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田飛龍】
現在的美國是怎樣的處境和心智呢？
2022年5月26日布林肯演講給出了一種可能的答案。在拜登亞洲之行啓動“印太經濟框架”之後，布林肯拋出具有對華政策提綱性質的政治演講，進一步印證了美國的中國焦慮和中國焦點意識。
布林肯發表對華政策演講，直播視頻截圖
美國是布熱津斯基認定的“新型霸權”，是以全球體系方式建構的唯一霸權，當然也就是終結一切霸權的霸權。霸權具有三重性格：其一，霸權充滿自負；其二，霸權不容分享；其三，霸權害怕孤獨。美國霸權的顛覆體驗與全體系利益造成了美國對霸權的“毒品”式的依賴，讓其迴歸正常國家並尊重和踐行主權平等的國際法秩序，就像戒毒一樣困難。
布林肯追求政治修辭和語言美感，有羅馬政治家的遺痕，追求演講本身的機鋒與場面感染力，追求國際新聞媒體的傳播效應，追求將本質利益柔化和偽化為普世價值與長臂管轄的“世俗異端裁判機制”。對於“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而言，布林肯將美國想象和設定為唯一的“異端裁判法庭”。
誰是世俗全球秩序的“異端”呢？中俄，尤其是中國。布林肯這篇演講就是在集中闡釋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基調和框架，是霸權“毒癮”的完美修辭和釋放。與其前任蓬佩奧的“鐵幕演説”式的冷戰話術與政治直率相比，布林肯深知政治修辭的藝術和功能。他明確拒絕使用“冷戰”標籤，因其知曉“冷戰”是晚近不遠的負面歷史記憶，是盟友國家忌憚和存在傷痕的歷史的一部分，簡單喚起“冷戰”並不利於美國的霸權維護和盟友動員。
布林肯將“冷戰”化解轉移，拆分為三個關鍵戰術板塊：投資、結盟和競爭。從特朗普到拜登，對華政策內部一直存在爭議，但遏制中國的共識是越來愈強的。
在具體表述上，拜登初期有過“競爭、合作、對抗”的排序，如今演變為“投資、結盟和競爭”，表面上在進一步弱化與“冷戰”的聯繫，但政策的實質並未改變。“投資”是自我壯大，這是霸權的內在根基；“結盟”是拉幫結派，是“盟主—盟友”等級制的制度化與合法化，是霸權地位的規範確認與霸權力量的制度化放大；“競爭”來自“戰略競爭”，是對華全方位的遏制、制裁、隔離與脱鈎。
在最敏感的台灣問題上，布林肯選擇了重回“戰略模糊”，承認“一箇中國”政策未變，不支持“台獨”，也反對任何一方改變現狀。但美國的“一箇中國”政策並不符合聯合國2758號決議、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以及中國憲法秩序。布林肯強調美國的“一箇中國”政策建基於“與台灣關係法”、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及對台六項保證基礎之上，是美方理解和認定的“一箇中國”。這三份規範文件存在內在矛盾衝突，但由於台灣關係法被美國視為調整對台關係的基本法律，六項保證也於2018年納入美國法律，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僅僅是行政協議，這就導致“一箇中國”實質內涵的模糊化甚至空虛化。
美國認為，只要不出現“台獨”，就不違反其“一箇中國”政策的承諾，至於台灣國際化、美台關係升級、美台軍事合作以及台灣實質性“台獨”行為並不在承諾之列。這就導致美國的“一箇中國”政策與中國的“一箇中國”原則之間存在實質性差異和距離。美國至多做到不支持“台獨”，但也不明確反對。
至於兩岸統一，那完全不是美國的事情，甚至是美國要反對的事情。美國以現狀主義延緩和阻斷兩岸統一進程，製造障礙和干擾，認定兩岸統一不符合美國利益。至於中國《反分裂國家法》上規定的“非和平方式”統一台灣，美國視之為底線和禁區。故所謂兩岸關係上的“戰略模糊”僅僅是：美國不支持“台獨”，中國大陸不實施武統。至於其他與“一箇中國”有關的事務和空間，美國不接受任何限制與約束。
實際上，對“台獨”及外部干預，中國本身有着主權正當性進行立法和懲治，《反分裂國家法》顯然需要適應兩岸統一進程而適度“清晰化”、“細化”和“可操作化”，《反外國制裁法》也應當在涉台的反干預、反制裁鬥爭中起到規範覆蓋與精準適用的制度作用。
布林肯演講表面“柔化”，實質“剛化”，為美國的新全球主義“霸權保衞戰”提供指導思想和行動路線：更大規模的基礎投資和技術投資，深化美國霸權的技術領先地位；北約東擴和亞洲北約（印太經濟框架）的冷戰體系建構與整合，形成美國霸權的新聯盟體系；針對中國的更加激烈的“戰略競爭”，其手段沒有任何限制，包括長臂管轄、出口管制、技術封鎖與產業鏈隔離等，這些措施都是反市場、反全球化的保護主義措施，也與WTO的非歧視原則和自由貿易原則相牴觸。
美國為了霸權之私，逐步站到全球化對立面，顯示美國理性精神與自由德性的退化及全球化心智的逆反。
華春瑩：布林肯這番講話聽起來更像是針對中國發起全面戰略競爭或戰爭的宣言。
美國在力量上仍是至上霸權，在價值觀上仍可以“自由民主”進行道德綁架和利益勒索，但在本質精神上卻表現出恐懼多元、害怕競爭、破壞規則及野蠻掠奪的“退化”、“返祖”（海盜起源）趨勢。文明的重新野蠻化，正在美國霸權的自保和衰退進程中出現。
“烏克蘭戰爭”形成的暫時性的“反俄聯盟”及其霸主支配權的快感體驗，使美國產生了一種戰略錯覺與幻覺，以為可以在東方複製北約模式和烏克蘭模式。烏克蘭危機很難按照美國預想的進程持續下去，烏克蘭軍民已出現厭戰情緒和受欺騙感覺，美國盟友們已產生“價值觀激情”之後的援烏疲勞症，而俄羅斯在烏東地區已站穩腳跟，並通過反制裁與靈活外交形成對西方體系的反作用力，造成新的戰略平衡與持久消耗戰的支撐體系。
如果美國為一己霸權之私而繼續無節制援助和升級對抗，烏克蘭本身是直接犧牲品，歐洲安全與經濟發展成為次級犧牲品，由戰爭危機凝聚起的所謂西方團結體系會逐步瓦解。但美國如果在烏克蘭不能取勝，“代理人戰爭”及其背後作為支撐性體系的美國霸權就會崩盤和失效，“印太戰略”就無法複製歐洲經驗，更無法説服亞洲盟友跟進，“印太經濟框架”就會成為霸權建構的“爛尾樓”。
這是考驗美國道德的時刻了：到底是為了歐洲安全與和平的長期架構而勸和促談，放棄極度削弱俄羅斯及繼續東擴的帝國擴展戰略，以及節制在亞洲複製北約體系的戰略衝動，還是一意孤行在歐洲與亞洲兩個大區域的戰場同時推進冷戰體系和代理人戰爭體系的建構，造成全球和平與發展基礎的長期動盪？美國站在了十字路口，美國可以選擇，任何選擇都有代價，取決於道德和力量的自我評定。
布林肯的演講為美國找到了出路和藥方嗎？沒有。與共和黨對具體利益的資本式追逐不同，民主黨是全球化精英的精神俱樂部，其所追求的全球霸權的精神領導權和體系支配權是更深刻的“霸權毒癮”。無論具體修辭如何柔化和具有欺騙性、煽動性，霸權精神實質及其實踐後果無法改變。
霸權之“毒癮”，美國無法自戒，中俄的反抗者角色反而是美國霸權自我反思的“諍友”，提醒和警示美國：這是一個多元文明和多元秩序的世界；美國霸權應回到真正平等與永久和平的人類世界，而不是迷戀劫持者和剝削者的歷史角色不能自拔。
美國的盟友也有責任警勸美國放棄霸權至上性，迴歸人類大家庭，而不是機會主義和兩面派地唯利是圖。盟友行為與美國霸權之間也有積極互動。如果盟友無節制逢迎美國以取利，但也會沾染霸權之禍並腐蝕自身民主精神與人類和平倫理。
布林肯的演講沒有掛出丘吉爾式的“鐵幕”，但其霸權心智遠甚有形的“鐵幕”，而成為一種“毒癮”纏身的心魔。是的，美國不再技術性使用“冷戰”概念，而是綜合“冷戰”話語、技術、執行系統與代理人戰爭的豐富經驗試圖建構一種與霸權維護相稱的“總體戰”體系。這種新體系已在烏克蘭戰爭中充分使用並取得一定效果。語言和修辭可以充分中性化，性質與危害卻無法改變，甚至變本加厲。
經過百年屈辱史和七十餘年的新中國建國史，中國早已不是國際政治的“傻白甜”。美國從歷史到現實而在中國滲透配置的各種力量，以及在世界體系範疇對中國的層層遏制機制，是為中國“顏色革命”而準備，是將中國作為“第二個蘇聯”進行預設和肢解。但中國之文明體量、政治體制、社會團結與文化堅韌性，以及從天下體系到世界體系的豐富的聯合與鬥爭經驗，存在超出和逸出西方文明與霸權之“規訓”極限的智慧和力量。
鄒讜寫過《美國在中國的失敗》，深入研究1940年代美國對華政策的系統性失敗。如今，美國對華的“接觸政策”式微，“遏制政策”重啓，美國在中國的再次失敗無法避免。而美國霸權將終結於美國在全球的失敗。中國的文明、鬥爭與建設性，是美國霸權的長期參照系，也是人類和平發展的規範新生力量。
對布林肯的“無冷戰的冷戰”式演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從七個方面進行了駁斥，既揭露了美國霸權修辭的虛偽性和危害性，也正面闡明瞭中國對自身道路和理想世界的理解與追求。與美國的帝國霸權法理及其修辭相比，中國的文明心智更加敞亮，中國的世界理想更加可欲和具包容性。
當烏克蘭硝煙散去，當歐洲戰略自主性覺醒，當全球和平發展力量實現基本團結，美國霸權的魔咒又能裹挾何人呢？也許世界明白了，魔咒失效了，美國霸權的“毒癮”也就解消了，彼時美國或可放下凌駕和支配一切的虛榮心與孤傲感，回到真實的人類世界。但通往這一前景的過程與代價，乃是21世紀全球秩序變遷的最大“盲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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