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心呵護青少年心靈

　　光明日報記者 周世祥 唐一歌

編者按

近年來，兒童青少年自傷事件頻頻見諸媒體，抑鬱症低齡化趨勢越發明顯。調查顯示，2020年，我國青少年抑鬱檢出率近四分之一。如何守護孩子們的心理健康已成為十分迫切的社會課題。雖然一系列相關政策、辦法已落地，但教育資源的不充足、不均衡，學校、家長認識程度不夠等現實因素，仍使這條“守護之路”步履艱難。

日前，教育部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強學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從大中小學的心理健康課程開設，到學生心理危機的預警、干預，都提出了非常具體的管理要求；而近期引起持續熱議的“雙減”政策，則直接發力於削減課業負擔，着眼於學生身心健康成長。

安徽淮北的小學生在相山區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輔導站宣泄室體驗吶喊宣泄，緩解心理壓力。新華社發

　　學生心理問題頻發，學校心理課程缺位

暑假前，北京海淀區一所中學的高二某班內，空出兩個座位——這兩名學生先後離開了班集體，一個因“極度厭學”而暫時休學，另一個由父母給校方出示“精神分裂”診斷證明後悄然退學。在僅30人的班裏，兩名同學的先後“消失”引起不小波動，大家悄悄議論着，以前並未發覺他們有何異樣，而且後一位同學還是個成績優異的學霸。不過，短暫的驚訝、唏噓後，一切隨着暑假的到來歸入平靜。如今高三提前開學，課表比之前更滿，晚自習也延長了，同學們無暇再議論他人，大考已進入倒計時。

這是高中生默然（化名）告訴記者的一小段“校園秘辛”，而他的班級並不特殊，隔壁班也有兩個休學的。這樣的情況，也許仍會被一些人認為只是“特例”。

今年3月，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發佈《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根據報告顯示，2020年，我國青少年抑鬱檢出率為24.6%，其中，重度抑鬱的檢出率為7.4%。分析顯示，隨着年級的增長，抑鬱的檢出率呈現上升趨勢：小學階段的抑鬱檢出率為一成左右，初中階段的抑鬱檢出率約為三成，高中階段的抑鬱檢出率接近四成。

“其中尤為需要重視的是，小學、初中和高中各有3%、8%和12%左右的學生為重度抑鬱，而重度抑鬱與自傷自殺有着密切的關係。”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部黨委書記、學生心理諮詢與服務中心主任喬志宏補充道，另外，對學生來説，焦慮是比抑鬱更為普遍的問題，再加上雙相情感障礙、注意力缺陷、學習障礙等其他類型的精神與心理健康問題，我國學生羣體各類精神疾病的患病率遠遠超過我國全人口的平均患病率。

那麼，當學生感受到很明顯的心理困境時，該向誰求助呢？

5月20日，在四川廣漢中學實驗學校高新區分校，心理諮詢師在給即將參加中考的學生們傳授心理減壓技巧。新華社發

“休學回家。”默然直截了當回答了這個問題。雖然他所在的高中配備了一名心理輔導老師，但這名老師只在開學時給全年級做過一次講座，就再未出現。課表上每週一節的心理課，實際是由政治老師來上，講的也是政治教材，“要考的那些”。同學們甚至不知道心理老師的辦公地點到底在哪兒。

心理老師在學校的存在感不高、學生們對其不信賴是一個常見現象。“各級各類學校對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視程度有很大差別。很多學校並未設立相應的崗位，或者以沒有專業能力的兼職人員來湊數，這讓有限的人才無法從事這個專業的崗位，不能不説是一個巨大的遺憾。”喬志宏説。

在隨機採訪的幾所小學中，記者體會到了這種差別。有4所小學的孩子，要麼沒聽説過什麼是心理課，要麼就是在心理課上看動畫片。而另外兩所“條件好”的重點小學，不僅設有專門為兒童設計開發的心理課及教材，包括了識別與應對消極情緒、結交朋友與維繫友誼、解決衝突與應對欺凌等分層分階段內容，還設有配備了心理沙盤、玩偶的諮詢室，以便心理老師對情緒、行為出現偏差的孩子進行輔導。

“現在‘帶病入學’的問題越發嚴重，在大中小學階段都出現心理危機問題，我認為這值得全社會關注。”北京交通大學心理素質教育中心副主任、中國心理衞生協會科普專家張馳表示，“對學生而言，心理健康課應該是入學後的‘第一課堂’和‘宣傳陣地’，有助於學生正確對待心理健康問題，提升學生的求助意識、消除病恥感。”

從《通知》來看，無論是高等學校還是中小學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標和宗旨都是提高全體學生的心理素質，預防和干預心理危機，為學生健康成長奠定基礎。雖然這項工作的重要性一再被討論，但我們不得不以更大的耐心，期待該工作成為更多學校的關注重點。

　　家校聯動，走進孩子的內心世界

暑假的一個週末，晚8點，小學二年級的娜娜還在上視頻課。她面前的牆上貼着“英語閲讀大賽一等獎”“計算能人”等獎狀，寫着“每天KET單詞、背唐詩、2頁口算”等一系列學習任務。娜娜的每週日程滿滿當當，她需要學習邏輯思維、網球、長笛、鋼琴等好幾個興趣課。

“我們區的普通高中錄取率只有70%，能不學習嗎？”尚在小學二年級，媽媽就已經在擔心娜娜能否考上高中。近期落地的“雙減”政策，似乎並未讓她的焦慮緩解。當晚9點北京下起小雨，娜娜請求去院子裏走一圈，媽媽卻以“容易感冒”為由拒絕了。

“作為獨生子女為主體的學生，往往寄託着家庭和社會的多重希望，這也構成了學生心理健康工作的時代背景。”中央民族大學黨委副書記李計勇表示。

“當下，家長的焦慮容易轉到孩子身上。學業問題導致的是主體問題，全社會的焦慮、壓力傳遞到孩子身上，學生身體鍛鍊少、耐挫性變差、自我管理能力差，從小‘被家長盯過來’，到了大學會有一個‘被動性延續’的問題。”張馳認為，學生心理危機的背後，往往有家庭教育的缺失、家庭生活階段帶來的“隱患”，所以一方面危機處理需要家庭配合，另一方面要向家長普及平時如何預防，不能“有事才叫家長”。

“其實呈現出心理、行為偏差的孩子，背後都有一定原因。”90後的小江已擔任了5年的小學班主任，她觀察到，很多低年級孩子很早開始打電子遊戲，與同伴的玩耍、互動減少，其身後往往是過於忙碌、疏於陪伴的家長。她講起班裏一位內向敏感的小男孩，為了爭取讓媽媽陪自己一起吃頓晚飯，就假裝在託管班沒吃，結果連吃了兩頓飯把自己撐吐了。瞭解到實情的小江十分揪心，“學校重視孩子心理健康和個性特點，也呼籲家長給孩子更高質量的陪伴，只有家校及時交流、相互配合，一起給孩子足夠的愛與關注，才能走到孩子內心，及時幫助他們疏導各種情緒。”

　　專業培訓，提升老師的心理健康教育素養

“不經意的談話間，又化解了一場‘崩潰’。”華東地區某知名大學生命學院輔導員李虹（化名）告訴記者，她偶然碰到一名情緒不佳的學生，主動詢問後，對方開始流淚、傾吐內心的巨大壓力：該生即將做一個小手術，恢復期較長，很擔心影響實驗進度和論文進展。李虹委婉建議學生，在恢復期暫時放下實驗，一邊休息，一邊先考慮數據的分析處理、畢業求職方向等。學生傾訴之後，也認識到時間不至於全部浪費，情緒隨即平復下來。

李計勇認為，隨着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大學越來越成為青少年學生三觀形成的最後階段、邁向社會的“最後橋樑”。李虹也表示：“到了大學高年級，學業的、就業的、家庭的、感情的問題可能都會有，如果各方面因素一下子疊加起來，可能形成‘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表現得很極端。”

而經常為學生做個體諮詢的張馳發現，隨着高校研究生數量越來越龐大，研究生心理問題發生比例也越來越高，大部分集中於學業問題和導師關係問題。“一是瞭解，二才可能理解。”他進一步解釋，帶3個學生就是3種不同特點，有的學生可能曾患抑鬱或有過心理危機情況，如果不瞭解學生，在指導過程中或許就會暴露出問題。比如導師管理方式較為“專制”，對一些學生也許沒問題，但有的學生就會出現心理危機。

在廣西南寧西鄉塘區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輔導站，老師與學生一起交流。新華社發

張馳曾接觸過一位學生，不能去導師辦公室，不能見面，甚至導師名字都不能聽——有很強應激反應。他認為這也凸顯了對導師心理健康培訓的重要性。

《通知》提出，高校要對新入職輔導員、研究生導師開展心理健康教育基本知識和技能全覆蓋培訓。張馳向記者介紹了北京交通大學對這兩個羣體培訓時的不同側重：

學生遇到困難、煩惱都是輔導員第一時間去處理，所以輔導員培訓有針對性地開設了危機識別和深度輔導課，與學生、家長的談話技巧，如何保護學生隱私等，除了培訓外還有兩週一次的督導，使其達到“半專業”的水平；而對於導師，應更多瞭解自己和學生個性差異、當下學生心理特點、個性特點，教學中如何溝通等。

李虹介紹，以前與學生打交道也會有一些小技巧，但在參加完心理健康教育的培訓後，再遇到學生焦慮或更極端的情況，她會從心理學專業角度去評估學生行為表現的風險程度，做出更合理的判斷和應對。但面對學校1∶400的輔導員、學生配比，學生龐大數量的心理疏導、解壓需求，她也常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

“學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專業隊伍，需要專門的學歷教育項目來培養，為此，有些師範院校開設了心理健康教育本科專業和臨牀與諮詢心理學碩士專業來培養這類人才。但由於我國心理學學科發展尚不完善，目前心理健康教育和臨牀諮詢心理學這兩個學科的能力與規模尚不足以應對巨大的社會需求。”喬志宏認為，我們需要迅速擴大心理工作專業人才的學歷教育規模，培養出足夠多的能夠勝任各級學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專業人員；並優化各級學校的管理制度，讓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更加專業，真正給學生帶來幫助。

《光明日報》（ 2021年08月17日 07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