了能源的生產、分配到使用的各個環節，為客户未來提供安全、低碳、可持續的互連能源系統”。
“中國入世20年，我們看到中國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提升中國市場的吸引力，這為我們在華外資企業創造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於東説。
中國入世後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2013年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掛牌，成為中國內地第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中國繼加入WTO後又一次更高層級的開放。近十年來，中國已先後建立了21個自貿區，海南省則於2020年6月全省成為自由貿易港，為外商投資提供一站式服務。
位於上海浦東自貿區的TE中國區物流中心的變遷史是TE Connectivity（下稱“ＴＥ”）伴隨中國入世20年經貿發展、攜手成長的印證。
TE是一家總部位於瑞士，專注於連接和傳感領域的全球化企業。深耕中國30多年來，TE從“製造為主”的業務模式發展為集研發、工程、製造、供應鏈和銷售為一體的企業。
TE中國區物流中心成立於1998年，是上海外高橋保税區內第一批20家海關批准的物流分撥中心之一。對於外商而言，那時候的外高橋保税區主要承擔國際貨運中轉站的功能，貨物在這裏短暫“休憩”，待貿易合作談妥之後，儲存的貨物便可從保税區直接發出。
TE副總裁兼中國區總經理張超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TE物流中心緊跟着自貿區發展的腳步，在過去的十餘年裏歷經三次搬遷擴展，如今已經成為TE全球最大的自營物流中心。
“中國日趨完善的營商環境和市場條件加速了外企在中國的發展。TE作為植根中國商業生態中的一員，也觀察到中國入世後所出台的舉措正在助推愈發紮實、完善、共生共榮的供應鏈體系。”張超説。
記者：袁源 李曦子 周秭沫
編輯：程慧
責任編輯：畢丹丹
來源：國際金融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