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英國來説，歐洲總是比世界其他地區更重要。早在英聯邦還沒有構想出來的時候，埃德蒙·伯克就提出過‘歐洲國家’的構想。正是出於歐洲方面的考量，才有了英帝國，因為殖民地可以為英國提供它在歐洲大陸所缺乏的人口和經濟實力，阻止它的對手獲得這些實力同樣重要。相應地，英國也通過控制歐洲均勢獲得並維持住了它的海外帝國。當然，這是一個良性循環，卻是一個始於歐洲、止於歐洲的循環。當英帝國在二戰後成為歐洲和世界的棘手難題時，它便解體了。”
在這段論述中，譯者的“英帝國”一詞雖然準確，卻很容易讓常識匱乏者誤會，甚至對“當英帝國在二戰後成為歐洲和世界的棘手難題時，它便解體了”這樣的説法摸不着頭腦。其實，把“英帝國”改為“日不落帝國”，對讀者便友好得多。
《千年英歐史：英國與歐洲，1000年的衝突與合作》的這段論述，道出了英國與歐洲的糾纏與難捨難離。
《千年英歐史：英國與歐洲，1000年的衝突與合作》 布倫丹·西姆斯 著 李天雲 / 竇雪雅 譯 中信出版集團
正如此書簡介所言，英國這個孤懸於歐洲大陸之外的國家，在歷史上始終扮演着糾結、複雜和矛盾的角色。它曾經入侵別國，也曾慘遭入侵；它曾變換立場，也曾袖手旁觀；它曾表現出“厚顏無恥”的犬儒主義，也曾懷揣最模糊不明的理想主義。在每一個世紀裏，來自不列顛羣島的軍隊都曾馳騁歐洲大陸，追求着各種各樣的目標，其中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彼此交織的對英國議會自由和“歐洲自由”的維護。
如今許多人説起英國，甚至會以“二流國家”的片面認知輕視之。可實際上，雖然“日不落帝國”的輝煌早已逝去，但無論GDP、經濟潛力、教育水平、科技發展、福利狀況，抑或世界地位，英國都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
也正因此，作為劍橋大學國際關係史專家的作者布倫丹·西姆斯，在書中寫道：“如果説歐洲造就了英國，那麼英國也造就了歐洲”。
“島國”的自治精神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大多數歐洲大陸人對英國的定義都是“島國”。英國人自己也是如此，甚至在教育中長期強化“島國”這一概念以及其歷史。
但這更多是一種地理概念或文化概念，而非政治意識。在布倫丹·西姆斯看來，英格蘭的歷史以及此後不列顛的歷史，其實都是歐洲大陸的歷史。決定英國命運的主要是英國與歐洲其他國家的關係，而不是英國與整個世界的關係。
這當然是一種純粹甚至高度自信的英國視角，如果堅持認為英國是二流國家，那麼甚至會認為這種自信有自大之嫌。但從歷史來看，它起碼是極大程度上的事實。
倫敦的紅色巴士
從地理、民族和宗教來説，英國都與歐洲大陸無法割裂。根據地球板塊漂移學説，歐洲和英國原本相連，冰層融化才導致英吉利海峽出現。而英格蘭的主體——盎格魯-撒克遜人，原本就來自歐洲大陸。與歐洲大陸一樣，英國也長期處於基督教世界的範疇內。
更重要的是，從歷史來看，許多英國君主及政客的職業生涯也都是由歐洲大陸事務決定的。書中寫道：“邁克爾·德·拉·波爾於14世紀末遭到彈劾；100年後，威廉·德·拉·波爾因在百年戰爭期間丟掉英國在法國的領地而遭到彈劾；瑪麗一世因失去加來而名譽大損；斯圖亞特王朝因未能保住德意志的新教事業或遏制路易十四而覆滅；沃波爾因拒絕（在波蘭王位繼承戰中）支持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反抗法國而下台；在18至19世紀還有許多內閣官員下台；20世紀90年代，撒切爾夫人因約翰·梅傑的考驗而放棄了首相一職。同樣地，脱歐公投也決定了首相卡梅倫的命運。此外，英格蘭的內部制度在許多方面都是面臨歐洲施加的壓力而產生的：從為了換取和平而向維京人交納的丹麥金、17至18世紀的‘財政-軍事國家’戰略到為資助與法國的戰爭而第一次徵收的個人所得税，再到20世紀的‘戰爭國家’和‘福利國家’戰略。”
當然，英國與歐洲大陸有着極大的不同，那就是盎格魯-撒克遜體系的自治精神。1215年簽署的《大憲章》是日後英國君主立憲制的法律基石，它創造了“法治”理念，宣告“國王在法律之下”，王權應當受限，影響極為深遠。13世紀，英國開始出現國會，14世紀中後期，國會兩院開始出現。17世紀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確立了君主立憲制，頒佈《權利法案》，開創了資產階級代議制的先河，責任制內閣和現代政黨政治也在英國發端。
書中寫道：“英國人的運氣是自己創造出來的。他們開創了兩種創新的政治組織形式：一是擁有議會制的民族國家（雖然議會代表權是選擇性的），二是基於議會合並的跨國聯合的概念。這一模式已被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英語文化圈的民主國家採納，這也是為什麼儘管存在着重要的差異，但所有這些政體根本上都十分相似。毫無疑問，它們有自己的問題，但這些問題與歐洲大陸過去和現在的問題相比就相形見絀了。在過去的500年裏，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歐洲人經歷了各種各樣的政治苦難：從專制主義、雅各賓主義、拿破崙獨裁、納粹主義到如今本意雖善卻仍遭破壞的歐盟。”
屢次“背叛”歐洲的英國
在歷史上，英國甚至是歐洲大陸的拯救者。比如在拿破崙如日中天之際，英國始終堅持反抗，再次挽救歐洲。此後，英國成為歐洲的主導力量，直至二戰結束世界重構。
二戰後，美蘇兩極取代了歐洲中心地位，謀求復興的歐洲走上了一體化之路。但近代以來始終奉行“光榮的孤立”政策的英國，在二戰後仍不改初衷，不願深入歐洲事務，也不贊同歐洲超國家機構的做大。它並非不想通過歐洲一體化提高自身國際地位，但又不甘心與其他歐洲國家合流。因此在歐洲一體化進程實質上啓動後，英國長期缺位。
二戰期間，兩架轟炸機正在轟炸倫敦
這種尷尬局面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有所改變。陷入經濟困境的英國也曾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但此時法德和解，法國領導歐洲一體化，戴高樂認為英國的加入會帶來威脅，因此拒絕。
直到上世紀60年代末，西德崛起，法國需要英國加入以牽制西德，事情才出現轉機。1973年，英國加入歐共體。不過即使是在英國經濟形勢極其嚴峻的當時，英國國會仍僅以微弱多數通過決議。
英國加入歐共體後不久便出現了“背叛”行為。1973年10月，中東戰爭引爆石油危機，對歐洲經濟造成極大衝擊。在英國人看來，與歐共體的“捆綁”顯然加劇了風險。也恰恰是在這個當口，希斯代表的保守黨政府在1974年大選中落敗，新上台的工黨政府宣佈進行脱歐公投，但未能成功。
此後英國與歐盟一直若即若離。尤其是在貨幣聯盟方面，奉行自由主義的英國持堅決反對態度，至今未加入歐元區，也沒有加入申根協定，直至當下的脱歐。
有人將英國的種種行為歸結為島國心理，認為它遠離歐洲大陸，所以對強大的歐洲大陸國家心存警惕。
從政治博弈角度而言當然如此，但我們不能唯利益論。被視為保守主義之父的埃德蒙·伯克曾説過：“國家的作用若過度擴張，就會變成自由與自主的敵人。同樣，若國家的作用過度削弱，也就會變成自由與自主的敵人。”
這個理論貫穿於英美保守主義發展的整個脈絡，涉及政治、經濟等多個領域。英國之所以對歐盟這一超國家機構的擴張心存警惕，是基於成員國政府自身權力的削弱。當歐盟日漸擴張時，維護國家主權，不使國家政策被歐盟左右，成了英國的一大要務。
換言之，在英國與歐洲一體化的長期拉鋸中，英國人始終強調的是獨立與自由，因此警惕超國家機構的擴張和對經濟的干預。
英歐仍將共榮辱
歐盟經濟政策與自由經濟政策的相悖，就成為英國人“疑歐”情結的一個宣泄口。更明顯的則是歐洲一體化與英國人自治精神的衝突。英國不希望超國家機構的壯大影響國家主權，與“國家不可干預地方自治”的思維一脈相承。英國有“地方自治之母”之稱，市民社會傳統深厚，法治精神深入人心，實行地方自治不但有傳統，亦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歷史上的英國地方自治，逐漸強化了市民人身自由、土地保有權自由、獨立司法權、自由貿易權等，並最終演進為成立地方自治政府等制度。
2020年1月31日，脱歐支持者在倫敦見證歷史
不過，布倫丹·西姆斯面對歐洲面臨的問題，給出的解決方案似乎與傳統英國思維有所不同。他認為，“只有歐元區實現徹底的政治一體化，英國對歐洲大陸穩定的訴求才能得以實現，英國的國家主權才能如英國人所希望的得到維護。”
這裏所指的“政治一體化”，是指借鑑英美模式去實現完全的議會制跨國政治聯合（歐元區聯邦）。它當然不是權力的過分集中，而是遵循了英國的自治思維，確保聯邦內各成員的獨立性，但仍意味着歐盟這一超國家機構的擴張。
布倫丹·西姆斯的建議只是一種假設，在紛亂的當下，它甚至沒有實際操作的可能。但可以預見的是，即使脱歐，未來的英國與歐洲大陸，仍會走在共榮辱、互牽制的路上。（責編：曾子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