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國際政治與社會》雜誌網站7月9日刊登題為《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之後》的文章，作者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文章內容摘編如下：
許多分析人士稱，隨着中國的崛起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已經走到盡頭。如果喬·拜登在11月大選中獲勝，他是否會試圖恢復這一秩序？也許不會，但他必須換掉這一秩序。
批評人士正確地指出，1945年後的美國秩序既不是全球性的，也不總是非常自由的。世界上超過一半的國家並不在其中，其中也有許多威權國家。美國的霸權一向被誇大。然而，最強大的國家必須帶頭創造全球公共產品，否則這些產品將無人提供——美國人也將受苦。
當前的大流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如果拜登當選美國總統，一個現實的目標應該是建立一系列基於規則的國際機構，針對不同問題有不同的成員參與。
中俄是否願意參加？在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前十年，這兩個國家都無法制約美國的力量，美國在追求自由主義價值觀時無視國家主權。
美國轟炸了塞爾維亞，並且未經聯合國安理會的同意入侵了伊拉克。2005年，美國還支持一項聯合國大會決議，主張對遭受本國政府殘酷對待的公民建立“保護責任”——2011年，美國用這一原則為藉口，為轟炸利比亞以保護班加西政權的公民進行辯解。
批評人士將這樣的記錄歸結為美國在冷戰後的傲慢態度。例如，當由北約領導的干涉行動導致利比亞政權更迭時，俄羅斯和中國感覺受到欺騙。
那麼現在還剩下什麼呢？俄羅斯和中國強調《聯合國憲章》規定的主權原則，其中指出，國家只能出於自衞或在獲得聯合國安理會批准的情況下發動戰爭。自1945年以來，武力佔領鄰國領土的情況鮮有發生，而且一旦發生就會導致代價高昂的制裁。此外，安理會經常授權在動亂國家部署維和部隊，政治合作限制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彈道導彈的擴散。從這個角度而言，這種基於規則的秩序仍然至關重要。
經濟關係方面的規則則需要修改。就新的貿易規則進行談判可以幫助防止脱鈎升級。與此同時，儘管目前存在危機，但關鍵金融領域的合作依然強勁。
相比之下，生態相互依存對主權構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礙，因為這些威脅是跨國的。無論經濟全球化遭遇什麼挫折，環境全球化都將繼續下去，因為它遵循生物和物理規律，而不是當代地緣政治的邏輯。這些問題威脅到每個人，但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單獨解決。在新冠肺炎和氣候變化等問題上，權力具有正和博弈的性質。
在這種情況下，光想着對別人行使權力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考慮與他人一起行使權力。巴黎氣候協議和世界衞生組織幫助了我們和其他人。
自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和毛澤東會面以來，中美兩國儘管在意識形態上存在分歧，但一直在合作。拜登面臨的難題將是，美國和中國能否在生產全球公共產品方面進行合作，同時在大國競爭的傳統領域保持競爭。
民調顯示，美國公眾希望避免軍事幹預，但不想退出聯盟或多邊合作。公眾仍重視價值觀。
如果拜登當選，他面臨的問題不是是否恢復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關鍵是美國是否能夠與核心盟友圈合作促進民主和人權；同時與更廣泛的國家合作，管理一系列基於規則的國際機構，以應對氣候變化、疫情、網絡攻擊、恐怖主義和經濟動盪等跨國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