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半熟財經（ID：Banshu-Caijing），作者：陳敏 劉嘉欣，編輯：餘樂，創業邦經授權轉載
馮先生的第一位客户是一名19歲的女生，看到他在社交媒體上發佈的陪診廣告，請他陪自己去婦幼保健醫院做流產。
等到了醫院，馮先生才知道，無痛人流手術需要親友陪同簽字，以免麻醉後發生意外。他在同意書上籤下自己的名字，就坐在婦科手術室大門外等。大概一個半小時後，女孩從麻醉狀態醒來。“我們在醫院門口告別，再也沒有聯繫過。”
馮先生是一名兼職的“陪診員”。在人潮湧動的醫院，你很難辨認出他們的存在。這些人陪伴在患者左右，掛號、候診、繳費、取藥，跑東跑西、忙前忙後，看起來和病人家屬沒什麼兩樣。
只是，他們與病人並無親友關係，只有僱傭關係。你給我錢，我陪你看病。
陪診服務的收費並不算便宜。 在北京，陪診機構“無憂三甲”的價格為一次500元上下，如需掛號、接送等額外服務，費用可達千元。西安的“優享陪診”一次收費299元。瀋陽作為東北地區三甲醫院數量最多的城市，通行的陪診價格為198元半天、298元全天。
當然，陪診員會努力讓“客户”感覺物有所值。他們對醫院的一切都瞭如指掌：清楚各大醫院的專長領域，知悉快速掛號、取號的竅門，懂得合理規劃就診流程。錯綜複雜的科室佈局對於陪診員而言，就像是一張自帶導航的高清地圖。
做職業陪診員八年，呂飛遇到過各種疑難雜症和形形色色的患者。有病人在檢查前臨陣脱逃，因為“一旦知道結果，肯定怕得一年都活不過”；有患者一進診室就六神無主，只能請陪診員記下醫囑；她曾多次在夜晚接到一位單身母親的電話，聽對方哭訴孩子的病情；也曾被病人子女抓着手請求，“千萬別讓媽媽知道是晚期。
陪診中的呂飛；受訪者供圖
醫療資源分配不均、就診流程漫長繁瑣、人口老齡化加劇、獨居人士增多……各種因素催生出社會對職業陪診員的市場需求。他們的存在切實解決了一部分人的困難。
可是，陪診作為一門生意，處境一直頗為尷尬。2015年前後，一批陪診服務平台集中湧現，但沒過多久就銷聲匿跡。如今，個人陪診員與陪診機構再度入場。然而，有關陪診員的職業資格認定與行業規範仍是一片空白。
1 醫療迷宮中的“導遊”當上陪診員之前，呂飛是北京一家三甲醫院的護士。陌生 的醫院、複雜的流程、難解的術語讓異地求醫者倍感無奈、許多患者忍着病痛在不同科室間來回折騰，這一切呂飛都看在眼裏。
2015年，她與幾名護士一起成立了“無憂三甲”。這家機構目前在北京共有10名全職陪診員和20多位兼職，每月陪診300餘人，其中超過80%都是從外地來京求醫的患者。
一次常規陪診，分為診前諮詢、就診陪護、診後回訪三部分。就診之前，陪診員一般會先向患者瞭解病情和訴求，介紹就診流程，並提醒他們帶上相關證件和過往檢查報告。如果有血項檢查，還會叮囑禁食、禁水等注意事項。
就診當日，陪診員的任務包括幫患者取號、建卡、報到、排隊、取藥，通過合理規劃讓病人儘快完成問診與各項檢查，如有需要，再預約複查。
呂飛陪診的患者中，老人佔了多數。子女工作忙、公司請假難，實在沒時間陪着看病。尤其是一些慢性病患者，每週都要去醫院檢查、開藥，只能請陪診服務。
不少子女擔心父母捨不得花錢，下單後會拜託陪診員幫忙隱瞞，假裝成同事或朋友。老人愛嘮嗑，喜歡打聽自家孩子平時的情況，為了不在交談間穿幫，陪診員時常得提前和子女“串供”。
“陪診員如果表現得對醫院流程太熟悉，老人就會懷疑你是不是專業幹這行的。”劉珊珊是瀋陽“安安陪診”的一名陪診員。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遼寧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17.42%，人口老齡化程度位居全國第一，這也催生了當地一批小型陪診機構。
陪診員正在替患者排隊取藥；受訪者供圖
劉珊珊曾遇到過一位大爺，得知孩子花錢請了陪診後特別生氣，病也不看了，扭頭就回家。“他覺得自己還沒老到這個程度，連醫院的路都走不明白，病都看不了。”
其實，在面對錯綜複雜的就診路線和流程時，不光上了年紀的老人，哪怕是年輕人，也難免暈頭轉向。在哪取號？在哪做檢查？從哪上樓？是醫院諮詢處人員最常被問到的三個問題。
醫療建築師郝曉賽指出， 之所以會發生患者“跑斷腿”的情況，一方面是由於過去十幾年間“超級醫院”的規模化擴建趨勢；另一方面，醫院為提高看病效率，大多采用醫技部門擺中間，門診部、住院部放兩邊的“三分式”佈局，再用長長的醫療主街將其相連，由病人在流水線上往返“運輸”自己。
“三分式”醫院建築佈局；圖源：網絡
如果説醫院像一座巨型迷宮，那陪診員就是手持燈籠的引路者。
2021年，“95後女孩職業陪診病人一天300元”的話題登上微博熱搜，西安陪診員小宇在採訪中將這一職業比作“醫院導遊”。
“陪診商機的出現，證明有人關注到了病人這方面的需求，解決了非常現實的問題。”郝曉賽説道，“但是誰去逛商場、火車站、電影院還需要導遊呢？”
2 “收費”的臨時家屬時間靈活、收入可觀、門檻不高，陪診員因此成為不少人感興趣的副業選項。 近兩年，一批非醫學專業出身的個體陪診員，開始在社交媒體和電商網站上宣傳、接單，業務性質類似於“跑腿”。
空姐白鈺就是其中一員。疫情之下，航班驟減、薪資縮水，白鈺開始在空閒時間接陪診，半天收費60元，全天100元。白鈺覺得，現在社會壓力太大，很多子女、孩子父母為了賺錢才不敢請假，如果陪診收費過高，也就失去了其意義。
據我們採訪的多家陪診機構介紹，全職陪診員的收入由底薪加提成構成，一般在6000元—10000元左右。以安安陪診為例，每月底薪2000元，每完成一單，陪診員可拿2/3的收入。除常規業務外，代問診、代取報告、代取藥等服務也是重要的收入組成部分。
這也是許多護士選擇轉行幹陪診的原因，相比於醫院護士需要日夜倒班，陪診員一週雙休，工作時間更加靈活，收入卻還要高出一截。
不過，廣州的馮先生告訴我們，如果以個人陪診員身份兼職接單，就很難保證穩定客源，再加上接的多是普通檢查，收費天花板不高，每月也就賺個1000來塊的辛苦錢。
也許是因為第一單的誤打誤撞，馮先生之後陪診的80多個病例中，80%都是女性，人流手術佔了多數。她們懷着共同的秘密找上了馮先生。一年半的時間，馮先生充當了幾十次“臨時男友”。
最近的一單，男方因為疫情封控滯留上海，可女生肚裏的寶寶一天天長大，手術風險與日俱增。等到10周，實在不能再等，馮先生陪着她去一家二甲醫院做了人流。最遠的一單，一位32歲的姑娘拜託他從廣州跨城到佛山陪診，“特別拼，做完手術直接抱着電腦回公司上班。一個月後她又聯繫我，説複查時發現子宮粘連，想讓我再去一趟，陪她辦理住院。”
馮先生等候在婦產科手術室大門外；受訪者供圖
與無痛人流一樣，無痛胃鏡同樣需要親友陪同。去年，初到北京打拼的劉小姐胃痛發作，既不想讓家人擔心，又不願麻煩同事的她預約了陪診服務。
在此之前，她以為陪診就是幫忙掛號、排隊，實際體驗後才發現是一項很有温度的服務，就像是朋友陪在身邊。“人在生病時總愛胡思亂想，陪診員一直在安撫我的情緒，還帶了麪包和糖，讓我檢查後墊一墊。”
與年紀稍長的患者不同，大部分請人陪診的年輕人都很沉默，心事重重。劉珊珊接觸過一些宮頸癌患者，內檢時一聲不吭，“她們不想跟你説話，但能看出來非常緊張，害怕結果不好。”
此時，情感陪伴就格外重要。陪診時，很多腫瘤患者會不停問呂飛，這個情況是不是必須得化療了？應該保守治療還是手術？手術會不會很危險？“其實他們也知道，陪診員沒辦法給出專業建議，他們只是太焦慮了，想找個人聊聊而已。”
在病人無助時給予安慰，在病人慌亂時保持鎮定，是陪診員的職責。 “我會告訴他之前遇到過類似的病例，大夫是如何治療的、愈後情況如何，讓患者放心，給他一些信心。”
情感陪伴也常常延長至陪診結束之後。呂飛剛入行時，認識一位客户是單親媽媽，平日忙着打工無暇照顧孩子飲食起居。孩子得了腎炎，後來又慢慢發展成尿毒症，一週要做三次透析，換腎手術至少要七八十萬。
實在難以忍受的夜晚，這位崩潰的母親會給呂飛打電話。呂飛和她討論孩子的病情，商量今後的治療方案，替她出主意找孩子爸爸要手術費，更多時侯，就只是聽着她在電話那頭哭。
後來，呂飛媽媽查出二級腦膜瘤，需要開顱手術。當醫生告知手術風險時，即便陪診過上百位患者，在那一刻，呂飛還是忍不住哭了。她站在母親身旁，第一次成了一名病人家屬。
3 360行，陪診算哪一行？細心、耐心、愛心，是一名陪診員必備的素養。然而，對於陪診員是否需要專業醫護背景的問題，從業人員的看法仍存在分歧。
創立安安陪診之前，劉珊珊一直在酒店負責收益管理。在她看 來，陪診歸根結底屬於服務業，門檻不高，難點在於用心做服務。
強調服務性質，其實是陪診員規避風險所採取的一種手段。 醫院是病痛與死亡的高發地，來往的是一座城市中最脆弱的人羣。個人陪診員能力有限，通常會拒接急診、重症、高齡患者。一些陪診機構則會要求重症及70歲以上老人必須有家屬陪同，同時在新員工入職時進行基本培訓，防止陪診過程中因患者發生意外而產生糾紛。
北京市春林律師事務所主任龐九林律師指出，目前國家對於陪診沒有明確的經營範圍，機構一般都以養老服務、健康諮詢或者家政服務的形式實現。
因此，雙方應提前約定清楚究竟哪些服務屬於陪診範圍，“我是替你掛號、推你去看病，還是也要保證你看病過程中的人身安全？”龐九林認為，陪診服務並不應包含後者，“就像家裏請了一位保姆，如果老人意外摔倒，那麼很難將其劃定為保姆的責任。”
實際情況中，患者在預約陪診服務前，一般需要線上簽署免責聲明。簡略的可能只是一句“在整個陪診過程中，患者因疾病、交通等任何因素造成的人身傷害、甚至危害生命的一切風險，均由患者自己承擔。”
詳細的用户知情書則長達幾千字，解釋了陪診員提供的服務範圍，強調不對診療結果做出保證、建議用户自行衡量是否具有不適宜陪診服務的情況等。
某陪診服務平台用户協議條款
同樣也是考慮到風險，陪診員基本不會參與到患者治療方案的決策過程之中。但呂飛希望能給客户推薦對症的醫院、科室和醫生，這就使得她在招聘時要求必須有專業護士資質。“對外地患者來説，好不容易來一趟北京，肯定希望能得到更多值得參考的建議。”
無憂三甲也是少數會替患者向醫生陳述病情的陪診機構。在陪診中，呂飛發現很多病人因為擔心遺漏細節、耽誤診斷，總是長篇大論地説一堆與病情無關的內容，恨不得把十年前的病史都交代清楚。
但醫生平均一上午要看60個號，分到每個人身上只有短短几分鐘，若陪診員能快速明瞭地概述病情，等於讓醫生和患者能有更充足的時間交流診斷建議。
因為省事、加快了就診速度，醫生對於陪診員大多是歡迎的，但醫院的態度卻始終頗為曖昧。“陪診員解決的是就醫難、看病難的問題，但你能讓醫院層面承認難嗎？”劉珊珊説。
2015年，包括e陪診、安心陪診、貼心小護在內的一批醫療服務平台先後成立，不乏拿到千萬級別融資者，業務內容與如今的陪診機構基本一致。
不過，時任貼心小護CEO的周遊在當時就已意識到陪診業務存在短板。他曾表示， 國內陪診需求並不如市場所認知得那麼旺盛。在現有政策和體制下，其瓶頸在於無法做更多的服務，解決更多的痛點。相較而言，陪護和養老大健康的市場更為廣闊。
2016年，北京市衞計委一紙文件禁止醫務人員與商業公司合作掛號，讓市場對於陪診機構的預期大跌。次年，貼心小護轉而打造一站式產後康復服務平台。同期創立的e陪診和安心陪診如今也全都不見蹤影。
陪診這麼多年，呂飛並沒有遇到被制止或驅趕的情況，但她心裏明白， 醫院對此多少有些反感，“畢竟陪診屬於在醫院裏進行商業行為。”
呂飛觀察到，醫院方面正在逐步完善導醫服務，簡化就診流程。除了綜合服務枱和問訊窗口，如今不少醫院還會在自助機旁配備專人，每個樓層或診室周圍也有流動巡邏的工作人員，針對有需要的患者進行指引。儘管達到一對一服務並不現實，但這些舉措將在一定程度上取代陪診員的作用。
陪診行業未來是有所可為，還是會在野蠻生長後重走五六年前的舊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陪診員將如何被定義。目前，人社部尚無有關陪診員的職業資格認定，陪診行業也缺乏規範與監管。但如果再選一次，呂飛説，她仍會選擇離開護士崗位。
陪診給了她更多體現個人價值的地方，讓她有機會通過一些話語、一些行為改變他人想法，挽救患者生命，“大多數陪診都是常規檢查，不會達到這種程度。但偶爾有一次，就已經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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