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建紅（法學博士）
每年的高考期間，總會重複發生一些故事，比如粗心的考生到了考點，才發現沒帶身份證或准考證，這時就會有執勤的警察叔叔騎着摩托車，風馳電掣般地往返於考生家與考點之間，將身份證或准考證及時送到考生手上；趕考路上遭遇堵車，心急如焚的家長和考生向警察求助，於是，警察騎摩托車載着考生在考點封閉前抵達，順利地進入考場參加考試；有時候還會有同樣粗心的監考老師忘帶監考證的事情發生。有人玩笑説，到關鍵時候還這麼丟三落四的考生，可能是除了帶腦子外，其他的竟全都忘帶了。諸如此類的“突發事件”幾乎年年都有。
另外一件高考時也必定會發生的“事件”，就是每年總會有考生作弊的消息曝出。自古以來作弊的情形有很多，如命題老師或考試的組織機構泄題、考生替考、夾帶小抄、考場上“偷看”別人或互抄答案、閲卷時老師依筆跡或記號為自己熟識的考生打高分等等。為了防止作弊，考試組織機構也是高招迭出，比如，早在宋代就已經發明瞭“糊名考校法”“謄錄試卷法”，而前者甚至一直沿用至今，這就是我們都熟知的彌封卷子。在各個朝代，幾乎都會對科場弊案施以嚴刑，其目的就在於預防或杜絕作弊情況的發生，以維護考試的公平與公正。
傳統社會的防止作弊方法，是古樸而簡陋的，有時候還顯得簡單粗暴。曾任北京大學校長、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的蔣夢麟先生，在其所著的《西潮·新潮》一書中，曾回憶他在清朝末年赴紹興參加“郡試”時的情形。那時候的考試，考生到達考場的時間要早得多，“清晨四點左右大家就齊集在試院門前，聽候點名。”當時考試是在初秋的早晨，天氣相當冷。幾千位考生擠在院子裏，每人頭上都戴着一頂沒有頂子的紅纓帽，手裏提着一個燈籠、一隻考籃。因為考試期間要住在考棚裏，所以燈籠是必備的，考籃中則包括考試用具，大約相當於今天學生們考試用的文具袋。
“大廳門口擺着一張長桌。監考官就是紹興知府。他戴着藍色晶頂的紅纓帽，穿着深藍色的長袍，外罩黑馬褂，胸前垂着一串朝珠。那是他的全套官服。他提起硃筆順着名單，開始點名。他每點一個名，站在他旁邊的人就拖着長腔唱出考生的名字。考生聽到自己的名字以後，就高聲答應：‘有！某某人保。’保的人也隨即唱名證明。監考官望一眼以後，如果認為並無舛錯，就用硃筆在考生名字上加上紅點。”在一個沒有身份證與照相技術的年代，要證明張三是張三，除了這種保人的方式外，還真沒有更好的方法。只是這監考官的“望一眼”是否就能確定某人確實是某考生，則不免讓人生疑了，這確乎是需要監考官的好眼力和責任心的。
考生點名後就可以進入考棚了，只是在進入之前，“他的帽子和衣服都得經過搜索，以防夾帶，任何寫了字的紙頭都要沒收。”根據另外一些資料的記載，在這個搜查過程中是有些簡單粗暴的。清朝的男子都梳着辮子，有時候需要解開辮子以供搜查，防止將小抄編在辮子中；搜查身體的時候，則會要求將衣服脱下來，有時候就只剩下貼身的單衣，鞋子裏也會被仔仔細細地看個遍。
根據蔣夢麟先生的記述，考生魚貫進入考棚後，“找出自己的位置分別就座。座位都是事先編好號碼的。考卷上有寫好考生姓名的浮簽，繳卷時就撕去浮簽。考卷的一角另有密封的號碼，錄取名單決定以後才開拆彌封，以免徇私舞弊。”蔣先生對晚清時期科考的評價甚高，“清末時，政府各部門無不百弊叢生。唯有科舉制度頗能保持獨立，不為外力所染。科舉功名之所以受人器重，大概就是這個緣故。”
傳統社會的科舉考試，對讀書人來説是出人頭地的“正途”，而對於考生的家族來説，則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起點，因此，家人陪考也很正常。蔣夢麟先生描述考完後的情形，收卷的信號發出後，“大門打開，吹鼓手也嗚嗚啦啦開始吹奏起來。考生繳了卷，在樂聲中慢慢走出大門，大門外親戚朋友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想想今天我們的考場外那些在酷暑中焦急等候的家長們，基本上可以腦補出科舉時代考棚外的情形。
今天的考場，外在的設施已經更新換代，防弊的方法也更多地依賴於現代科學技術。近年來興起的“刷臉”更是縮短了驗證的時間。學生手裏拿的透明文具袋取代了舊式的“考籃”，而對學生可能利用無線電設備進行作弊的“電子夾帶”的搜查，已換成了儀器檢測。“答題卡”的設置取代了原來的“謄錄試卷法”，使根據筆跡來判改試卷的時代一去不復返。
只不過百密也總有一疏，前文我們曾懷疑過滿清時監考官的“望一眼”，是否能如電子儀器設備那樣做到“明察秋毫”，其實，如果責任心欠缺的話，再好的儀器設備也發揮不出其應有的效用。在傳統與現代的考場之間，變化了的是設施，而不變的是對考試公平信念的堅守。漫畫/陳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