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家園】
編者按
法國巴黎當地時間11月2日下午，第十四屆世界遺產委員會特別會議宣佈，原定今年在中國福州舉行的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延期至2021年6月或7月。會議決定，所有原定在2020年和2021年審議的項目和分項目，都將在2021年第44屆延長版大會上審議。這是自1977年首屆世界遺產大會舉辦以來，我國第二次擔當會議主席國，福州亦成為繼2000年蘇州之後，第二個舉辦世界遺產大會的中國城市。
我國是全球“世界遺產”數量增長最快的國家，截至2019年，我國的世界遺產總數、自然遺產數量、自然與文化雙遺產數量、非物質文化遺產數量均居世界“第一”。這一成果的取得，與我國對遺產事業高度重視和國家戰略層面上的科學部署密不可分。
遺產是人類文化多樣性的結晶，是一個民族生生不息的根。一個國家遺產保護與發展的能力，關係到文化脈絡的延續、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話語權的建設，關係到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走向與可持續性動力，促進文化遺產保護髮展，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偉大事業。
三足支撐保護體系
我國文化遺產遍佈華夏大地，區域性自然地理的巨大差異和多民族文化的豐富構成，使得我國的文化遺產表現出鮮明的差異性，從而對保護實踐提出了差異化、多樣性的要求。同時，快速的工業化、城市化也對遺產的保護髮展提出了許多新命題。
在我國，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發展具有國家戰略地位。自1985年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以來，我國遵循世界遺產保護髮展的理念精神與工作框架，在遺產保護制度建設、遺產傳承發展與創新利用、文化空間與文化生態整體性保護等方面探索出多樣化路徑，走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適合中國語境的遺產保護道路，為全球遺產事業的發展提供了獨特經驗與重要借鑑。
一是遺產工作制度化。建立健全遺產保護髮展的政策規劃與法制保障體系，是促進遺產最大範圍、最大程度和最高效率得到保護髮展的重要方式。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這兩部文化遺產基本法，到有關遺產保護利用創新的一系列特定領域的專項發展條例、指導意見、管理辦法，我國形成了各種專項政策和法律法規互補兼容、相互推進的制度化網絡，構建了文物保護利用、非遺保護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發展創新三條主線的保障體系，為高效率、高質量的遺產保護髮展事業提供了制度支撐。
二是“大遺產”理念創新。我國的遺產保護髮展實踐表現出積極進取的開拓性和創新性，對遺產的概念、範疇和價值的理解日益開放包容，遺產的內涵和外延不斷豐富充實。我們所理解的文化遺產已經超越“架子上的文物”和靜態的遺址、建築的傳統範疇，走向更寬泛意義上的包括景觀空間、生活方式在內的“動態遺產”和“活態遺產”;我們開創了文博創意產業、“互聯網+中華文明”等遺產資源創造性轉化、創新性利用的新格局，“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的理念不斷深化，“大遺產”發展思維更加成熟穩健。
三是“大戰略”設計支撐。我國的遺產保護髮展並非侷限於單一的、專業領域實踐探索，而是融入國家和民族的總體性、時代性的戰略部署。國家宏觀設計越來越突顯遺產保護與發展的地位，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進一步強化與遺產領域的交集和互動，在新型城鎮化建設和鄉村振興戰略中，文化遺產是其重要的、有機的構成。多重國家政策的交織共力、相互呼應，體現了遺產保護髮展的“大戰略”理念。
兩點突破保護困境
遺產的保護髮展是一項重大、艱鉅的工作。近年來，世界各地遺產安全問題頻發，尤其2019年4月巴黎聖母院發生重大火災，更是引發世界對遺產安全的關注。歷史遺蹟、建築遺產等不僅面臨着自然災害引發的沉降、變形、風化、蟲蛀等損壞，也面臨着由於遺產安全意識不足、遺產保護保障機制不完善帶來的人為損害，這是全球遺產保護髮展的共性問題。除了自然因素、人為因素，社會發展因素帶來的挑戰更多樣，也更復雜。對於發展中國家、地區來説，與現代化、城市化和工業化運動相伴生的遺產“建設性破壞”就具有顯著的代表性。
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矛盾，是全球遺產事業普遍存在、尚未解決的根本性命題。工業化和現代化在兩個多世紀中狂飆突進，推動了社會從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轉型，巨大的社會變遷造成了文化遺產和歷史傳統“無根可依”的處境。為遺產創造存續的社會環境是每一代人的責任，批判性、創造性地接續歷史遺留下的物質資產與精神資產，在新與舊、傳統與現代之間建立辯證的歷史視野與精神指向，是現代社會轉型走向深入和成熟的表現。
在我國，這一實踐表現為使傳統承續與社會轉型從矛盾的對立面走向和諧共生的“共同體”，使文化遺產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同頻共振的一體化機制。
一是探索“整體性保護”機制。我們從注重單體性遺產的獨立保護擴展到對文化景觀、歷史城鎮、城市遺產等文化聚落的整體性保護，形成了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文化街區、傳統村落等文化景觀、文化空間保護的體系化，建立了系統、立體的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制度和傳承人體系，在新發展理念指導下密切文脈庚續與城市發展、傳統守護與鄉村振興的紐帶關係，創新遺產保護與社會發展的協作機制。
二是探索“生產性保護”路徑。我們在保護的基礎上不斷豐富遺產資源利用方式，注重遺產展示利用的科技創新與創意設計提升，促進遺產資源寓含的文化精神和美學積澱在現代生活空間的傳承、活化與發展。我們推進生態博物館、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實踐，探索原真性保存、生態性保護、生產性創新的良性循環，為文化遺產逐步構建健康可持續的文化生態系統。
可以肯定地説，我們在“整體性保護”“生產性保護”等觀念、路徑上的創新，對消解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矛盾具有重要促進作用。當然，也必須看到，作為過去歷史形式的遺產如何在新的土壤中獲取生存空間，是一項複雜且艱鉅的工作。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整體性保護”是否可能，何種形式與品質的“生產性保護”才能起到保護髮展的作用，這些問題都需要在具體的實踐中科學辯證、摸索前進。
四招提升保護能力
在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過程中，夯實遺產保護髮展基礎，提升遺產保護髮展能力，構築遺產保護髮展良好生態，推進遺產事業高質量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一是深化遺產治理創新的全球性引領作用。遺產價值為全人類所共享，遺產事業的世界性行動對彌合當前政治分歧、經濟競爭造成的裂痕具有重要意義。包容開放、團結合作是內藴於我國遺產文明的核心精神，新時代要進一步彰顯我國在全球遺產事業中的主體性，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意識的深化，以遺產文化精神的包容性、多樣性增進國際社會的文化黏合力，同時為全球遺產治理貢獻中國方案，發揮示範性、帶動性作用。
二是強化遺產保護髮展的國家戰略定位。以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根系作為根本立場，以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建設中華文化話語體系作為頂層設計，以更具前瞻性、系統性、包容性的歷史意識和發展視野制定遺產保護髮展戰略，進一步推動遺產事業與經濟社會文化各領域互融互滲，強化城市文脈意識，重塑鄉土大地民族文化根系，着力傳統文化母體保護與時代創新，譜寫好傳統與現代、傳承與創新的二重奏。
三是完善遺產創意產業發展生態規劃。着力化解“建設性破壞”“生產性破壞”等突出問題，創新保護利用機制，升級“生產性保護”路徑方法，戒除粗放式發展，注重遺產資源開發利用的質量、創意、品牌與生態可持續性。強化文化遺產發展創新的科技支撐，培育文化遺產IP，打造文博創意產業鏈，深化遺產地文化旅遊意涵，充分激活遺產的資源價值、精神價值、美學價值，推進多樣化、立體化的路徑機制創新，促進文化遺產的自我造血與可持續發展。
四是促進遺產文化美學紮根現代社會。將文化遺產引入現代社會生活並重新賦能，有機融入當代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發展中，是遺產保護的根本性意義，也是“見人見物見生活”的應有之義。要將文化遺產元素更大範圍、更深層次融入現代生活細節，促進中華古典美學與現代生活藝術的對話，使遺產之美深入人心，使人們由衷熱愛優秀傳統文化，進一步強化遺產保護髮展的自覺自信，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文化生態保護”。
(作者:林秀琴，系福建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福建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