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大國崛起的悖論：個體為什麼會為了集體犧牲自己？
一個國家是如何崛起的，一個強大的國家對於個體又是什麼意義，個體為什麼會為了集體的強大而不懈努力奮鬥，甚至犧牲自己，真的是理想，真的是熱血嗎？
今天這篇文章，我們就把這些問題背後的願意和邏輯講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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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這個形態最早形成於3000年前，國家的前身是部落，部落的前身是氏族，氏族就是由一羣有血緣關係的人組成的一個共同生活的集體。
不管是國家、部落，還是氏族，它們的本質都是一樣的，都是個體為了在充滿競爭和危險的大自然中，更安全穩妥存續下去而組成的集體，這是人類自然演化出的一種社會形態，其目的就是為了能讓身處其中的個體，能夠以更大的概率生存下去。
人類最開始是母系氏族社會，那個時代人類數量特別少，自然環境中的食物和水也比較充足，人類羣體面對的壓力還比較小，算是史前時代一個比較幸福的時光。
後來隨着人口的增加，以及地球氣温的下降，從自然中能夠獲取到的食物也少了，人類的生存壓力陡然增大，需要狩獵，甚至跟其他氏族的人搶奪資源，身強力壯的雄性脱穎而出，人類步入父系社會。
人類的父系社會，有點像非洲草原上的獅子羣，贏者通吃，強大的雄性能夠佔據很多雌性，進而繁衍出一整個族羣，漸漸地便形成了後面的各個氏族，比如歷史上著名的有熊氏、皋陶氏、神農氏等。
氏族進一步發展壯大，一個地域相近氏族之間關於領地、水源就會存在競爭，進而發展成對抗與兼併，弱小的氏族或者被強大的氏族徹底消滅，或者被“同化”進強大的氏族，失去自己的氏族標籤，這跟現代一些國家被其他強大的國家文化所同化，失去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文化特徵是一樣的。
氏族不斷地互相兼併，會形成部落，部落再發展壯大，也會互相征服兼併，最後形成國家，上古時代社會發展緩慢，這一演化過程持續了很長時間，我國商周時期都還處於氏族、部落與國家相雜處的時代，當時最強大的社會形態就是國家。
而西方以及中亞國家，很長時間都處於一種部落城邦制，到了15世紀之後才陸續形成國家形態。
回顧完了國家發展史，可以發現這裏面有一個問題，無論是氏族、部落還是國家，其最開始形成的目的都是為了給其中的個體提供更安全穩定的生存環境，這也是個體為什麼會願意發展這種集體形態的動力。
但隨着集體形態的一步步進化升級，很多時候，個體不得不為了集體的利益忍受苦楚，甚至是直接丟掉生命，這些行為，或是主動或是被動，但都已經偏離了最初的目的——個體存續，這就形成了一種強大組織（國家）崛起的悖論——集體存在的目的是個體的延續，後來為了存續集體，個體反而要犧牲自己。
用一句話説就是，忘了初心。不過諮諸歷史，拋開被動的，還有很多人主動願意為了集體犧牲自我，這個肯定不能單純用奉獻、理想這類形而上比較虛的東西來解釋，這背後的驅動力到底是什麼呢？
要説明這個問題，我們要看一些具體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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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來看世界的第一個日不落帝國——西班牙帝國。
西班牙發現並殖民了美洲新大陸，這一事件標誌着世界近代史的開端，在殖民美洲大陸的過程中，西班牙人賺得盆滿缽滿，王室連馬桶都用金子打造，西班牙從歐洲大陸一個不入流的小國，一躍成為歐陸首屈一指的帝國，一手拉開世界近代史的序幕，可能連當時的西班牙人都沒意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這麼厲害。
為什麼會是西班牙人完成這一步呢，其實根本原因是西班牙人窮，伊比利亞半島山地多，土地貧瘠，糧食產量低下，而且周邊的國家時不時就來搶劫一下，西班牙普通人的日子過得相當悲催。
所以美洲大陸被發現後，大量西班牙人跟着船隊去探險，到美洲大陸開闢殖民地，當時去美洲探險的基本都是西班牙的普通民眾，在老家生存艱難，隨時都面臨活不下去的危險，所以乾脆到遠方去闖一闖，説不定就闖出一片天了。
在我們現在看來，西班牙人的探險殖民行為，為他們帶來了豐富的回報，他們在美洲發現了大型的金礦和銀礦，靠着淘金挖銀，趕着黑奴種甘蔗，發了大財，從此過上了驕奢淫逸的生活。
但在當時，遠赴美洲殖民探險，是一個危險係數非常高的行為，當時的航海技術才剛剛處於起步階段，船穿行在海上被吹翻，碰上海盜被一鍋端，碰上風浪迷失航線，都是常有的事情，而這些事情凡是碰上就是葬身海底的結果。
當然，就算曆過千難萬險到達了新大陸，當地的流行病也夠你喝一壺的，根據數據記載，從西班牙穿過重重危險去往美洲的人，第一年上岸1000人，第二年就只剩下不到200人了，存活率不到20%，這第二年活下來的人，到了第三年還得再死一批。
最後如果能活下來，開礦、販運黑奴，往歐洲大陸運金賣糖，才有賺錢的機會，也才有享受的機會。
這個我們現在看來充滿着賺大錢浪漫主義色彩的冒險，在當時就是九死一生的行為，只有那些實在活不下去的人，才會到海上，去新大陸博一個機會。
不過，正是這些為生存尋找機會的人前赴後繼，西班牙才能開闢大西洋航線，實現國家的崛起，但在這個過程中，絕大部分參與航線開闢、殖民地開闢的西班牙人，都在半路掛掉了，只有極少的一部分人，能夠享受西班牙強大以後的紅利。
西班牙開闢美洲貿易航線的時候，整個國家正處於部落城邦向國家形態轉型的過程中，雖然我們現在稱他們為“西班牙人”，但當時大部分人並沒有西班牙這個國家概念。
西班牙人為什麼會前仆後繼地出海淘金，其目的還是為了生存，後面為了跟歐洲各國做生意，同時抵禦英國、荷蘭、法國的搶劫，西班牙人漸漸抱團成一個整體，數量龐大的個體的冒險行動，在無意識中造就了西班牙整個國家的強大，最後帶動整個歐洲的發展。
雖然當時出海奮鬥的人，很多都沒享受到西班牙強大、歐洲強大後的福利，但是他們的行為造就了集體組織的強大，讓後代受益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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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看看我們中國，秦國的先人非常喜歡養馬，而且是個養馬的高手，養得馬長得膘肥體健，深得周孝王滿意，周孝王御手一揮，秦國的先人就獲得了50裏的封地，被賜予嬴秦，秦國從此走上歷史舞台。
公元前711年，犬戎攻破鎬京，殺死周幽王，擄走褒姒，在鎬都燒殺搶奪，多虧秦人冒死營救，周幽王的兒子周平王才得以活命，秉承着好事做到底的態度，老秦人協助周平王東遷到洛邑。
西周滅亡，東周開始。
老秦人護駕有功，被封賞更多的土地，但這些土地，基本都處於西北邊，直接跟犬戎接壤，很多甚至都被犬戎佔據了。
彪悍的老秦人沒有被嚇跑，而是直接跟犬戎開啓了拉鋸戰，最後把犬戎佔據的土地一點一點都拿了回來，還“反向”佔據了更多。
這個時候的秦國，才堪堪拿到了諸侯國的“入場券”，比起東邊的趙國、齊國等佔據豐腴土地的國家，秦國依然是個小國、弱國、不入流的邊緣國家。
後來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就是這個不入流的邊緣國家，一路變法，“不怕死”的老秦人將列國殺得膽寒，“六王畢，四海一，書同文，車同軌”，華夏大地再度迎來統一。
更重要的是大秦開創的郡縣制，指數級強化了帝國的統治力，雖然是再度統一，但是比起之前唐虞夏商周那種鬆散的統治，秦朝真正開創了大一統的文化和制度。
重新統一了華夏，老秦人並沒有停下腳步，始皇帝將大量兵力派往帝國的北方和南方，北御匈奴、南平百越，將帝國的版圖擴大到農耕生產方式的極限。
近幾年史學界喜歡講一個名詞——普世帝國，簡單理解就是用同一個意識形態融合了不同種族、民族以及各種文化的強大的國家，比如之前的蘇聯、現在的美國，就是標準的普世帝國。
很多人以為普世帝國誕生於西方，但其實世界上最早的普世帝國是秦朝，列國紛爭幾百年，漸漸形成了自己國家的文化特徵和標籤，各國的文字演化得不同，度量衡也不統一，假使再發展個幾百年，各國妥妥地會發展成現在歐洲這種格局。
秦國統一以後，並沒有想着佔領土地，奴役人口，而是將帝國軍團的主力都派往了邊陲去開疆拓土，這個時候的秦帝國，其內心的自我認同早已不是西北邊陲的一個小秦國了，而是要囊括整個華夏九州，不同部族和文化的普世帝國。
基於這種認同，大秦才會把主力派往邊陲，而不是放在內部彈壓蠢蠢欲動的舊貴族，在始皇帝心中，普世帝國的利益，已經大於了秦國本身的利益。
“赳赳老秦，共赴國難”，老秦人最開始是為了生存，打敗犬戎，後來還是為了生存，抵抗住關東六國的碾壓，最後自己越來越強大，終於一統。
在這裏，集體性的國家意念已經深入到每個老秦人的內心，除了上戰場砍人頭可以積攢軍功改變命運，大家也知道了，如果不把國家整強大，那麼國家就是被別的國家滅亡的命運，自己也就難逃被搶去財產、妻離子散的命運。
所以大家會為了集體的命運抗爭，在這個過程中犧牲自己，如果國家因此而強大了，扛過了危機，那麼自己的親人和後代也能夠受益，在這裏個人命運已經跟集體命運深深捆綁在一起。
在奮進的過程中，老秦有了更大的野望，那就是建立一個把昔日對手囊括進來的普世帝國，化干戈為玉帛，為萬世開太平。
但很明顯六國舊貴族體會不到大秦的這種理想，他們還是聯起手來推翻了秦朝，但秦朝的這種理想和精神，我們也可以稱之為意識形態，卻被下一個朝代——漢朝繼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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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了函谷關後，蕭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秦朝有關國家户籍、地形、法令等圖書檔案一一清查，分門別類，登記造冊，統統收藏起來，留待日後查用。蕭何作為曾經的秦朝小吏，他最清楚秦朝這套動員制度的強大，在第一時間收攏了最珍貴的財富。
漢承秦制，這句話並不是簡單説説而已，從一開始，漢朝的組織基礎就建立在秦朝的組織和制度之上，劉邦、蕭何等人是秦朝事實上的精神繼承人。
到了武帝時期，匈奴之患日烈，武帝明白，這個時候如果再不對匈奴出手，打掉橫亙在帝國頭上的這個龐然大物，日後華夏定會被匈奴所奴掠。
漢朝皇帝們已經具備了很完善的帝國世界觀，出發點都是從集體統一考慮，為集體考慮其實就是為了個體考慮。
漢武帝的對匈反擊戰，受到了強烈支持，能臣出謀劃策，名將浴血沙場，無數良家子主動請纓上戰場，雖然他們知道自己可能埋骨沙場，但是他們更明白這場戰爭對於整個族羣的意義，輸了就是被兼併被奴役，被抹除自己族羣的特徵，只有贏了，才能夠作為一個特徵主體存續。
其實看到這裏也就能明白了，為什麼個體會為了集體的利益而不斷努力奮鬥，忍受各種苦楚，甚至不惜犧牲自己呢？
雖然集體形態最開始出現的原因是個體為了更高概率的生存而抱團的行為，但隨着這種生命體（集體）不斷地發展進化（氏族——部族——國家——帝國），它早就形成了一套運化體質，個體長期生活在集體中，也形成了超越個體的集體認同。
由於西方國家，他們的國家形態形成得比較晚（從15世紀才開始漸漸形成），從戰國時代算起，我們的國家形態已經形成了兩千多年了，所以這種集體利益、大一統思想，在中國人身上體現得尤為厚重。
比如疫情期間，整個中國説隔離就隔離，説不出門就不出門，我們可以為了集體利益，而短暫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但其實最後的結果是更利於大家也更利於個人，這是一種非常積極的閉環回饋。
而歐洲人，目前思想形態還沒觸摸到這一層，還比較重視個體利益，所以西方防疫行動困難重重，或者有些國家直接放棄治療。
這是一個正面的例子，再講一個反面的例子。
明朝中後期，由於心學的傳播，很多人特別是江南地區的商人、士人，其心中，國家集體利益，漸漸被個人自由利益蓋過，很多人追求心之自由，而不管國家死活、天下蒼生的安危。
儒家的家國一體思想，很大程度上被心學化解掉了，所以大明危在旦夕的時刻，江南的士人商賈夜夜笙歌，北方的豪族富户一毛不拔，最後北京被闖軍攻破，清軍入關，北方大量富户被抄家，江南則遭受了大屠殺，而那羣天天寫道德文字的東林士人，則集體投降了滿清。
緊接着就是剃髮易服、文字獄，一個族羣的文化標籤、總體特徵要麼被強行抹去，要麼被壓制得沒有一點活力。
明朝滅亡以後，王船山隱居山林苦苦思索大明為什麼會亡，最後他仰天長嘆心學是亡國之學，不無道理。
在集體（國家機器）遭遇危機的時候，個體閉門自封，摟着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不去為集體存亡而抗爭，最後集體倒了，個人也遭殃了。
這就像一個人在穩固的房子裏面住久了，就認為生存本來就是這樣的，沒有寒風冷雨，沒有烈陽暴曬，有的只是明亮的燈光和温暖的牀鋪，忘記了這都是有房子遮風擋雨的功勞，房子出現裂痕的時候不去修補，等房子塌了，就只能被壓死或者凍斃在風雨中了。
尾聲
明朝滅亡以後，由於滿清統治者採取回漢分治，各族相互制約的組織統治術，讓人們在那種高壓狀態下漸漸喪失了集體認同，因為國家機器已經變成了少數人的統治壓迫工具，而不是為大多數人謀福利的工具。
清末大清遭受入侵時，老百姓像看戲一樣，甚至還主動給八國聯軍帶路，此情此景魯迅先生看着頭痛不已，轉身寫下了不少犀利文字。
後來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產黨，用階級鬥爭思想統一工農羣眾，打擊日寇，趕走國民黨反動派，打土豪、分田地，抗美援朝，重建了這個國家的國家認同和中華民族的族羣認同。
可以説，其功不輸秦始皇。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