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巴格達12月12日電 題：為生存而吶喊——關於人權的海外新聞調查(上)
新華社記者張淼 汪健
“如果艾蘭還活着，今年應該9歲了。”
看着畫中的兒子，45歲的敍利亞難民阿卜杜拉·庫爾迪喃喃地對記者説。
在庫爾迪位於伊拉克北部城市埃爾比勒的家中，牆上掛着一幅畫：海水中的小美人魚奮力遊向俯卧沙灘上的小艾蘭，試圖營救，但這個3歲的小男孩早已沒有了呼吸。
2015年，小艾蘭“卧眠”地中海海灘，成為當年歐洲難民危機中最令人揪心的畫面。葬身於那場海難的，還有庫爾迪5歲的大兒子和妻子。
時至今日，類似悲劇仍在世界一些地區不斷上演。生存權和發展權，作為首要的基本人權，對世界上許多人而言依舊可望而不可即。
“生存是敍利亞人的權利”，如果生存的權利都得不到保障，其他權利都只是鏡花水月
六年過去，經歷戰爭與流離、求生與重生，庫爾迪再次向新華社記者講述了一個難民家庭的血與淚。
2015年9月2日凌晨2時左右，土耳其西南部城市博德魯姆的海邊。夜色之中，3輛車載着一羣人來到一個漁村，庫爾迪夫婦和兩個兒子就在其中。他們要在這裏坐船，渡過地中海，前往希臘。
當時，敍利亞危機進入第五個年頭，局勢愈加混亂，生活被戰火摧毀，偷渡逃難成為許多人迫不得已的選擇。
事到臨頭，庫爾迪才發現，等待他們的不是之前説好的快艇，而是一艘裝不下幾個人的簡陋小船。
“我當時拒絕上船，但他們(蛇頭)有槍。”
“到了這一步，要麼上船要麼就是死。”
庫爾迪知道前路兇險，卻怎麼也沒想到那真的是一條不歸路。船隻嚴重超載，剛出海幾分鐘就被巨浪打翻。庫爾迪倖免於難，卻永遠失去了妻子蕾漢、大兒子加利布和小兒子艾蘭。
那一年，像庫爾迪一家一樣試圖渡過地中海逃往歐洲的難民總數超過了100萬，其中絕大多數是敍利亞難民。
自2011年西亞北非局勢動盪以來，難民潮在歐洲從南到東的邊界不斷湧動。從南面和東南面，大量難民試圖通過地中海前往歐洲：或經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去往西班牙，或取道突尼斯、利比亞進入意大利，或經土耳其進入希臘。只是，許多人未能抵達彼岸。在東部，不少難民取道陸路，冒死穿越叢林和邊境鐵絲網，試圖進入歐盟國家。
這些背井離鄉的人們多來自亞洲和非洲戰亂國家，他們與親人分離、傾盡所有，就像庫爾迪一家，只為求得生存的希望。
據聯合國難民署估計，2011年，也就是所謂的“阿拉伯之春”開始那年，經地中海抵達歐洲以及葬身地中海的難民人數均創2006年以來新高，分別超過5.8萬人和1500人。
而這一切，才僅僅是個開始。隨着西亞北非持續動盪，難民危機愈演愈烈。2014年至2019年，每年有超過10萬人經地中海偷渡至歐洲。2014年至2020年，超過2萬名偷渡者命喪地中海。2021年上半年，這一死亡人數為1146人，比去年同期增加58%。
留在敍利亞，可能命喪戰亂；偷渡到歐洲，可能殞命於地中海或是途中不知名的地方——這就是庫爾迪一家，也是成千上萬敍利亞人以及其他戰亂國家民眾面臨的殘酷抉擇。
對於任何人，如果生存的權利得不到保障，一切其他權利都只是鏡中花水中月。在新華社記者對敍利亞、伊拉克、也門、埃及等中東地區10個阿拉伯國家民眾的走訪調查中，談到人的權利，約七成受訪者都希望“能更好地活着”。
“生存是敍利亞人的權利，”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敍利亞辦事處發言人阿德南·哈齊姆説，“我們不僅是在談論敍利亞人，更是在談論人類整體。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人)必須享有這一權利。”
美西方的軍事介入、經濟制裁、政治干涉等霸權行徑，成為破壞相關國家發展、威脅民眾生存的突出因素
庫爾迪一家原本住在敍利亞邊境小鎮科巴尼，生活安定。2011年，敍利亞危機爆發，形勢不斷惡化。庫爾迪説，大約在2013年，他注意到情況變得更加不一樣，因為“伊斯蘭國”來了。
“當時留在敍利亞，我們可能也是死路一條，”庫爾迪説，“我妻子可能被抓，我和孩子可能被殺。大家都知道‘伊斯蘭國’是什麼樣。”
2003年，美國以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入侵伊拉克，推翻了薩達姆政權。當時，小布什政府欲推行所謂“大中東民主計劃”，在伊拉克複製美國政治模式，但很快就陷入與武裝組織的長期對抗，持續的戰亂為“基地”組織提供了生存空間。
2011年，美國在巴基斯坦擊斃“基地”組織頭目本·拉丹，隨後開始從伊拉克倉促撤軍，但其留下的亂局帶來了嚴重後果，極端恐怖勢力迅速崛起。與此同時，在美西方推波助瀾下，“阿拉伯之春”衝擊敍利亞，令其陷入內亂。“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藉機把勢力擴張到敍利亞，並更名為“伊斯蘭國”，在伊敍兩國攻城略地，製造了大量駭人聽聞的暴行。
瑞士歷史學家甘澤認為，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其實就是“美國製造”。
“恐懼迫使我們離開。”庫爾迪説，這也是許多敍利亞家庭的無奈選擇。講述中，庫爾迪數度哽咽，幾次用手按住緊皺的眉頭，陷入悲痛。
六年過去，庫爾迪至今仍在自責，認為是自己把妻兒送上了不歸路。但他更加痛恨，西方的干預破壞了原本的和平，逼得一家人流離失所。
“我不懂政治……但即便一個普通人也清楚，武器從西方國家進入敍利亞，來自西方的干預是敍利亞局勢惡化的根源。”
這些年來，美國以“反恐”為名發動阿富汗戰爭，以白色粉末作為“化武證據”發動伊拉克戰爭，以“人道主義干預”為由介入利比亞衝突，以“白頭盔”組織擺拍的虛假視頻為依據空襲敍利亞……
據不完全統計，2001年以來，美國以“反恐”之名發動的戰爭和開展的軍事行動覆蓋了全球約40%的國家，奪去超過80萬人的生命，令3800多萬人流離失所。僅敍利亞一國，截至2020年年底，就有1350萬人被迫離開家園，超過其戰前人口半數。
在一些西方機構發佈的所謂“2021年人權和法治指數”排名中，評分最低的20國包括敍利亞、利比亞、委內瑞拉等。但對這些國家的狀況進行分析便可發現，它們之中，在所謂“阿拉伯之春”中經歷重大政治變動的約佔25%，過去20年間發生過戰爭的約佔40%，曾經或正在遭受西方制裁的約佔80%……而從近現代史看，這些國家幾乎均曾遭西方入侵或殖民。
正是這些源自西方的軍事介入、經濟制裁、政治干涉等霸權行徑，成為破壞相關國家發展、威脅其民眾生存的突出因素。
最近，在歐洲東部，又有大批來自敍利亞、伊拉克、阿富汗等國的難民被擋在白俄羅斯與波蘭、立陶宛邊境。隆冬將至，他們命運未卜。
對於新一輪難民危機，俄羅斯方面指出，西方國家的霸權行徑才是這場危機的始作俑者。俄總統普京説：“正是西方國家在伊拉克、阿富汗的軍事行動製造了大量難民。”
追求幸福是人類共同願望。一個國家，有了和平穩定的環境，自主發展權利才能得到有效保障
2015年那場海難發生後，庫爾迪親手埋葬了兩個孩子。此後無數個夜晚，他都無法走出狂濤中呼喊找尋孩子的噩夢。
庫爾迪為記者拿來家裏唯一一張小艾蘭和哥哥的合影。這是他從媒體報道上找來打印的，時光定格在2015年夏天的伊斯坦布爾，照片裏小艾蘭小手拉着哥哥，繫着精緻的領結，靦腆地看向鏡頭。
曾經，庫爾迪想過讓大兒子加利布當醫生，小艾蘭太小了，甚至還沒來得及暢想規劃他的人生。一家人的命運，因戰亂而改變，在海難中被吞噬。
悲劇應被銘記，為了不再重演。“我不希望同樣的悲劇發生在其他孩子身上。”庫爾迪説。
根據新華社近期進行的海外人權治理問卷調查，關於對未來生活有什麼期待，選擇“遠離戰亂動盪，期待一切都能好起來”的中東受訪者比例超過43%。
實現這個樸素的願望，離不開和平與發展。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經濟學家史蒂夫·漢克編制的“2020年痛苦指數”中，生存壓力最大的10國包括委內瑞拉、津巴布韋、黎巴嫩、利比亞、伊朗等，而這些國家和平發展得以維繫的內部環境，往往因外部勢力的干涉而遭到破壞。
新華社這次問卷調查中，關於“自主而有效的國家治理對於人權保障的作用”，分別有超過52%和30%的受訪者選擇了“極為重要”或“非常重要”。
盧旺達就是一個比較有説服力的例子。近十多年，盧旺達的社會經濟表現，在世界銀行等聯合國有關機構發佈的經濟報告中頗為亮眼。這個非洲國家在20世紀曾飽受內戰和動盪困擾，民不聊生，直至2000年，正是保羅·卡加梅總統確立了獨立、自主的發展方向，找到了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道路，才使該國走出谷底，進入高速發展期，民生不斷改善。
追求幸福生活是各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一個國家，不管基礎多麼薄弱，只要有和平穩定的環境，自主發展權利得到保障，就會也一定會迸發出巨大的潛能。
每年9月2日，庫爾迪都會為附近難民營的孩子們送去衣服、書包。他常想，如果沒有戰亂，未曾登上那艘偷渡船，加利布和小艾蘭現在也該在學校讀着書。
生存與發展，是小艾蘭們被剝奪的權利。讓更多的孩子免於苦難，免於飢餓，享有教育和醫療的機會，是庫爾迪的心願，也是他餘生的目標。
採訪間隙，一個兩歲左右、咬着奶嘴的小男孩溜進客廳，模樣像極了曾經的小艾蘭。庫爾迪對記者説，這是自己重新組建家庭後所生的孩子，他給孩子起的名字是——“艾蘭”。“這個名字寄託了思念，也藴含着新生。”(參與記者：李良勇、楊威、陳瑤、海洋、塗一帆、吉莉、史先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