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大軍如何“擴羣”
【經濟界面】
居民收入基尼係數(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標)在0.46左右，處於高位徘徊；中等收入羣體規模佔整體人口比例不到40%——兩個數據，清晰刻畫出我國收入分配的現實格局：仍偏重“啞鈴”型結構，距“橄欖型”社會仍有較大差距。
在高質量發展中邁向共同富裕，呼喚擴大中等收入羣體，呼喚構建相對穩定的“橄欖型”分配結構。
8月17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高瞻遠矚，謀篇佈局——提出“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羣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把構建“橄欖型”分配結構，放在共同富裕的時代背景下重新考量，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如何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比重？如何藉助再分配的手段改善收入結構？從“啞鈴”到“橄欖”，還有多遠的路要走？
1.共同富裕：“擴中”迫在眉睫
中國中等收入羣體有多大規模？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曾在國新辦新聞發佈會上介紹，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最具成長性的中等收入羣體，2017年中國中等收入羣體已經超過4億人。中等收入羣體的標準又是什麼？寧吉喆介紹，中國典型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萬元至50萬元之間來算，中國有4億人，有1.4億個家庭，有購車、購房、閒暇旅遊的能力，其消費對我國經濟持續平穩增長形成了有力支撐。
然而，衡量社會分配結構，除了看中等收入羣體數量和規模，還要看中等收入羣體在總人口中的佔比。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中等收入羣體規模約為4億人，如果以14億人的基數計算，中等收入人口占比約為30%。
指着電腦屏幕上的幾個模型，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鄭功成向記者講起從金字塔型到扁平型社會過渡時，社會形態和收入水平的演進過程。
“過去，我們低收入人口占多數，而共同富裕應當是扁平型社會，即全體人民都能夠享有高質量、高品位的美好生活。從金字塔型社會到扁平型社會，必然要經過橄欖型社會這一形態。”有着多年研究積澱的鄭功成，一針見血指出構建橄欖型社會的關鍵所在：需要明確“提低擴中調高”方針及系統化的行動方案。
而作為中位線上的“擴中”，則成為學界關注和政策制定中的聚焦點。
要改變現狀，首先得認清現狀。社會財富日益豐厚，但基尼係數一直居高難下，收入分配差距居高不下已成亟待關注的重大現實問題。
為此，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李實也在撰文時指出，實現共同富裕進程，需直面兩大“攔路虎”：一是中等收入人羣佔比較低，二是收入分配差距居高不下。
基尼係數0.4，通常被視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從歷史維度，李實分析了近年間收入差距的新動向和新特點。
他指出，新世紀前15年，中國居民收入差距出現了一個由升轉降的過程，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從2003年的0.48上升到2008年的0.49，然後下降到2015年的0.464。然而，從2016年開始，收入差距又出現了小幅度反彈，到2018年回升到0.469。這表明過去10年居民收入差距基本上處於高位徘徊波動狀態。
這樣的趨勢得到了更多研究者認同。“縮小貧富差距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要求。近年來，伴隨脱貧攻堅任務的完成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貧富差距縮小之態勢日益明顯，但差距仍然偏大。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重塑我國的收入分配製度，在初次分配、再分配與第三次分配同時發力。”鄭功成認為。
構建“橄欖型”社會，關鍵在於擴大“橄欖型”中的中等收入階層。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認為，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是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和均等化程度，以及促進安定團結、提高社會凝聚力的重要途徑。
在蔡昉看來，中等收入羣體的定義也不僅限於收入水平一個指標，還應該包括其他與人民生活品質相關的內容，“總體來説，中等收入羣體應該具有在全社會處於中等水平的收入、穩定的就業、符合基本需要的居住條件、充分供給的基本公共服務、一定數量的家庭儲蓄和適度的財產收入，並且具有超過基本生存需要的相關消費等”。
2.社會流動：不能“你擠上來我就掉下去”
掏空錢包跟家裏借了錢付了首付，月供近10000元，交通費500元，加上每月税費扣除、伙食費等必需花銷，在北京工作了9年的楊剛在買房之後成了“月光族”。月薪16000元的他並不認為自己是一線城市的中產階層，“現金流繃得很緊，不敢生病，每個月都要盤算錢怎麼省着花，要不就供不起房了”。
實際上，像楊剛這樣，收入水平符合“中產”層級，卻幾乎抵禦不了突發事件且收入不穩定的“中產”，目前還有很多。
“由於中等收入羣體本來易受經濟發展週期的影響，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職業結構快速變化的狀況下，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會持續較長一段時期，中產階級的不安全感會上升，內心不確定性也會增加，擔心自己被時代淘汰而失去工作，現在的中產生活水準降低，甚至有墜入貧困階層的恐懼。”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莫榮坦言。
房貸、車貸、醫療、養老……重重壓力讓不少中等收入羣體“喊累”。“有的朋友買了房之後每個月的消費額度就給自己留了1000塊。”楊剛對記者説，通過自己的努力從小城市“落腳”到一線城市，算是摸到了中產的邊兒，但大家都有很強的焦慮感，尤其是對於孩子的教育，“怕再掉下去”。
這種焦慮感，無疑源自佔比較大的剛性支出、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而擴大中等收入羣體，其核心要義就是要消除這些後顧之憂，加速社會流動。
蔡昉分析指出，歷史上的社會流動，主要是橫向流動，橫向流動中也有縱向流動，比如居民收入、身份、地位的提高，以及崗位提升等。
而現在，我國已經進入中高速增長時期，勞動力的流動顯著放慢，這個時候，更應關注向上的縱向流動。“如果沒有切實的手段，社會性流動容易變成零合博弈，相當於擠一輛公共汽車，你擠上來我就掉下去，這種現象如果發生，也會產生社會衝突。”蔡昉形象地做出這個比喻。
為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蔡昉提出了“倍增計劃”，並將這一計劃聚焦脱貧後低收入農村人口、進城農民工、老年人三大羣體。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有接近1億的農村絕對貧困人口脱貧，但仍是低收入羣體。“經合組織國家的相對貧困標準是居民收入中位數的50%。2019年，我國農村居民收入中位數是14389元，它的50%就是7195元。假設30%的農村家庭符合這個標準，總人數至少為1.53億，數量非常可觀。如果能夠把這部分人羣培育為中等收入羣體，將創造又一個共同富裕奇蹟。”蔡昉算了一筆賬。
與此同時，如果能夠把2.91億外出農民工和2.7億60歲以上人口變成中等收入羣體，不僅符合共同富裕的社會進程，對於繼續支撐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意義巨大。
鄭功成則認為，要破除利益固化的樊籬，完善共享制度安排：加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儘快優化並健全養老保險、醫療保障、社會救助等制度安排，全面加快各項福利事業的發展步伐，切實解除全民後顧之憂；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特別是面向老人、兒童、婦女及殘疾人的公共服務要統籌規劃，以便讓城鄉居民真正實現全面普享。
3.縮小差距：讓更多的人躋身中等收入羣體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的《關於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意見》，在“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羣體收入”方面，提出了實施居民收入和中等收入羣體雙倍增計劃，推進收入分配製度先行示範；在“合理調節過高收入，鼓勵高收入人羣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方面，明確要全面打造“善行浙江”，建立健全回報社會的激勵機制，鼓勵引導高收入羣體和企業家向上向善，參與公共事業等。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成為人民羣眾的共同期盼。
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旗幟鮮明——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羣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
中央財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韓文秀日前表示，實現共同富裕，要鼓勵勤勞致富、創新致富，鼓勵辛勤勞動、合法經營、敢於創業的致富帶頭人，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幫後富，不搞“殺富濟貧”。
提及共同富裕，不能不提浙江。在共同富裕領域作出示範探索的浙江，出台了諸多政策，《關於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意見》也把建立科學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作為建設橄欖型社會的一大重點。
實際上，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既是發展的問題，也是分配的問題。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共同決定了整個社會的分配格局，需要設計三者相互協調的制度安排。
邁克爾·波特在《國家競爭力》一書中，將經濟增長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要素驅動，依靠資源和勞動力；第二個階段是投資驅動，配合資源大規模投入資本；第三階段是創新驅動，依靠技術和生產力的提高；第四階段是財富驅動。
蔡昉認為，從現在到2035年，中國正處在第三和第四發展階段。他認為，當下需要做的，是把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緊密結合起來。“這個發展階段，實現現代化不能迴避的就是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如果人均GDP在1萬美元到2.5萬美元之間，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能夠從26%提高到36%。這10個百分點的提高，就意味着社會保障體系將更完備。”蔡昉説。
專家指出，要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繼續實施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強化在教育、衞生、住房、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領域的政策支撐。
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毛豐付把政策重點歸為兩點：做好兜底性工程和加強低收入羣體的技能培訓。要提供更多保障性的職業培訓，做好低收入羣體技能水平提升服務，提升低收入羣體的勞動生產效率和工作匹配能力。
莫榮認為，穩定中等收入羣體，要創造更多中高收入的工作崗位。一方面，要擴大服務業市場開放，在生產性服務業領域和生活性服務業領域，實施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有序放開市場，落實支持服務業發展政策。另一方面，要結合鄉村振興戰略發展現代農業，開發與農業現代化相關的農業機械化、智能化崗位，使部分有頭腦的新型農民通過從事這些職業提高收入，成為中等收入羣體的新生力量。
(本報記者 李慧)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