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反恐需要齊心協力：聯合國主導 建立合理制度
發揮聯合國主導作用 建立合理制度框架全球反恐需要齊心協力
2017年6月舉行的歐盟峯會在反恐等方面達成諸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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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時間以來，國際暴恐大案頻發。西班牙、英國、菲律賓、伊朗等國接連發生恐襲。國際社會亟須加強反恐合作，聯手應對新挑戰。聯合國大會日前通過決議，決定重組聯合國反恐架構，設立聯合國反恐怖主義辦公室，以協調聯合國系統有關反恐方面的努力，並加大對各會員國反恐能力建設的支持。一系列行動正在展開
梅建明(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張家棟(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研究員)
亞當・克萊恩(美國新美國安全中心資深研究員)
安東尼・格萊斯(英國白金漢大學安全與情報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學教授)
卡維・鍾吉塔翁(泰國朱拉隆功大學安全與國際問題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阿拉斯泰爾・裏德(荷蘭海牙國際反恐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國際恐怖主義呈現出分散性、年輕化、“獨狼”式新特點
梅建明：如果説恐怖主義是癌症的話，“9・11”事件後，恐怖主義的癌細胞已經從初期的原發部位向全身多個部位擴散。根據對2001―2015年全球恐怖襲擊事件的監測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中東、北非與南亞地區是近10多年來恐怖襲擊的高發地區，這三個地區的恐怖襲擊案件數量(60495起)佔全球發案總數(85196起)的71%。同時，非洲、西歐和東南亞的恐怖襲擊風險正在上升。
爭奪全球“聖戰”運動主導權的鬥爭將趨向激烈。“伊斯蘭國”恐怖組織的殘餘勢力會化整為零，滲透擴散到其他地區和國家。“伊斯蘭國”會刺激一些恐怖組織仿效採取類似的做法，“建國建制”興風作浪，在未來製造更多、更大規模的恐怖襲擊。此外，恐怖主義是超級變色龍，會隨着環境的改變而不斷調整其存在的形式。恐怖組織利用新技術(如社交媒體等)從事宣傳、招募、培訓、策劃、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
張家棟：從整體上看，2012年以來全球恐怖活動的數量與威脅呈下降趨勢，但各地區之間的態勢不平衡。非洲和歐洲的恐怖主義形勢有惡化趨勢。南亞和中東，出現好轉跡象。其次，國際恐怖主義出現分散化趨勢。這主要是因為“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遭受打擊以後，恐怖分子開始迴流或分散。恐怖組織的力量雖下降，但威脅面卻更加寬廣。此外，新恐怖主義尤其是網絡恐怖主義，開始從概念變成現實，未來可能成為國際恐怖主義的主要部分。最後，國際反恐怖力量繼續分裂，甚至還有各自打反恐牌的趨勢，對國家傳統利益考慮超越了對反恐國際共同利益的關注。
亞當・克萊恩：現代恐怖主義依然處於不斷變化的過程中，現在最突出的一個趨勢是，受過嚴格訓練的恐怖分子正在被年輕的、毫無經驗的新手所取代。上世紀的恐怖主義襲擊，將破壞控制在達到目標的範圍之內。如今的恐怖主義襲擊更加難以預測，遍地開花，甚至給人們留下一種事出偶然的感覺，一個人鑽進自己的汽車，衝向人羣，就成為了恐怖分子。因此，一個很明顯的現象是，有形的恐怖主義遭到重創，並非標誌着恐怖主義勢力的終結，反而可能成為恐怖主義勢力在全球蔓延的“導火索”，並最終致使恐怖主義進入又一個新的階段。而且，如今“獨狼”作案越來越多。恐怖組織非常善於運用社交媒體招募“獨狼”恐怖分子。
2017年8月19日，在西班牙巴塞羅那市中心的蘭布拉斯步行街上，一名女子哀悼恐襲遇難者。巴塞羅那市中心及周邊地區8月17日發生兩起恐襲事件，共造成14人死亡、100多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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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尼・格萊斯：我們需要警惕伊斯蘭恐怖主義可能的擴散，而非終結。“伊斯蘭國”的存在給予極端思想傳播以物質形態和國家權力的支持，這對於歐洲許多年輕穆斯林有着極強的吸引力。隨着“伊斯蘭國”被摧毀，有兩件事可能發生。首先，一些恐怖分子可能流竄到歐洲、非洲之角等地。第二，這些恐怖分子對意識形態的依附將變得更加深。這意味着，雖然他們人數可能減少，但他們可能比以往更加狂熱，這在中長期來看更加危險。
卡維・鍾吉塔翁：當前國際恐怖主義的發展趨勢已經日漸明朗，恐怖勢力正在滲透那些經濟發展較為落後且生活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東南亞正成為極端分子和恐怖分子着力打造的戰場之一。東南亞社會雖然相對平靜，但通過利用收入懸殊和社會問題，極端組織能夠將國際恐怖活動實現本地化，例如菲律賓正在面臨極端組織帶來的嚴峻挑戰。
阿拉斯泰爾・裏德：過去3年，西方成為恐怖襲擊的重災區。分析普遍認為，恐怖主義威脅不僅不會在短時間內消失，而且很有可能是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與過去相比，恐怖主義出現了一些新特點。在過去很長時間裏，恐怖分子大多是政治狂熱分子。現在的恐怖分子大多受極端組織蠱惑，為反對西方價值觀而戰。過去的恐怖分子多為集體行動，現在的恐怖分子則多為單獨行動，規模雖然不大，但更加難以防範，給社會帶來的恐慌嚴重。
最近幾年日益猖獗的恐怖主義和“伊斯蘭國”的興起有着密切關係。有證據顯示，極端組織正在採取化整為零的策略，讓“聖戰者”返回自己國家實施“獨狼”式恐怖襲擊。因此，未來西方的反恐形勢將更加嚴峻。
警察在美國紐約時報廣場巡邏。2017年5月，英國遭遇恐怖襲擊後，美國多地加強公共場館安全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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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應承擔起社會責任，斬斷恐怖主義“精神紐帶”
梅建明：撒切爾夫人曾經講過，大眾傳媒是恐怖主義的氧氣。當前，社交媒體廣泛普及，恐怖分子極大地利用了社交媒體這種工具。互聯網反恐需要採取的措施主要是：第一，加強政府與互聯網企業之間的合作；第二，全球互聯網企業應當建立一種企業間的合作架構，就暴恐音視頻的標準、規範、舉報機制、跨國間的合作平台等問題形成非政府的、行業內部的橫向合作體系；第三，國際社會應當加大技術研發與應用的力度，突破運用技術手段阻止恐怖主義傳播的障礙。
張家棟：社交媒體具有“監管的高門檻和利用的低門檻”，這使得恐怖主義勢力在網絡空間的活動，比在傳統媒體中更加活躍。打擊網絡恐怖主義，應該採取以下措施：第一，建立新型網絡監控體系，以解決網絡活動的跨國性與監管的國別性之間的矛盾，國際機構，尤其是聯合國機構，應考慮設立世界性的網絡監管體系；第二，協調各國、各國際組織的網絡立法；第三，建立網絡企業的反恐怖評估體系。目前，網絡企業的反恐活動，很難評估，也沒有相應的處罰和獎勵措施。這導致網絡企業的反恐積極性不高。可考慮建立相關評估體系，與網絡企業的形象等掛鈎，以提高這些企業的積極性。
亞當・克萊恩：社交媒體大大降低了恐怖主義組織宣傳及溝通的成本。對社交媒體而言，解決這個問題是一個嚴峻的挑戰。令人欣慰的是，越來越多的高科技公司開始建立恐怖主義數據庫，通過人工智能方式追蹤一些可疑的網絡行為。如果能夠根據恐怖分子在網絡、社交媒體上的行為提前防範，很可能避免悲劇的發生。希望高科技公司能夠與調查機構加強信息共享和合作，並在社交媒體上傳播正面信息，防患於未然，通過虛擬世界的追蹤，將現實世界的個人與恐怖主義的關係提前確認下來，從而阻止恐怖事件的發生。
安東尼・格萊斯：英國反恐怖主義立法獨立審查員馬克思・希爾曾表示：“隨着互聯網的迅速擴張，一些人變得極端化可能不是受到某個具體的人的影響，恐怖分子越來越受到他們所讀所看內容的影響。”曼徹斯特爆炸案嫌疑犯似乎在網上學會了製作爆炸裝置。有許多證據都證明，採取有效措施來遏制互聯網上的“聖戰”宣傳是非常必要的。例如法國宣佈，將給互聯網科技公司施壓，如果這些企業不能刪除網絡上的極端內容，將面臨法律責任。
阿拉斯泰爾・裏德：過去很長時間內，極端組織利用宗教場所、監獄或者一些地下機構發展成員，恐怖主義思想傳播的範圍和速度相對有限，但藉助社交媒體的強大傳播功能，恐怖主義思想就像病毒一樣快速蔓延。很多恐怖分子都是通過社交媒體從極端組織獲得相關信息後實施襲擊的。社交媒體應該承擔起自己的社會責任，協助反恐機構斬斷極端組織和潛在恐怖分子的“精神紐帶”。
2017年4月，印度尼西亞反恐部隊成員參加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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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社會經濟、加強社羣融入，剷除激進思想滋生的土壤
張家棟：當今世界處於一個深度調整與衝突時期，恐怖主義只是問題的一個表現，並不是問題本身。當今世界，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陷入政治、經濟和文化危機之中。傳統政治模式、經濟發展模式和文化傳統，都面臨嚴峻的挑戰。各種極端思想，從左到右，都呈上升趨勢。這是我們理解恐怖主義問題的主要時代背景。
梅建明：恐怖主義在當代的發展與全球化有關。恐怖主義是一種對全球化的反叛，是對全球化的抗拒，是對後冷戰時代以美國為代表的世界經濟政治體系的一種挑戰。這種反叛、抗拒和挑戰，是一種尋求新秩序的過程與努力，但是這種過程與努力充滿了血腥的暴力、宗教的異變、國家主權的崩潰、民族認同的錯亂。
亞當・克萊恩：恐怖主義事件頻發的原因，是社會和政治上的不平等，而恐怖分子認為通過這種賺眼球的暴力行為可以帶來改變。這個原因可能很難被理解，因為聽上去好像很簡單。但看看那些被認定為“恐怖組織”的機構，就會發現，他們的故事都是建立在這兩個方面之上。經濟問題是一個方面，但實際上，很多“獨狼”恐怖分子家境並非貧寒，很多甚至是中產階層，本・拉登更是富甲一方。
卡維・鍾吉塔翁：經濟發展是造成人與人之間不滿情緒和收入差距擴大的關鍵因素。因此，在應對恐怖主義肆虐蔓延這一全球性問題時，各個國家和地區都非常有必要妥善處理好收入分配的問題，也應有效應對機會公平的挑戰。
阿拉斯泰爾・裏德：過去3年裏，在西方實施襲擊的恐怖分子七成以上都是本國公民。受到極端組織洗腦是他們成為恐怖分子的主要原因，但為什麼這些人那麼容易被極端組織的意識形態吸引呢？這個問題需要深思。研究發現，很多恐怖分子一開始思想並不激進，但由於受教育水平不高、受到社會歧視、收入水平較低等影響，他們對生活現狀日益不滿，最終在極端組織所描繪的烏托邦裏找到了自己。因此，要想從根本上剷除激進思想的土壤，還需在發展社會經濟、加強社羣融入方面下大力氣。去激進化是有效應對恐怖主義的必然選擇。
安東尼・格萊斯：事實上，英國被極端化的青年很大一批就來自校園，他們本可以為社會做出積極貢獻，卻被誘導加入極端組織。社會排斥感也助推了青少年的極端化，“伊斯蘭國”便利用這一點乘虛而入，向他們許諾社會地位及種種好處。
恐怖主義是全世界的公敵，應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野進行全球性的綜合治理
梅建明：全球反恐合作需要超越傳統的國際合作視野，超越個別國家的利益考量，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野對全球恐怖主義問題進行全球性的綜合治理。當下恐怖主義已成為全球性、普遍性、系統性難題，超越個別國家的局部利益，因而站在更高層次追求反恐目標就成為世界各國的必然選擇。世界各國無論大小強弱，都應享有平等的反恐權利，承擔共同的反恐責任，各司其職。
發揮聯合國的主導作用，倡導協商對話、公正合理原則。當前，恐怖主義在全球快速擴散的現實，以及“越反越恐”的局面，都深刻表明全球反恐應建立合理的制度框架和治理規則。全球反恐鬥爭不能像過去那樣被個別大國作為棋子玩弄於股掌之間，尤其要反對在反恐問題上搞雙重標準，應站在人類社會共同安全和利益的高度，以公正合理為原則，維護國際法治權威，確立公平公正的全球反恐治理規則。
張家棟：加強反恐合作，一是要加強區域性反恐合作。區域內國家往往面臨共同或類似的威脅，利益和威脅的共同點比較多。如上合組織、歐盟、東盟等，都是較為有效的地區性反恐機制，其作用要被加強。二是要加強專業性反恐合作，如金融反恐、網絡反恐等。這些專業領域的反恐合作機制目前已經存在，但存在着決策不平等、參與積極性不平衡和總體實施效果比較低的問題。各國要加強研究，在操作層面解決問題。三是要更新安全觀念。傳統安全觀念對反恐問題重視程度不高。國際社會要推動超越主權國家概念的新安全觀念的形成，達成反恐怖主義安全共識。
亞當・克萊恩：恐怖主義並不是一兩個或者幾個國家面臨的問題，而是全球面臨的最緊迫威脅，因此，國際間的聯合反恐是非常必要的。各國之間的情報機構應該求同存異，更廣泛地分享相關情報，建立起反恐數據庫，在防範、處置恐怖事件中加深合作，從而真正根除恐怖主義存在的土壤。
安東尼・格萊斯：首先，必須更有效地規範互聯網。面臨恐怖主義威脅的國家之間需要更有效開展情報及安全合作。今年1月，英國首相特雷莎・梅特別強調與歐盟在安全領域開展情報合作的重要性，並暗示將投入更多資源在這一合作上。需要指出的是，雖然英國政府這一意願是好的，但當英國離開歐盟時，英國也離開了支撐歐盟安全的所有機構，包括歐洲刑警組織、歐盟情報和情況中心、歐洲逮捕令制度、申根信息系統(英國當局在2016年獲得了5億個瀏覽信息)。雖然國家安全不是歐盟權力的組成部分，但根據里斯本條約第四十條，各國在布魯塞爾的協調下組建上述機構，使得開展安全合作更加便利。英國可能想要在脱歐後重新加入上述機構，但是一旦脱歐完成，只能站在門外敲門。
卡維・鍾吉塔翁：我認為當前全球反恐戰場上的國際合作還主要停留在雙邊層面，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我們仍然需要不斷加強全球合作，特別是通過地區合作的渠道，加強各國之間的信息和情報共享，相互支持並共同應對這一全球性非傳統安全威脅。
阿拉斯泰爾・裏德：最近幾年，歐洲屢遭恐怖襲擊，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際合作不夠。歐洲很多國家屬於申根區，邊界是開放的，但由於各國的反恐政策不盡相同，且相互之間在情報共享方面不夠密切，這就給恐怖分子留下了很多漏洞。即使有邊界，恐怖主義也不因邊界而停止。恐怖主義是全世界的公敵，只有加強國際合作，才能沉重打擊恐怖分子的氣焰，讓人們重獲安全感。
(本報記者高石、李應齊、張志文、任彥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