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日本第49屆眾議院大選落下帷幕，自民黨獲得了意料之外的勝利。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眾議院選舉促使日本政壇出現新的分化重組，安倍晉三被推舉為自民黨最大派閥清和政策研究會的會長，使日本國內外驚呼“安倍晉三回來了！”。
時隔一年多時間，安倍晉三再次高調回到公眾視野，“細田派”隨之過渡到“安倍派”，清和會更是時隔30年再次更名“安倍派”。
清和會作為自民黨最大派閥，其派閥領袖的認知將對日本政府的政策產生深遠影響。
安倍“迴歸”，會帶來什麼影響？
安倍走了嗎？
2020年9月再次以“肚子疼”辭去首相職務的安倍晉三後真的“走了”嗎？
其實，即便安倍晉三卸任離職，也依然保持着“退而不休”的狀態，依然對日本政局產生直接影響，安倍晉三並沒有離開日本政界。
安倍晉三保留國會議員身份。在日本政界，在國會能否獲得議席是政治家的重要身份標識，而安倍雖辭去首相職務，但仍保留眾議院議員身份，從理論上來説，安倍晉三依然以政治家的身份留在政界。
安倍晉三坐擁強大的人脈、出身。日本政界向來重視人脈、出身等因素，“世襲政治”是一種普遍現象，在自民黨內的“世襲政治家”更是比比皆是。
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叔外祖父佐藤榮作、父親安倍晉太郎都是安倍晉三重要的政治資產，這種顯赫的家世背景使他能夠得到眾多實力派政治家的提攜。特別是岸信介、安倍晉太郎此前都擔任過清和會會長，這使得安倍晉三在清和會內的影響力範圍更大。
同時，安倍晉三作為日本憲政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內閣總理大臣，長期的執政使他在政界積攢了大量人脈，日本政界一度出現“黨外無黨、黨內無人”的局面，這種一黨獨大的政局至今仍存。可見，安倍晉三即便卸任首相，仍能對日本政界保持着影響力。
安倍晉三對政界的影響力從菅義偉政府的內外政策和岸田文雄的當選即可窺見一二。
在自民黨內，倘若沒有派閥的支持，很難成為自民黨總裁，更不用説當選首相。但安倍晉三為保持對政界的影響力，故推選無派閥人員菅義偉為自民黨總裁，菅義偉隨之成為日本首相。
菅義偉自然投桃報李，明確表示將繼承“安倍路線”，菅義偉政府的內政外交也因此被視為沒有安倍的安倍政策。當菅義偉政府因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不力而備受批評時，菅義偉因未能得到安倍晉三的支持而被迫表示不參加自民黨總裁選舉。
在2021年自民黨總裁選舉前，日本媒體甚至將安倍視為派閥領袖而詢問其支持對象。在選舉時，雖然因清和會沒有統一支持對象，使得安倍晉三支持的極右國會議員高市早苗未能當選自民黨總裁，但安倍的支持還是使高市早苗獲得清和會半數議員的支持。
其實，此次自民黨總裁選舉並不能説明派閥在日本失去影響力，岸田文雄的當選與清和會和志公會兩派沒有統一支持的候選人密切相關，這使得兩派議員因採取“自主投票”而分散選票。
特別是在最終選舉中，支持高市早苗的議員大多選擇支持岸田文雄，這才使得擁有宏池會穩定支持的岸田文雄成功當選為自民黨總裁。而且岸田文雄內閣成立後，安倍晉三支持的高市早苗被任命為自民黨政務調查會會長，保持着對岸田內閣的影響。
可見，即便在安倍晉三“離開”日本政治舞台後，他仍然對日本的政局產生深遠影響，日本國內外對他依舊保持着較高的關注度，難怪有日本學者將卸任後的安倍晉三與卸任後的田中角榮做對比。
安倍“迴歸”的影響
鑑於安倍晉三在菅義偉政府時期對日本政局的影響可知，隨着安倍晉三成為清和會會長而宣告“安倍派”的成立，他將以更加“顯性”的方式影響日本新政府的內政外交，日本新政府的政策將呈現出更大的“安倍色彩”，這從岸田文雄在年度預算、對外政策等方面率先拜訪安倍即可窺見。
隨着安倍的“迴歸”，日本政府的內政外交將受此影響而呈現新的發展趨勢。
第一、在歷史問題上更加右傾化。
安倍晉三是典型的保守主義政治家，在歷史問題上奉行修正主義，以此謀求擺脱戰後體制束縛而實現“國家正常化”。
他在任期間曾多次以公職身份間接向靖國神社供奉祭品，在2013年12月26日時更是直接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行為目的昭然若揭，引發中、韓等國強烈抗議。
此外，安倍晉三還多次對慰安婦問題的強制性、河野談話的合法性提出質疑，多次否定舊勞工問題的強制性，多次在歷史教科書中美化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侵略歷史、強化領土教育，安倍政府的歷史修正主義使日本與中、韓等國間的關係受到嚴峻挑戰。
安倍晉三卸任後，由於較少顧及日本新政府與中、韓等國的外交關係，其歷史修正主義行為更加肆無忌憚，多次公然直接參拜靖國神社，引發日本國內外和平主義者的大力譴責與反對。
隨着安倍晉三當選清和會會長，他的修正主義行為將會產生更廣泛的影響，日本國會內超黨派的“大家一起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之會”的人數以及直接參拜靖國神社的國會議員均有增加的可能，這對日本新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政策也將產生直接影響，日本與中、韓等東亞國家間的歷史問題矛盾或將持續。
第二、在修憲問題上更加激進化。
修改日本和平憲法是安倍政府的重要政治訴求，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國際環境等因素影響，安倍晉三在其任內未能實現修憲目的。
隨着安倍晉三當選清和會會長，他將進一步利用派閥勢力，團結自民黨內保守主義議員加快修改憲法進程，甚至與維新會、國民民主黨等保守勢力在修憲問題上的合作。
安倍晉三的胞弟岸信夫穩坐防衞大臣之位，積極提高日本安保武器性能、渲染“中國威脅論”，以實際行動進行修憲，必然有安倍晉三在背後的支持與鼓動。
而岸田內閣為維護其政權穩定性、確保明年參議院大選的勝利，需要積極拉攏安倍晉三為首的保守派國會議員、照顧日本國內保守勢力訴求、順應新民族主義情緒的呼聲，在未來一段時期，在修憲問題上或將不得不更加右傾化。
如今，岸田內閣將“推進憲法修改本部”改為“推進憲法實現本部”就有考量安倍晉三等修憲勢力訴求的因素，日本政府的修憲進程或將加快，日本國內外和平主義勢力應提前做好相應準備。
第三、對華政策有更加保守化的風險。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互為重要貿易伙伴，各領域深度相互依賴，但由於受中日結構性矛盾、對華錯誤認知等因素影響，安倍政府積極宣揚“中國威脅論”，使中日關係面臨嚴峻挑戰。
作為曾長期擔任外長的岸田文雄，深知平衡外交的重要性，這為岸田內閣積極推進中日關係恢復正常提供重要契機。因此，他在將強化日美聯盟的同時，任用曾為日中友好議員聯盟會長的知華派議員林芳正為外長，向中國釋放出積極的信號。
但岸田內閣的對華政策將不得不受到安倍晉三及其親信岸信夫、高市早苗等保守勢力的影響，安倍政府曾長期渲染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單方面改變現狀論”影響了日本國內的對華錯誤認知，將對岸田內閣的對華政策形成嚴重製約。
安倍晉三為實現其擺脱戰後體制束縛、修改和平憲法的目的，將繼續通過渲染“中國威脅”為其歷史修正主義造勢，“幕後操縱”的優勢更是使他無需太多顧及日本外交實際情況，其政策訴求更多源於自身思想觀念。
倘若安倍晉三訪問台灣成行的話，將對“台獨”勢力產生激勵作用，對中日關係、日台關係亦將產生深遠影響。未來一段時期，日本對華政策有更加保守化的風險。
可見，與其説安倍晉三回來了，不如説安倍晉三始終都沒有離開，只不過安倍晉三擔任清和會會長的新職務為其發揮政治影響力提供更加便利條件而已。在後安倍時代，安倍晉三或將長期影響着日本國內的政治生態。
原創：補刀客 補壹刀
執筆/於海龍
作者是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