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無論最終什麼結果，都有一個額外的大輸家

　　希望美國輿論機構從雲端回到大地上來，收斂自己的傲慢，對照行業應有的專業性和道德準則做一些自省。這是他們對道義和責任應有的一份遵從和敬畏。

　　這次美國大選無論最終什麼結果，都有一個額外的大輸家，那就是美國的民調機構。它們反覆發佈的民意調查都説拜登在全國的支持率高於特朗普約10個百分點，但拜登的全國得票率只比特朗普高了2.4%，雙方的實際選情非常膠着。圍繞戰場州，有民調説拜登支持率在佛羅里達州領先特朗普5個百分點，在俄亥俄州領先4個百分點，結果特朗普在這兩個州都贏了。

　　批評的矛頭一時間對準了民調機構，然而美國主流媒體應當對這一虛假民意的構圖承擔更大責任。那些主流媒體很多直接參與併發布了失真民調，另外它們長時間在國內問題上立場先行的報道構建了美國民意的一些假象，破壞了民意調查的社會環境，加劇了民調的失真。

　　整體看，美國的輿論機構、而不僅僅是民調機構出了問題。他們的價值觀比較激進，開放和包容性不足，在美國兩黨政治的環境下不夠超脱、獨立，與其中一方事實上結盟太深，這嚴重削弱了他們報道國內事務時的客觀性。在對美國大選的報道中，美國媒體很多時候更多成了站隊的鬥士，而不像是中立的報道者。

　　我們相信，立場和大選中的好惡傾向也會對一些民調的問卷設計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很顯然，美國輿論機構的立場先行已經不是孤立的表現，而是在該行業內被廣泛合理化了，成為了從業者對專業性和行業標準認識的一部分。很多人那樣做時，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有可能脱離了實際，更不認為自己在偏離真實性原本應有的標準，他們所炫耀的真實和客觀實際上經過了他們價值觀的嚴重摺射。

　　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在展現國內民意方面出了很大偏差的這些輿論機構，當他們針對中國時會出現大多少倍的錯位。在國內，他們報道的偏離度會受到目標受眾的制約，但説中國的事情時，他們影響、引導國內受眾的能力要大得多，與受眾在對華問題上利益和價值的大體一致性使得他們的報道可以任意發揮，即使的確錯了也不會受到追究，想想這個時候他們會幹出什麼來！

　　所以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在對華報道上有了極度的自我放縱。他們集體向美國人構建了一個幾乎有反人類傾向的古怪中國。這個國家在他們的描述中惡意侵犯人權，有着壓迫本國人民的天性，而且對外蠻橫好鬥，隨時準備發動戰爭。而實際情況是，中國這些年的民生面貌發生天翻地覆變化，中國經濟與世界連為一體，中西人員交流十分頻密，而且中國是全球沒有對外發生任何戰爭時間最長的大國，如此不同的兩個中國怎麼能對得上號？

　　美國輿論機構對國內的講述出了問題，一次大選就像給一個黑屋打開了窗子一樣，做了檢驗。其實對中國的報道也是可以檢驗的，這一次新冠疫情，中國與美國和西方的表現截然不同，美國和一些西方人的對華偏見受到中國抗疫和恢復經濟成就的巨大挑戰，這難道不足以讓美國和西方輿論機構針對他們的對華偏見做一次反思嗎？

　　一個欣欣向榮、在改善本國人民福祉方面成績斐然的國家怎麼可能像西方輿論機構和精英們所描述那樣在實施殘酷的“暴政”呢？這個國家對本國人民的關心怎麼可能還不及美國政府送來的“政治慈善”呢？這個世界如何會存在這樣的奇葩邏輯？

　　希望美國輿論機構從雲端回到大地上來，收斂自己的傲慢，對照行業應有的專業性和道德準則做一些自省。這是他們對道義和責任應有的一份遵從和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