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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4月1日設立新區的消息公佈以來，雄安一直是輿論追逐的焦點。半年多來，儘管相關的規劃尚未披露，但隨着各項工作的穩步推進，新區的整體輪廓正日漸清晰。
根據中央的部署，到2020年，新區對外骨幹交通路網將基本建成，起步區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佈局框架基本形成，雛形初步顯現；到2030年，建成綠色低碳、信息智能、宜居宜業，具有較強競爭力和影響力，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現代化城市。
屆時，雄安新區將成為一座環境優美、交通便捷、設施先進、令人嚮往的宜居城市。同時，通過對户籍、住房、教育、醫療等領域的改革，新區還將對年輕人充滿吸引力：工資收入不低，居住成本不高，還能享受到優質的公共服務。
中新社發 周國強 攝
生態之城
雄安新區選址在雄縣、容城、安新三縣，一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白洋淀。
在普遍乾旱缺水的華北平原，有着200多平方公里水域的白洋淀，是極其稀缺的生態資源。這片天然的大濕地被譽為華北之腎。新區囊括了白洋淀整個水域，從某種意義上説，新區正是因澱而生。
今年2月2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實地考察雄安新區建設規劃時，專程前往白洋淀。他説：“小時候讀小兵張嘎的故事，就對這裏十分神往。”在考察過程中，他多次強調，建設雄安新區，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復好、保護好。
對此，當天陪同習近平考察的雄安新區黨工委副書記、管委會常務副主任劉寶玲印象深刻。據他回憶，習近平説新區選在這裏，是因為有白洋淀。新區因澱而生，絕不能因城廢澱，“你們絕不能再走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否則我們就失敗了。”當時習近平説。
2016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設立雄安新區後，為了突出白洋淀的保護工作，在雄安新區總體規劃之外，專門啓動了白洋淀生態環境治理和保護規劃，並把這一規劃置於和總體規劃同等重要的位置，都必須最後交中共中央、國務院審議。
據白洋淀所在的安新縣縣委書記楊寶昌回憶，今年4月1日前後，中央各部委先後派了11個調研組到河北調研。“其中有9個去了白洋淀，剩下兩個把我叫到保定去彙報工作，瞭解的重點也是白洋淀。”
今年6月，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諮詢委員會組長、中國工程院主席團名譽主席徐匡迪在“中國城市百人論壇”2017年會上透露，雄安新區規劃的總體原則是，建水城相融、藍綠互映的生態宜居之城。
他説，“白洋淀複雜的水陸情況是對新區規劃的重大挑戰。它既是一個有利的因素，也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諮詢委員會成員、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院長李曉江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專訪時表示，歷史上，白洋淀的水量是不斷變化的，既發過洪水，也乾枯過，“如何處理城與澱的格局，確實是規劃中的一個難題”。
白洋淀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湖泊，而是一片天然濕地。這裏水面與蘆葦地縱橫交錯，到處都有水，澱中有村、澱中有堤，溝渠相通。如今澱裏還有不少村莊，生活着很多村民。將來如何處理這些澱中村，也是規劃中的難題。
據徐匡迪透露，在討論過程中，大家對此意見很不一致。有人認為應該都搬出來，因為村民吃喝拉撒都在這個澱裏面，特別是他們現在的生計，一個是靠水產養殖，一個是搞農家樂，但裏面沒有污水處理設施，都排到澱裏，要養水產加入飼料，水體還會富營養化，最好的方案是全部搬出來。
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美麗鄉村是人與自然以質樸的方式友善互動的結果，留存下來的都值得敬畏，因為他們已經經歷了自然的選擇。雄安新區不能再走過去把農村裏的人都搬出去，在裏面搞開發的老路，應該重塑中國生態文明時代的新型城鄉關係。
這些棘手的問題，最後會如何解決，還有待雄安新區總體規劃與白洋淀生態環境治理和保護規劃最終方案的出台。
此前有媒體報道，白洋淀生態環境治理和保護規劃的總體思路將是治污、搬遷、清淤、築島、補水和管理。
負責牽頭編制該規劃的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曲久輝院士設想，建立一套立體的監測網絡，通過智能化的管理平台，對白洋淀的大氣、水、生態系統進行全方位的監測管理。
儘管白洋淀最終的治理方案仍未公佈，但相關的保護工作已經開始。據安新縣委書記楊寶昌介紹，今年6月中旬至7月上旬，保定市對白洋淀上游流域進行了集中整治，重點是對入澱河流上游河道清淤，並清理河道兩側一公里範圍內的垃圾。
劉寶玲説，新區希望通過開展這項“洗臉工程”，讓農村像城市一樣乾淨。新區還關停了數千家“散亂污”企業，從源頭上清除白洋淀的污染源，讓生態優先理念深入人心。
與此同時，國家環保部今年7月將白洋淀與洱海、丹江口一同列入“新三湖”水污染治理，白洋淀水污染治理第一次上升到國家高度。這意味着，白洋淀的治理今後將獲得國家長期、穩定的支持。
中新社發 周國強 攝
標杆之城
雄安未來的建設，將嚴格遵循目前正在編制的規劃方案。在謀劃設立雄安新區的數次重要會議上，習近平反覆強調“把每一寸土地都規劃得清清楚楚再開始建設”，“精心推進不留歷史遺憾”。
目前，整個新區的規劃範圍包括雄縣、容城、安新三縣及周邊部分區域。其中，起步區面積約100平方公里，中期發展區面積約200平方公里，遠期控制區面積約2000平方公里。
雄安新區管委會規劃建設局一位負責人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説，整個規劃體系可概括為“1+3+54”：“1”是指雄安新區總體規劃（簡稱“總規”），“3”是指起步區控制性規劃（簡稱“控規”）、啓動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簡稱“控詳規”），以及白洋淀生態環境治理和保護規劃（簡稱“白洋淀生態規劃”），這4個都是綜合性規劃；“54”則是指22個專項規劃和32個重大課題研究。
其中，“總規”“控規”和“控詳規”由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簡稱中規院）負責編制，“白洋淀生態規劃”的編制單位是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22個專項規劃和32個專題研究的編制工作，則由不同的單位分別負責，比如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負責研究新區住房政策等。
這位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目前四大規劃在同步推進。22個專項規劃和32個專題研究，則是針對“總規”的某一個部分——比如產業、軌道交通、防洪——做更詳細的規劃和研究。通俗地講，就是為編制“總規”服務，提供依據和材料。
與以往城市規劃不同的是，這次雄安新區的規劃工作，中央高度重視。不僅4個綜合性規劃，要報黨中央、國務院審批，而且中央還專門委託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諮詢委員會（簡稱專家諮詢委員會）對規劃進行把關。
專家諮詢委員會成員、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院長劉秉鐮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專家諮詢委員會是中央針對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成立的一個諮詢機構，“為此中央還專門下發了紅頭文件。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很少見的。”
專家諮詢委員會由16名國內相關領域的頂級專家組成，組長是中國工程院主席團名譽主席徐匡迪院士，副組長有兩位，一位是中國工程院副副院長鄔賀銓，另一位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
劉秉鐮介紹説，專家諮詢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配合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工作，直接對中央領導負責。
之前，在雄安新區的選址過程中，專家諮詢委員會發揮了重要作用，三赴雄安實地調研、多次召開論證會、經歷選址全過程。此次編制規劃，專家諮詢委員會主要負責對規劃提意見。“每次規劃送來以後，我們就開會討論，逐條地修改。”劉秉鐮對《中國新聞週刊》説，“但我們只做諮詢，不做決策。徐匡迪主席給我們的紀律是，只幫忙，不添亂。”
專家諮詢委員會在新區規劃的編制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個把關人。前述新區管委會規劃建設局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規劃方案最後都會彙總到專家諮詢委員會。
據這位負責人介紹，規劃的編制過程堪稱“千錘百煉”，先後召開多次規劃編制專題會議、工作會議研究新區規劃。
在安新縣召開座談會時，習近平告誡説，雄安新區必須堅持“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理念，努力打造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創新發展示範區。“要堅持用最先進的理念和國際一流水準規劃設計建設，經得起歷史檢驗。”
徐匡迪在“中國城市百人論壇”2017年會上坦言，如何在城市建設中緊緊抓住科技創新，做到歷經百年不落後，“總書記的要求對專家（諮詢）委員會壓力很大”。
專家諮詢委員會成員、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院長李曉江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相對於一般的城市規劃，雄安這種近乎在一張白紙上的規劃難度更大，“因為，一切都要從零開始”。
據前述新區管委會規劃建設局負責人介紹，新區將來的建設會採用很多新理念、新技術以及新材料。
徐匡迪之前在一次演講中提到過一種“會呼吸的牆壁”，能自動地把二氧化碳轉化成氧氣，使房間內的氧氣含量穩定，不用開窗子就能夠調空氣。據説，這種智能的建築羣，已經有了小型試驗。“雄安是從頭建，是不是應該早做研究？”徐匡迪説，“否則新城出來了，再改建就難了。”
雄安將來的目標之一是建設綠色智慧新城，建成國際一流、綠色、現代、智慧城市。據一位接近規劃的知情人士透露，未來整個新區的碳排放將接近於零排放，能源將主要以風電、水電等清潔能源為主，行駛的汽車將採用新能源技術。
對於智慧城市，專家諮詢委員會副組長、中國工程院副院長鄔賀銓曾解釋説，所謂智慧城市，包括交通、環保、海綿城市、創新城市等，其中還有一點，它肯定會是寬帶城市、無線城市、互聯網城市。
目前，在雄安的規劃中，已經考慮中心城區的WiFi覆蓋，可以做到無縫上網。此外，北京的固網寬帶建設目標是到2020年實現100M，雄安不會低於這個目標；北京計劃無線寬帶現在要4G覆蓋，雄安也希望4G覆蓋。
鄔賀銓還透露，到2020年，中國的5G要實現商用，雄安很可能會成為中國率先使用5G的地區。因為當地集中了高端的人才，會更需要高端的網絡。
今年8月上旬，雄安新區已經與中國電信達成協議，後者將把雄安列為國家骨幹網核心節點，並在新區提前佈局5G試驗網絡。
5G是智能互聯網的一個基礎能力。比如，在5G網絡下，智能手機能夠連接智慧家庭、無人機、機器人或無人駕駛等。
中國電子學會會員、北京郵電大學世紀學院兼職教授項立剛表示，有了這些能力，所有的傳統行業都會面臨革命性的改變和提升。究竟哪個領域將率先發生改變，無法猜測，但是這種改變將是全面的、革命性的。
除了寬帶網絡外，雄安新區的其他基礎設施，也將成為中國城市未來的標杆。2015年8月，天津濱海新區爆炸電力中斷，曾導致國家超級計算天津中心（天河一號）停機十幾個小時。“雄安將不會發生這種情況。”前述新區管委會規劃建設局負責人説，新區的電力供應將非常穩定，供電可靠率將達到6個“9”的標準，類似於目前全世界最先進的新加坡電網。
今年9月中旬，2017首屆中國雄安智慧城市建設博覽會在石家莊舉行。展會彙集了眾多國內外企業的新技術、新設計和新產品，參展商們都希望在未來雄安的建設中佔據一席之地。
不過，李曉江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雄安採用的所有技術，都必須是成熟的，新區不會成為不成熟技術的試驗場。而對於一些未來可能出現的新技術，規劃裏也會考慮。
“比如現在討論很熱烈的無人物流傳送系統，還不成熟，我們可能在規劃裏面，不會馬上應用。但現在有了這種趨勢，我們在規劃地下管廊時，就應該考慮這種可能性，把空間預留出來。”他説。
在李曉江看來，雄安之所以不在一個老城區的基礎上改造，而是建一個新城區，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為我們將來的城市建設，提供一套全新的範式”。
中新社發 周國強 攝
宜居之城
未來的雄安，應該既是先進科技文化的結晶，更是和諧宜居的人類家園。中央決定設立雄安新區的一個重要背景，是為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決北京人口膨脹、交通擁堵這些日益突出的“大城市病”。
專家諮詢委員會成員、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院長劉秉鐮認為，一個城市之所以能夠發展，需要兩個因素，一個是規模效應，另一個是聚集效應。北京由於規模過大，導致聚集成本太高。
“雄安將來不僅要致力於城市繁榮，同時還要避免‘大城市病’的出現，要打造一個規模適度、綠色宜居的生態文明城市。”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説，“我們期待雄安能夠為探索新型城市發展模式及解決‘大城市病’，提供一個樣板。”
“大城市病”最突出的表現之一，就是市民生活和工作場所高度分離，導致通勤時間總體過長。
專家諮詢委員會成員、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院長李曉江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我們這些年城市發展最大的毛病，就是單一功能的發展。一説園區就全是廠房，晚上吃個宵夜的地方都沒有，而回龍觀、天通苑這些北京周邊的大型社區，附近又幾乎沒有任何產業，每天大家不得不花幾個小時上下班，非常不人性化。”?
他説，雄安未來在空間佈局上，將採用多中心的組團式發展模式，不會成為北京那樣的單中心結構城市。
前述新區管委會規劃建設局負責人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整個新區將功能定位劃分為若干個組團，每個組團大約幾十平方公里，組團內部又會細分為若干空間單元。
按照李曉江的設想，在每一層空間裏，就業、生活、公共服務等各種功能充分混合，在一個比較小的空間尺度裏滿足人們工作、生活的基本需要，儘量減少人在必要的生活、工作之外的其他負擔。
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數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振強曾做過估算：按照軌道交通平均1站間距1公里需2分鐘的車程計算，15分鐘可行駛約7站，即7公里路程。將7×7公里作為網格，也就是49平方公里。
也就是説，只要面積不超過50平方公里，就可以打造15分鐘人居活動圈，但前提是不堵車。
雄安新區內部的通行，未來將以公共交通為主。雄安新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陳剛8月10日在出席中國中車集團公司雄安新區辦事處的揭牌儀式上表示，雄安已經放棄以小汽車為主的交通出行方式。
按照專家們的設想，發達的地下軌道交通，不僅可以使雄安避免出現市區車流大面積擁堵的現象，而且能夠把更多的地上空間留給人和自然。
之前，專家諮詢委員會組長、中國工程院主席團名譽主席徐匡迪曾在一次演講中透露，新區建設的一大亮點，是要建設21世紀的地下管廊式的基礎設施。把城市交通、供水、供電、煤氣、防災系統均置於地下，包括高鐵路線、車站，大部分市內交通也放到地下，把地面讓與綠化、人的行走。
中石化綠源地熱能開發有限公司自2009年起就開始在雄縣、容城開發地熱資源。公司技術總監孫彩霞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當地的地質條件非常穩定，地下空間可利用的深度達三五百米，“空間足夠大，地下管廊、立體交通，都可以實現”。
今年8月23日，中國地質調查局對外宣佈，經過兩個多月的地質勘察，已經確定雄安地下空間開發利用條件優越，適合規模化開發。據悉，地質部門目前正在搭建“透明雄安”數字平台，為下一階段工程規劃建設和地面沉降風險防控提供決策依據。
屆時，新區將會出現地上、地下兩個雄安。地下是管廊式的基礎設施和繁忙的軌道交通網絡，地上是多組團集約緊湊的建築羣，以及穿插其中的步行道路、騎行道路、公交車道和大量的綠地。
9月26日，國務院副總理、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組長張高麗在雄安新區調研時特別強調，要充分體現自然風貌，確保新區藍綠空間佔比70%以上。
目前，新區仍以農田為主，鮮見成片的樹林，要提高森林覆蓋率，對樹木的需求量很大。不過，雄安不會採用現在常見的從山區移植大樹的做法，而是注重自己培育。
“我們絕不用那種剪掉樹冠、從別處移過來的大樹，更不允許把太行山上的樹挖過來栽到雄安。”雄安新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陳剛説，“這種禍害周邊、損人不利己、急功近利的事，我們堅決不做！”
據悉，為了給樹苗留出足夠的成長時間，新區已經在著名林業學家唐守正院士的指導下，在容城建了一處175畝的造林實驗區，開始了培育工作。
除了便捷的交通、優美的環境之外，優質的公共服務體系也是宜居之城不可或缺的條件。
當前，北京和河北之間一個很大的差距就是，公共服務不能均等化。北京居民能夠享受到的醫療、教育條件比河北無形之中高了不少，這也是造成河北與北京、天津社會經濟發展存在巨大落差的原因之一。
專家諮詢委員會副組長、中國工程院副院長鄔賀銓指出，現在京津冀的協同發展，就是希望改變這個落差。不能只是簡單地説要把河北的GDP搞上來，而河北居民的福利、待遇仍然差很多。
他説，中央賦予雄安新區作為開放發展先行區，有一些改革就可以在雄安試驗。通過改革，未來雄安的教育條件、醫療條件、創業條件可能都很好，房價又比北京好，那麼就能有效吸引北京人口和功能疏解轉移。
從2016年6月開始，雄安新區規劃區域內，已逐步實行房屋等不動產、規劃、土地、項目、户籍的凍結。目前，新區正在對金融、土地、財政、投資、住房、人才、户籍、公共服務等領域的政策加緊研究。
9月10日，雄安新區黨工委副書記、管委會常務副主任劉寶玲，在接受中央新聞媒體採訪團赴新區集中採訪時表示，未來新區將在房地產方面進行創新，實行租售並舉的住房政策，滿足各種不同消費羣體的需求。
他表示，新區將為各方面人才，創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環境，特別是要成為年輕人創業的寶地。“初步考慮要為外來創業、就業者提供租賃住房，租賃超過十年也可以買，一定期限內不能賣。若賣，政府優先以略高於同期銀行本息的價格回購。”
同時，劉寶玲還透露，雄安新區的用人制度，也將有重大創新。“新區將不拘一格選人才，公務員、高校畢業生、社會自然人、工人、農民，只要是新區需要的人才，都歡迎。一律實行聘任制。”他説，“簽訂聘任合同，因崗選人、依崗定薪、按勞取酬、優績優酬，工資標準參照北京，甚至高於北京。”
在教育、醫療方面，雄安新區也正積極與北京對接。北京市已經表示，將積極推進北京優質教育、醫療、衞生等資源向雄安新區佈局發展，提升新區公共服務水平。
8月17日，北京市委書記蔡奇親自率代表團到雄安新區考察，與河北省簽署了共同推進雄安新區規劃建設的合作協議。根據協議，北京將在新區佈局“三校一醫”，即北海幼兒園、史家小學、北京四中和宣武醫院，這都是北京最優質的教育和醫療資源。
在這個對接過程中，雄安新區只需要提供土地，投資建設、後期管理等其他所有事務都由北京市負責辦理。屆時，新區將享有與北京這些優質資源相同的公共服務。
中新社發 王子瑞 攝
創新之城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被認為是設立雄安新區最直接的目的。但如果只注意到這一定位，而忽視雄安同時也是創新發展示範區，就看不到新區設計初衷的根本所在。
專家諮詢委員會成員、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院長劉秉鐮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如果僅僅是為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新區完全可以選址在離北京更近的北三縣或者廊坊。
“就一般的規律來説，大城市功能的疏解不宜超過60公里。雄安離北京110公里，而且是一張白紙。”他解釋説，“中央之所以在這裏選址，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將它視為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中的一環。”
2015年6月在經過中央政治局審議後，《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對外頒佈。這份規劃綱要對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做出了頂層設計，明確地回答了該戰略要幹什麼、誰來幹、怎麼幹等一系列的關鍵問題。
“要幹什麼呢？就是要建設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羣。這是一個很高的目標。目前全球已經有六大世界級城市羣，我們要建第七個。”劉秉鐮説，正是圍繞這個目標，再加上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考慮，中央最後才做出了設立雄安新區的決定。
雄安位於京津保腹地，區位優勢明顯，與北京、天津恰好構成一個等邊三角形，距離北京、天津和石家莊分別約105公里、105公里、155公里。
“因此，通過雄安，可以有效地銜接北京、天津、石家莊等地，有助於京津冀世界級城市羣這一宏偉目標的最終實現。”劉秉鐮説。
在雄安新區設立之前，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起，已陸續批覆設立了18個國家級新區。此外，還在80年代成立了5個經濟特區。劉秉鐮認為，這23個新區（或經濟特區），最成功的是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
雄安新區在設立之初，也被賦予了與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同樣的歷史高度。中央希望它也能像這兩地區那樣具有全國意義。
深圳特區的設立處於中國對外開放的初期，它通過引進海外的資金，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完成了早期的積累；而浦東新區的建設正逢中國擴大開放的節點，它依靠深化體制改革，升級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實現了經濟的騰飛。
“它們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也享受了改革開放和經濟高速增長所帶來的雙重紅利。”劉秉鐮説，“同時，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均位於沿海地區，具有利用外資，發展外貿的先天條件。”
“當前，全球經濟還未完全走出低迷，我國經濟也進入新常態，下行的壓力仍很大。之前依靠引進資金、技術，消耗大量資源和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走到盡頭。”劉秉鐮説，“雄安又不靠海、不沿江，唯一的出路就是創新。”
雄安面臨的機遇和挑戰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央在把它作為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的同時，也賦予了它創新發展示範區的定位。如果説前者是出於現實的考量，那麼後者則是着眼於時代的使命。
作為一個新區，雄安擔負着要在內陸闖出一條創新驅動發展模式的任務。專家諮詢委員會副組長、中國工程院副院長鄔賀銓説，“中國很多內陸城市和區域要想複製深圳或浦東比較困難，但與現在的雄安更相似，所以將來雄安走出來的路會具有更大的推廣意義。”
對此，雄安新區也是深知責任重大。9月上旬，雄安新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陳剛對外界宣佈了新區建設的三條原則，傳遞出探索經濟發展新模式的強烈信號。其中，第一條就是絕對不搞土地財政，被輿論認為打響了中國地產業鉅變的“槍聲”。
過去幾十年，地方政府通過搞土地財政、依賴房地產發展地方經濟的模式，一直飽受詬病。這種做法不僅推高了房價，而且使經濟缺乏持續發展的動力。陳剛此番表態意味着，新區將肯定不會再走房地產主導的城市發展老路。
據悉，擺脱土地財政後，新區財政收入將主要來自税收，以及土地增值收益。與此同時，政府對農民的佔地補償，也將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對農民一次性補償，另一部分是折成“股份”，農民每年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分紅。
有分析認為，這種“農民股東”模式，使未來的土地使用權由政府和農民共有，以往的房地產開發商將變身為“房產”開發商，不再擁有土地使用權。開發商也將因此告別囤地模式，向製造業模式轉變。
“地價、房價是新區這座高樓大廈的基石。”雄安新區黨工委副書記、管委會常務副主任劉寶玲説，“如果這兩個問題處理不好，新區的一切都無從談起。”
制度的創新，最終還需要體現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中，否則雄安就無法擺脱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成為一個內生性的創新城市。按照中央的要求，新區將着力發展高端高新產業，積極吸納和集聚創新要素資源，培育增長新動能。
對於高端高新產業，目前業內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不過，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羣慧之前在談及雄安未來的產業佈局時曾表示，新區應該發展以智能製造、綠色製造和服務製造為核心的高端製造業，比如芯片製造業、人工智能產業，“因其發展資源環境負荷小，符合綠色生態宜居城市的定位”。
按照8月中旬北京市與河北省簽署的合作協議，北京將引導以中關村科技園區為代表的科技創新要素資源，到雄安新區落地，打造一個升級版的中關村。
北京市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劉伯正表示，北京未來將和雄安新區在創新方面，實現錯位發展和有機聯動。外界分析，這意味着今後北京將更多的着眼於基礎研究和科技創新，而雄安則負責創新成果的轉化和落地。
與此同時，雄安也在積極與國內一些創新能力較強的企業進行溝通，希望它們能夠在新區佈局。據專家諮詢委員會成員、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院長李曉江透露，今年7月，專家諮詢委員會專門到上海開了兩天會，邀請騰訊、百度、360和阿里巴巴四家互聯網企業的負責人座談，河北省委主要負責領導也出席了會議。
“目的就是一個，想聽一聽，如果到雄安發展，他們希望新區提供哪些條件？”李曉江説。
從已披露出的消息看，雄安未來可能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幾個領域率先發力。目前，不少城市提出發展人工智能，但形成規模的不多。中國電科、中國電子等企業已表示，要在雄安佈局，發展人工智能產業。
大數據是信息技術領域當前的一大熱點，同時它也是構建智慧城市的重要內容，電子商務、物流、交通、金融、醫療領域都離不開大數據的應用支撐。近些年，中國大數據產業發展迅猛，尤其是偏居西南的貴州更是異軍突起，成為這一行業的翹楚。
雄安新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陳剛，在“空降”河北前，曾是貴州省委常委、貴陽市委書記。他在貴州任職期間，正值貴州大數據產業崛起的關鍵時期。輿論分析，這很可能也是中央調陳剛到雄安出任要職的考慮之一。
7月中旬，中關村部分企業家到新區實地調研。陳剛對他們表示，新區將通過提供優質公共服務、構建快捷高效交通網、改革住房保障模式等措施，為發展高端高新產業創造良好的條件。
有分析認為，雄安雖然對標深圳和浦東，但不會是過去任何一個城市發展的複製品，它的發展將講述一個未來新城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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