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國界醫生”阿富汗回憶錄 | 趙一凡：兩派敵對力量同時住院，我看到了戰爭中求生的普通人

8月15日，塔利班進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撤下了總統府內懸掛的國旗。在電視上看到這一幕時，距趙一凡赴阿富汗救援已經過去了八年。在局勢還不太明朗的情況下，趙一凡更擔心的是當地居民生活是否會受到影響。

他回想起了2015年的一次轟炸。當年10月3日，趙一凡曾任職的昆都士創傷醫院受到美軍空襲，共造成42人遇難，其中包括14名醫護人員。被轟炸的醫院由“無國界醫生”在2011年建立， 是當地唯一一家能收治槍傷、爆炸傷、車禍意外等創傷的醫院。

↑趙一凡和外科團隊的同事合影。圖：趙一凡/MSF

一開始看到這則消息時，趙一凡只是覺得震驚。但在看到死難者姓名和照片的那一瞬，趙一凡“心都碎了”，他這才和記憶中並肩作戰的戰友一一對上了號，意識到是誰在這次轟炸中遇難。因為一次國際人道救援，遙遠的戰爭和遙遠的人們都與他有關。

一次改變：

停薪留職赴阿富汗66天

2013年，作為一名麻醉科醫生，時年37歲的趙一凡已經在自己的崗位上工作了10多年。他覺得自己迫切需要一種改變。

一天，在和太太看紀錄片《行者》時，趙一凡為其中香港醫生鄒有銘在南蘇丹的故事感動得熱淚盈眶。他很快查閲了“無國界醫生”的網站，動機純粹、富有挑戰性的工作性質深深吸引了他。太太跟他説，你如果要去的話，就去吧。

隨後他在網站上提交了簡歷，“無國界醫生”人事處代表先和他在電話裏全英文面試了一個小時。一兩個月後，太太陪他到香港參加面對面考評。英語能力、團隊合作能力、應變能力都是基準門檻。該組織中國媒體經理魏保珠介紹，除了過硬的專業技術，語言能力和家庭支持與否，都是決定一名醫生能否最終踏上項目之旅的重要因素。

↑“無國界醫生”項目不會尋求武裝保護，醫院門口會有武器不得入內的標誌，説明組織的中立立場，救援人員也會穿有組織標誌的衣服。圖：趙一凡/MSF

當年4月份，趙一凡接到了自己的第一個任務——阿富汗昆都士前線救援項目。此前“無國界醫生”人事處和趙一凡商量目的地時，他説想去一個“蚊子少一點的地方”，所以就被派到了阿富汗。

就這樣，趙一凡申請了停薪留職，開始了為期66天的阿富汗救援之旅。由於救援人員來自世界各地，在阿聯酋迪拜集中申請簽證比較容易，趙一凡先是從香港轉機到迪拜辦理簽證，此後才到達阿富汗首都喀布爾。

在飛機上，趙一凡就覺得有些怪異，“阿富汗的飛機上沒有水和食物，一切都要自己掏錢買。”飛機落地後，一進入海關，趙一凡就看到許多荷槍實彈的警察守在附近，每人都端着一把AK47。由於接機的“無國界醫生”工作人員不被允許進入機場，他們只能在停車場等他。

“路上，湧出一些穿着工作制服的阿富汗人搶着幫我拿行李，不停地要錢。我當時還挺緊張，緊緊攥住手中的行李，埋頭往前走。”趙一凡回憶説。

抵達喀布爾後，他還要花上一兩天的時間趕往北部的昆都士創傷醫院。昆都士市是阿富汗的第五大城市，一路上，機場、車站、馬路和這裏的建築，一切都讓趙一凡感覺回到了小時候生活的場景，“工業化程度很低，越野車開在土路上，塵土會飛揚起來。”

救死扶傷：

兩派敵對力量同時住院相安無事

趙一凡是在中午抵達昆都士的，他先到醫院轉了一圈，隨後回到兩三公里外的“無國界醫生”宿舍。傍晚剛洗澡時，他的值班手機響了，他被緊急叫到醫院開始他的第一場手術。

阿富汗是一個充滿武裝衝突的國家，而昆都士創傷醫院是當地唯一收治槍傷、爆炸傷、車禍意外等創傷的醫院，由“無國界醫生”在2011年籌建。60多個牀位、2個手術間、一個分體式空調、老式麻醉監護儀，基本就是這個醫院的所有設施。

↑在昆都士創傷中心候診處，最左邊的男子在工地上工作時遭遇武裝衝突，他試圖逃離，被子彈擊中左腿。由於道路封鎖，他在受傷後第二天才來到醫院，傷情加重，不得不接受了截肢手術。圖：Mikhail Galustov

趙一凡接手的第一例患者是一位腹部受到槍傷的女性。送到醫院時，患者已經失血休克，整個腎器官被打爛。他一進入手術室，發現眼前的設備是他從沒見過的、非常老式的麻醉機，用到的麻醉藥物也是他“祖師爺”才會用的麻醉藥物，他都沒有用過。手術枱上，他還要用英文和異國同事交流合作。

手術很成功，患者醒來後問趙一凡的第一句話就是，“手術做了嗎？”麻醉科醫生的職責就是讓病人感受不到手術過程中的痛苦，“只有她覺得很舒服，才會感覺沒有做過手術一樣。”在這樣簡陋的環境下“首戰告捷”，讓趙一凡感覺到了無與倫比的成就感。這也是他在國內很久沒有體會過的了。

醫院還同時收治過當地警察和反對派武裝力量。一位警察被當地反對派力量的炸彈襲擊後，失去了雙腿，住院治療。兩天後，趙一凡又收治了一位反對派武裝力量的士兵，他中槍後被隊友遺棄，不得不尋求“無國界醫生”的幫助。兩派敵對勢力的兩個病人，就這樣相安無事地在昆都士創傷醫院中接受治療。

哀傷：

“巴斯敏娜 ，她像花兒一樣枯萎了”

“無國界醫生”官網顯示，2021年8月9日至14日，六天內，昆都士創傷醫院一共治療了63名患者，其中大多數接受了傷口清創手術。

這種傷口清創手術對趙一凡而言是每日的常態。在阿富汗參與前線救援的66天中，每天都有不同的槍戰患者被送到醫院緊急搶救，每一天都記憶深刻。但有一個故事總被他在不同地方反覆提及，關於一個九歲的阿富汗女孩——巴斯敏娜的“枯萎”。

巴斯敏娜是家裏最小的女兒，和爸爸媽媽去參加一個婚宴時，有兩幫人打了起來。槍戰中，正好夾在他們中間的巴斯敏娜被擊中了腹部。一顆子彈從她腹部左邊一直穿到右邊，在彎曲的腸道造成了無數個穿孔。也許因為巴斯敏娜爸爸媽媽不知道醫院在哪裏，他們輾轉了幾個小時的山路才把巴斯敏娜送到醫院。

送到趙一凡面前時，巴斯敏娜已經休克，渾身被一條紅毯子包着。失血還並不是最嚴重的，腸液流失才是。趙一凡給她大量地輸液，甚至把庫存裏的最後一條中心靜脈導管給小女孩放了進去。醫生們花了很多時間精力搶救，醫院所有重要的設備也都用在了她身上。

第一次手術過後，大家特別開心，巴斯敏娜還高高興興地在ICU和趙一凡聊天，還可以吃香蕉，吃蘋果。但第二天、第三天，她的情況急轉直下，肚子越來越脹，發生了腸漏。外科醫生隨後又做了三次手術，把巴斯敏娜無法癒合的腸子切掉，腸子越切越短，她無法再進食。

↑趙一凡和外科團隊在手術中。圖：趙一凡/MSF

趙一凡回憶，在國內遇到這種情況，一般做靜脈營養，通過靜脈將氨基酸、維生素、脂肪乳等藥品輸送給她，就能很快癒合。“但是阿富汗缺乏這樣的東西，我只能一天天看着巴斯敏娜從一個挺可愛的小女孩慢慢變瘦，最後瘦成皮包骨。”

在巴斯敏娜住院的第七天，趙一凡在阿富汗的救援項目到期了。直到離開阿富汗的前一天，他和戰友們討論的都還是關於巴斯敏娜的話題。趙一凡記得，當時他和一名來自法國的ICU護士互道珍重，聊到巴斯敏娜時，護士直接就哭了。他們都對這個小生命的即將逝去有預感。

隔天剛抵達國內，趙一凡就收到了外科醫生給他發來的郵件，信中説巴斯敏娜去世了。趙一凡頓時覺得心裏空了一塊，“Lost，就是那種感覺。特別的失落，因為我們花了很多時間精力，按道理在國內是完全可以救活的，可就是因為醫療條件的缺陷，只能眼睜睜看着她去世。”

他想起了巴斯敏娜的爸爸，一個高大的阿富汗男人對着他哭的樣子。由於語言不通，趙一凡當時只能用他聽不懂的英語跟他講，“whatever we can do for her,we do.”（“不管我能夠為她做什麼，我都做。”）

但是，趙一凡沒有辦法。“在那個環境當中，就是充滿了無奈。”他把巴斯敏娜的去世比作一朵花的枯萎，“他們都是一些很普通很老實的農民，就因為一個無妄之災，就只能眼睜睜看着孩子一天天枯萎，就像一朵花的枯萎一樣。你希望去澆水，希望它能夠好起來，但是她就是離開了。”

温情：

被縫好的衣服口子，母親節意外的“禮物”

那一年的四五月份，夏天還沒來，當地的武裝衝突還相對較少，但趙一凡每天還是要進行七八台手術。在66天的救援項目中，趙一凡和團隊一共完成了500多台手術。

這所阿富汗北部小城的創傷醫院，彙集了20多位“無國界醫生”，分別來自丹麥、瑞典、法國、比利時、希臘、南非等10多個不同的國家，“就像個小聯合國。每天坐班車到醫院，一個車上大概七八個人，起碼來自五六個國家。”

趙一凡回憶，有次他和兩位骨科醫生穿着“無國界醫生”制服到集市上，當地阿富汗居民一看到他們的logo就夾道歡迎，一口一個“doctor”地和他們打招呼。即使當地居民不懂英文，但這並不妨礙他們表達自己的善意。

↑昆都士創傷醫院，一名小病人和父親一起在昆都士創傷醫院裏等候接受X光掃描。圖：Andrew Quilty/Oculi

趙一凡還在母親節當天還收到了一份特別的“禮物”，來自阿富汗當地的清潔阿姨。白天他們去醫院上班後，阿姨才來收衣服換被單，對趙一凡而言，她們的存在就像是哈利波特里的小精靈，“你看不到她們在幹活，但是當你回家時所有事情都會被默默解決。”

趙一凡平時與她們沒有什麼接觸，只偶爾在廊道里打過一兩次照面。阿富汗女人給趙一凡的印象是樸素禮貌，“非常樸素有禮貌，因為語言不通，所以我們也不交流，就只是衝我們笑一下。"

趙一凡當時從家裏帶了一套睡衣，背後不知怎麼破了一個小口子。後來口子越洗越大，他心想穿爛了就不要了，也沒去管它。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趙一凡回到宿舍，正和母親打電話説母親節快樂，突然發現睡衣被整整齊齊地疊好放在了桌上，他拿起衣服一看，背後破的口子也被補好了。身處異國他鄉，突如其來的體恤讓他很感動，“你知道嗎？雖然説是我們醫生在幫助本地居民，但他們也一直在生活的細微之處給予我們力所能及的幫助。”

授人以漁：

改造醫療方案 培訓當地醫生維持醫院獨立

2021年8月16日，塔利班進入總統府的第二天，“無國界醫生”將所有患者從昆都士急救創傷醫院轉移到新的昆都士創傷中心。新的創傷中心將有30張病牀和一間手術室，用以收治在事故和戰鬥中受傷的人。

幾年前，昆都士創傷醫院的物品和設備嚴重不足，只夠醫療上最基本的使用，醫生們就靈活地根據當地情況去制定一些操作的常規方法，比如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一方面緊縮物資，一方面尋求替代方案。

↑趙一凡在昆都士創傷醫院的同事們來自不同國家，有些至今仍保持聯繫。圖：趙一凡/MSF

一次，局部麻醉藥因為運輸原因斷貨了兩三個星期，情況非常緊急。趙一凡和藥房負責供應鏈的同事協商無果。萬不得已下，他們只能到本地去採購。期間，趙一凡在做一些下肢急診手術時，本來需要在背後打一針局部麻醉做腰麻，但因為藥物不夠，就只能改用全身麻醉。當時項目總監問趙一凡，怎麼最近全身麻醉的藥物消耗多了那麼多？以前不是都不怎麼做全麻手術的？他只能如實講述。

做氣管插管手術也時有困難發生，因為插管用的喉鏡總是不夠用。趙一凡就發動本地醫生把一次性的工具改裝成可以重複使用的設備，他把改裝意圖告訴項目後勤保障人員，一位來自捷克的白人小夥彼得。彼得本來負責生物醫學工程，在研究兩天後，就按照趙一凡的要求把精密的小儀器改裝完成。經過消毒後，本來一次性的儀器就可以重複使用。

彼得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趙一凡對項目後勤工作人員的印象——聰明、能幹、無所不能。那段時間，趙一凡和彼得相互介紹自己的國家，聊中歐醫療技術的不同，聊“無國界醫生”的種種。

“一個‘無國界醫生’項目中，醫護的人數只佔一半，其餘的都是後勤保障人員。他們雖不直接在前線救助病人，卻在採購、建築、與當地政府溝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趙一凡説。由於應對的問題非常複雜，所以對後勤人員適應環境的能力要求也比醫護人員高。

↑昆都士創傷醫院，醫生Eva Kusikova（中）和同事們在為一名在摩托車交通事故中頭部受到創傷的病人進行搶救。圖：Mikhail Galustov

為保持項目的可持續性，“無國界醫生”一般會致力於提供當地推薦水準的醫療服務，當地容易接受和吸收，而不會照搬國外醫院的設備和醫療方案。而由於項目醫生無法長期駐紮，為保證國際救援人員離開後醫院還可以獨立運行，趙一凡也要參與對當地醫護人員進行培訓。

在阿富汗，只有首都喀布爾有醫學院，許多醫院的醫護人員都只接受了幾個月的醫學培訓就進入醫院工作。趙一凡就在醫院開設小班教學，教授當地醫生關於手術麻醉、重症救護的醫學知識，“他們可能連最基礎的醫學知識都不太瞭解。但是當地醫生的心態都很開放，一聽到培訓都很高興。”

堅守：

遭遇美軍濫殺，善良的本地醫生頂班罹難

生活上，當地醫生幫助趙一凡更多。趙一凡記得，他剛到醫院時，沒有飯吃，也沒有水喝，一位穿着西裝，打着領帶，還腳踩皮涼鞋的本地ICU醫生艾斯曼尼給他買了一個饢和一罐可樂。趙一凡要還他錢，艾斯曼尼醫生自豪地擺了擺手拒絕了，還和他説，“Dont't worry,this is Afghanistan.”

後來，艾斯曼尼醫生在美軍的轟炸中罹難。2015年10月3日，以美國為主的北約駐阿富汗部隊駕駛一架武裝直升機，在凌晨“精確轟炸”了位於昆都士創傷醫院，共造成42人遇難，其中包括14名醫護人員。

↑2015年10月3日，無國界醫生的昆都士創傷醫院被炸燬。圖：Andrew Quilty

趙一凡是在國內的新聞上看到這則消息的。由於離開了兩年多，一開始趙一凡並沒有很特別的情緒，只是覺得震驚。隨後，“無國界醫生”在網上公開了死難者名單。看到死難者姓名和照片的那一瞬，趙一凡才和記憶中並肩作戰的戰友一一對上了號。趙一凡“心都碎了”，他開始意識到是誰在這次轟炸中遇難，遙遠的戰爭有了更為真切的實感。

回想起在轟炸中遇難的戰友時，趙一凡腦子裏就像在過電影。“有一位手術室的護士小夥子，矮矮個，卻特別精壯結實。我們平時經常在一起開玩笑。他做起事情來特別麻利。”

還有一位藥房的工作人員因為忙着轉移病人不幸遇難。“藥房在負一層，我相信他當時一定能躲過那個轟炸，只是作為一名醫療工作者，他們都在轉移病房裏的病人，才沒有逃出來。”據媒體報道，醫院倖存的一位護士後來回憶，“許多重症監護室無法行動的患者只能躺在病牀上，被活活燒死。”

由於昆都士創傷醫院的重要性，轟炸對當地居民打擊非常大。2018年，“無國界醫生”在昆都士市重新開設了創傷中心，陸續收治了許多創傷病人，實施無差別救治。

今年8月15日，塔利班進入喀布爾總統府，許多個人和組織紛紛離開阿富汗，但“無國界醫生”的醫療隊伍仍堅守在阿富汗，為赫拉特、坎大哈、霍斯特、昆都士和拉什卡爾加的居民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

趙一凡後來聽説，艾斯曼尼醫生原本已經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但是他始終堅持在創傷醫院兼職。轟炸當晚，艾斯曼尼是回來頂班的，直至最後一刻，他還一直守着他的病人。

紅星新聞記者 藍婧 實習記者 蔡曉儀

編輯 張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