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研究】馬建英：持續對立拒不認輸，美國要出現兩個政府了嗎？

馬建英：持續對立拒不認輸，美國要出現兩個政府了嗎？

作者：馬建英，山東師範大學副教授、察哈爾學會研究員、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百萬莊通訊社

這屆美國大選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就兩個字兒——混亂。

尤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計票階段，白宮北門外持續發生抗議活動，拜登的支持者和特朗普的支持者一度發生肢體衝突。

目前，拜登已經宣佈獲得超過半數的選舉人票，宣佈當選為新一屆美國總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13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已向拜登和哈里斯表示祝賀。而他的對手特朗普，拒絕承認失敗，並且一再強調贏的是自己。

拜登和特朗普在多個關鍵州獲得的選票十分接近，再加上共和黨陣營質疑民主黨在選舉中存在舞弊、偷票行為，致使這場選舉進入“加時賽”。

△ 11月11日，《華盛頓郵報》報道指出，多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美國政府官員表示，特朗普已指示白宮預算辦公室要求各聯邦機構為下一個財政年度準備預算案，並禁止各個部門與拜登的過渡團隊合作。

白宮通常在每年2月發佈新財年預算案，拜登如果2021年1月20日宣誓就職，新財年預算案應由新一屆政府向國會提交。

推進預算案的決定令白宮很多官員感到驚訝，也讓吃瓜羣眾們摸不着頭腦了——要出現兩個政府？這是什麼操作？

這還得從美國社會的分裂開始説起。

美國政治與社會持續分裂

實際上，這場政治分裂，早在上次總統大選中就已經展露無遺。 2016年，頗受爭議的“政治素人”特朗普意外贏得大選。上台後的特朗普推行“逆全球化”和帶有強烈民粹主義色彩的國內政策，不僅引起諸多非議，還將隱藏在台面下的美國社會的對立情緒推向台前。 在特朗普執政的四年中，美國社會知識、商業精英與中下層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持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士相互敵視，充滿黨爭色彩的相互攻擊、謾罵，取代了理性、平和的辯論。這導致美國傳統的自由主義國際形象，一再受損。

2020年大選，創下了美國多項紀錄。此次大選共有約1.6億人蔘與投票，投票人數和投票率均創下了1900年以來的最高紀錄。同時，即便特朗普敗選，他也贏得了7000多萬張選票，得票率達到了47.7%左右，這比2016年的選舉還增加了1000多萬張，得票率也不降反升。

然而，超高的投票率背後折射出的不僅是選民的政治熱情，更是美國政治分裂持續加劇，以及社會撕裂愈加嚴峻的現實。

例如，根據11月8日《紐約時報》的報道，“在過去數年中，政治分歧導致民眾之間友誼破裂，職場關係冷卻，一些小事甚至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引發一場關於政治的爭吵。”以至於有美國媒體感嘆，“目前的美國更像兩個國家”。

即便是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肆虐的情況下，美國民眾在國家需要首要解決的問題面前，還存在着巨大分歧。

11月7日，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顯示，美國新報告12.6萬例確診病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連續4天超過10萬例。

而對於國家首要解決的問題，依據美聯社對全美範圍內超過13.3萬名民眾進行的調查結果，支持拜登的選民中，約60%認為疫情是美國面臨的最重要問題。但在支持特朗普的選民中，有一半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是經濟和就業。

在疫情大敵當前的形勢下，美國民眾卻表達出如此不同的觀點，社會的撕裂程度可見一斑。

持續分裂背後的根源

大選結果的“難產”，導致美國社會陷入沒完沒了的抗議、騷亂和訴訟之中。在一些地方，支持特朗普的選民與支持拜登的選民之間甚至發生多起肢體衝突事件。 應當説，總統大選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只是表象，美國政治和社會持續分裂背後還隱藏着更為深刻的根源。 從經濟層面來看，冷戰之後的全球化不斷向縱深發展，導致美國在全球經濟層面“攻城掠地”的同時，也在國內經濟層面一步步“丟失城池”。 全球化引發的國際產業轉移對美國國內的經濟產業造成一定衝擊。其後果是，儘管美國的經濟總量在增長，但是內部的貧富差距卻在擴大，製造業在流失，中產階級在縮水。

加上外來移民對就業崗位的競爭，人口結構的變化，教育的不均衡等一系列因素，最終導致美國原有的社會生態系統從“平衡”日益走向“失衡”，中下層民眾所期望的“美國夢”愈發變得遙不可及。

為此，美國廣大中下層民眾不得不訴諸於通過選舉來謀求改變，寄希望於出現一位民族主義總統，來尋求自身經濟上的安全感，並向傳統精英表達其內心的不安和憤怒。

就此而言，2020年的美國大選，是美國草根階層和傳統精英之間的再次背離。

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美國目前的政治分裂，其經濟基礎是兩種經濟——面向世界的全球主義經濟和麪向國內的民族經濟——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是由美國經濟從民族化向全球化轉型中出現的陣痛帶來的。這種社會陣痛導致美國政治暫時會出現一些反覆，出現極右或極端民族主義的政府。”

從政治層面來看，美國的政治制度設計固然有其過人之處，但是長期僵化不變、無法與時俱進的“三權分立”“兩黨制”等，不一定完全適應新時期的國情與世情，並且還存在異化為“兩黨惡鬥”“否決政治”等阻礙美國發展的制度性風險。

特別是當支撐這種政治制度的經濟基礎和經濟結構發生“病變”時，原先所設計的政治制度的相關功能，也必然會隨之出現“失能”“失效”等現象。

可以預見，即使拜登上台，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黨同伐異也不會消停。黨爭會導致拜登政府推出的經濟紓困、刺激和產業調整等政策效果大打折扣，而這反過來又會加劇兩黨之間的惡鬥，以及社會的分裂。

因此，一場選舉不僅無法彌合美國社會的分裂，反而會將原來的裂痕繼續放大。2020年的總統選舉，就是這一邏輯的真實寫照。

當然，歷史性地來看，近年美國國內的分裂現象，只是暫時的，外界不宜抱以過於悲觀的態度。特別是與美國曆史上的南北戰爭相比，目前美國的政治極化與社會撕裂自然是“小巫見大巫”。

同時，美國的政治原本就是爭吵出來的，美國的政治發展史就是一部充滿爭吵的歷史。正是在這種爭吵中，美國政治才時不時地得以盤旋和進步。

只不過，就當前而言，這種爭吵需要少一些“火藥味”，多一些行之有效的藥方。唯有如此，才有利於彌補美國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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