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對外商品貿易的突出特點是出口始終上不去，逆差始終下不來。儘管奧巴馬全力推動出口倍增計劃，特朗普使盡世界上幾乎所有惡劣手段到處挑起貿易戰，都無力改變。
奧巴馬八年任期內，美國出口總計只增長11.4%。任期結束的2016年貿易逆差則達到7498億美元。特朗普四年任期，美國出口減少222.65億美元，貿易逆差則再創9155.70億美元歷史紀錄。這個業績實在很難看。相比之下，中國從2008年到2016年八年出口累計增長46.6%；2016年到2020年四年累計增長23.5%。2008年，中國出口額相當於美國的109.3%，2020年擴大到180.5%，美國已遠遠落後於中國。
問題出在哪？當然不在中國，而在美國自己缺失順應全球化規律的貿易戰略。
第一，美國出口沒有國內製造業日益增長作為支撐。2021年4月美國製造業生產指數僅比2012年年均水平高出3.2%，而2012年還低於金融危機前2007年的水平。儘管美國這些年的GDP增長在發達國家中是最好的，但主要靠的是金融驅動。要不是靠原油和天然氣這些資源型產品出口增長撐着，它的出口業績還要更糟。
第二，美國沒有覆蓋整個世界地緣經濟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網絡。據世貿組織統計，截至目前，美國總共對外簽署了14個區域或雙邊自貿協定，涉及20個國家。這遠遠少於歐盟（46個），也少於中國（19個，涉及26國和地區）、智利（30個）、挪威（31個）、韓國（20個）、日本（18個）和新加坡（27個）。
而且，美國的自貿協定夥伴主要分佈在西半球和中東北非。其中最大的是美墨加協定，其餘是和拉美的智利、秘魯、哥倫比亞、巴拿馬，中東北非的巴林、以色列、約旦、摩洛哥和阿曼。根據2021年一季度數字，墨西哥和加拿大合計佔美國出口的1/3，其餘國家比重很小。歐洲國家佔美國出口的21.8%，其中歐盟佔18.2%，但美國與歐盟沒有自貿協定。亞太地區是美國的第二大市場，佔其全部出口的26.6%，但美國只與韓國、新加坡和澳大利亞有自貿協定，與中國、日本和東盟都沒有。
為什麼自貿協定網絡特別重要？因為全球化大生產形成的全球供應鏈運作需要所有環節暢通和成本的儘可能降低。順應這一客觀規律，對外特別是對相鄰地區的自由貿易安排至關重要。美國恰好在這方面非常不完備。除了美加墨市場連成一片外，它對世界主要市場缺乏自由貿易的體制性安排，因此缺乏競爭力。東盟是美國在亞太地區重要、並不斷擴大的市場，但美國與東盟沒有自貿協定。而中國早在2010年就實施與東盟的自貿協定，結果對比明顯。2016年美國對東盟出口額相當於中國對東盟出口額2555.72億美元的29.2%，2021年一季度只相當於21.4%。
從東亞/太平洋、歐洲/中亞和北美三大世界貿易板塊格局看，處於東半球的前兩個板塊是世界貿易重心，歐亞兩洲合計佔世界貿易總額的70%以上。但其貿易主要發生在區域內部和相互之間，與北美貿易比重不高。美國與這兩大板塊缺乏大規模自貿協定，自然難以實現出口的較快增長。
第三，美國貿易戰略的基礎不是順應全球化規律的自由貿易規則，而是以美國利益為中心的強權規則，它與全球化規律和全球供應鏈佈局常常相左。
美國發展與他國貿易關係的第一個標準是意識形態、價值觀和人權，因此把與它不同的國家，特別是中國，作為脱鈎和壓制對象，而不管全球供應鏈的現實。美國半導體產業本是高度全球化的產業，加工環節和市場構成的全球供應鏈涉及美亞歐多個國家，中國是其中重要的加工環節，又是最大市場。但華盛頓並不考慮這些，它考慮把中國排除在外，由“民主國家”構築半導體聯盟。這顯然不符合客觀規律，必然帶來美國半導體貿易的扭曲和下降。
第二個標準是必須對美國有利。美國也講貿易協定，但其含義不是自由貿易，而是它認為的“公平”貿易。特朗普曾説過，喜歡締結雙邊貿易協定，不喜歡多邊協定。因為雙邊談判中總是美國佔壓倒性優勢，從而可迫使對方達成服從美國利益的協定，其中必然包含很多阻礙自由貿易的行政強制手段，這自然會影響貿易增長。迄今尚無事實表明拜登政府放棄了這個政策。
第三個標準是隨時動用單邊手段保護本國企業。只要國內企業競爭不過，就立刻施加關税或其他限制，例如過去一再實施的汽車税、鋼鋁税、洗衣機税等，特別是對中國3700億美元產品的額外關税。這種過度保護，把美國大湖區那些鋼鐵、汽車廠家搞得弱不禁風，大大削弱了美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簡言之，美國的貿易戰略和政策議程已經意識形態化和政治化，離開了本應依據的經濟全球化客觀規律。這是美國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增長緩慢的根本原因。在當前華盛頓政治生態下，很難做出根本改變。（作者是人大重陽高級研究員，前駐舊金山、紐約總領館經濟商務參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