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伊士運河? 圖片來源：IC Photo）
吳晨/文
當地時間3月23日，超大型貨櫃輪“長賜”號在蘇伊士運河擱淺，造成運河大堵塞，有超過400只船受困。全球供應鏈面對難題，如果無法及時解決，可能影響到從衞生紙到家電等各種商品的供應，也可能再次推高油價。（據報道，埃及蘇伊士運河管理局3月29日表示，擱淺在蘇伊士運河中的重型貨輪已經完全移動至正常航道並駛離擱淺位置，蘇伊士運河航道重新開始恢復通行，所有等待通行的船隻預計將在3到4天內通過蘇伊士運河。編者注）
蘇伊士運河受阻，給了高歌猛進的數字化和全球化一個清醒的註腳：雖然數字化已經能夠做到交流無遠弗屆，但真實的世界仍然依賴一百多年前地緣政治所構建的體系和基礎設施運作。
蘇伊士運河背後記錄了全球化與全球霸權此起彼伏的故事。
1882年，英國佔領埃及，完全控制蘇伊士運河，從而也控制了與印度和遠東地區的直接貿易聯繫，日不落的大英帝國達到全勝。蘇伊士運河也被當時的英國首相稱為“大英帝國的旋轉門”。1936年，《英埃條約》簽訂，英國有權在蘇伊士運河駐軍。1951年，埃及宣佈廢除此條約。1954年，英國同意放棄。1956年，埃及宣佈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同一年，英國希望與法國和以色列共同行動，再次試圖全面接管蘇伊士運河，卻遭遇了滑鐵盧，也讓英國第一次認清了歷史與現實，意識到自己不再是全球霸主。
大國博弈與全球領導權的更迭，遠非一蹴而就，帝國的榮光，總會迷住衰落大國的眼睛。
衰老帝國的誤判
1956年埃及宣佈運河國有化，英法作為運河的兩個主要股東，英國作為運河長期的實際控制人，感受到了危機。英法和以色列達成密約，以色列出兵運河，英法作為“中立方”參與調停，重新控制運河。
10月底以軍發動入侵，英法出兵維持，成功控制運河。可是外部形勢的變化遠比英法政客預料的要快。美國時任總統艾森豪威爾明確表示，要在新的全球治理體系——聯合國的平台——上解決運河危機，不能容忍悍然使用武力解決糾紛。在聯合國安理會，美國選擇站在蘇聯一邊，抵制英法入侵運河。在英國本土，反戰的情緒高漲，普通民眾無法理解，國家經濟凋敝，為什麼還要耗費巨大資金支付海外戰爭。
一週之內，英國迅速轉向，選擇接受美國的條件，馬上停火，並在聯合國部隊到來之際完成撤軍。法國對英國在美國壓力之下如此迅速認慫灰了心，反而堅定了自己與老對手德國捐棄前嫌，好好打造“歐洲合眾國”的戰略方向。這場戰爭也標誌着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成為真正主宰中東乃至全世界的力量。
蘇伊士運河危機是英國完全喪失全球霸權的標誌。
英國為什麼會對二戰之後整個全球戰略大勢和自身的地位做出如此嚴重的誤判，需要被一場危機的羞辱才能警醒？
在新書《孤立的英國》（BritainAlone）中，《金融時報》首席政論評論員史蒂芬斯（PhilipStephens）分析認為，英國執迷於“大英帝國”之夢遲遲無法醒悟，與英國二戰期間在歐洲孤身奮戰有關。
英國是歐洲極少數幾個本土沒有遭受入侵的國家，國家的制度得以保存。戰爭的勝利更加深了英國政客對自己的制度——包括大英帝國在全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信心，認為這一制度既然有足夠的韌性經歷一場世界大戰的洗禮，為什麼在戰後反而需要作出巨大的調整呢？這是英國懷舊心態的根源，也是它根深蒂固的盲點所在。
相反，德國、法國在二戰之後，基本上都成了廢墟，原有的制度被戰爭衝擊成碎片，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廢墟也讓戰後的新一代政客可以深刻反思，可以從零開始重建。
當英國還沉浸在帝國重生的榮光之中時，歐洲大陸快速復甦的國家已經在構想“歐洲合眾國”了。而十年之後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恰恰凸顯了戰略選擇分叉最重要的分歧，也把遮掩着大英帝國衰落的最後一塊遮羞布扯了下來。
以丘吉爾為代表的英國老舊政客所不能理解的是，羅斯福在加入二戰之初就明確了美國的態度：美國加入一場世界大戰，絕不會只是幫助英國維持大英帝國的體系不變，參戰的前提是支持“民族自決運動”。這當然是美國在二戰之後所推進的價值觀中冠冕堂皇的部分。從實力上來講，既然美國為二戰做出了巨大犧牲，其經濟影響力也極度高漲，在戰後強調美國的利益，讓美國成為全球的主導，再自然不過。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主導的霸權，是歷史上很少見的沒有戰爭硝煙的巨頭交班。
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曾經對蘇伊士運河危機有三點反思：首先英國今後在沒有獲得美國支持之前不能做任何軍事上的冒險，上世紀八十年代，當她決定從阿根廷手上武力奪回馬島的時候，事先就徵得了美國的默許；其次一旦發起戰爭，不達目標絕不罷休；最後一點是不能遲疑。
凱恩斯的“敦刻爾克”
大英帝國的喪鐘，在1945年德國投降那一刻就敲響了。經年戰爭導致的經濟凋敝是實際的，而帝國的榮光卻是虛幻的，在戰爭的硝煙中一去不復返了。美國作為崛起的強權，在戰爭中沒有絲毫的損失，反而成為全球經濟的引擎，GDP佔戰後全球的一半；蘇聯也從戰火中重整它的工業體系，並且控制了整個東歐。全球地緣政治兩強冷戰的格局已定。丘吉爾卻仍然沉浸在“三強”的夢幻中，無論在雅爾塔還是波斯坦，他都以能與羅斯福和斯大林並列而自居，無法認清英國已經不再是霸權。
表現最明顯的衰落跡象是英鎊的崩塌。要維持帝國的體面，需要有強有力的資金支持。戰爭期間，英國依賴美國的貸款還能維持大英帝國的體面。但戰後，資金匱乏的英國僅僅是維持對從德國解放地區的佔領，就已經捉襟見肘，不得不把希臘和土耳其的防務交給美軍。
二戰後的英國仍然試圖去維持帝國的框架，可是金融上根本不允許。在一個日益由美元主導的世界，英國因為入超（進口大於出口），沒有足夠的美元來支付管理殖民地的費用。這是全球鑄幣權喪失給英國帶來的最慘痛的教訓。
更令英國人意想不到的是，1945年8月日本剛剛宣佈投降，美國的杜魯門政府就決定終止根據租借法案對英國的援助。英國很快面臨經濟上“斷糧”的危險，不得不在12月派出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到美國就援助問題斡旋。曾經在巴黎和會上看到英法對戰後德國毫無憐憫的懲罰措施之潛在危害而拂袖而去的凱恩斯，一定不會想到，自己去並肩戰鬥的盟國談判，竟然落到和商討城下之盟差不多的待遇。
凱恩斯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希望美國能夠繼續無償援助，幫助英國挺過難關；中策則希望至少獲得無息貸款；美國談判的態度則特別強硬，凱恩斯只好選擇接受下策，借款37.5億美元，年息2%，從1951年開始還本，分50年還清。
2%的年息在當年算是市場比較低的水平，但美國還強加了一些條件。事後看來，這些條件的目的是為了確保建立以美國為中心的未來全球財經秩序和規則，即要求英國支持美國領導並接受戰後全球金融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IMF和世界銀行等一系列規則導向的國際機構。
當然，美國提出的條件中也有一條是赤裸裸向衰落的帝國逼宮的條款，直接威脅到大英帝國生存底線：要求英國在1947年全面開放英鎊全球可兑換，讓原先的英屬殖民地可以自由兑換美元。這一要求的潛台詞很明顯，枱面上是讓所有新獨立國家都可以自主選擇留在英鎊體系還是加入全新的美元體系，但實際上卻是加碼確保美元替代英鎊作為全球交易和儲備貨幣。英國與前殖民地簽訂的採購英貨的條約，同時被廢止。此外，美國推動全球自由貿易的關貿總協定，也是為了維護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的經濟利益，結束大英帝國對全球貿易的主導。
如果説英國此前還幻想大英帝國在英鎊為主導的經濟自由化中繼續存在的話，美國的這一系列逼宮已經讓不少清醒的英國人意識到大英帝國的日暮夕山。形式比人強，凱恩斯在這種情況下只能“打落牙齒和血吞”，私下裏，這位全球聞名的經濟學家慨嘆，這是沒有硝煙戰場上的一次“敦刻爾克”，英國再一次“僅以身免”。當時的《經濟學人》在社評中不無心酸地説：英國耗費了四分之一國家財富，為全人類打贏了一場戰爭，卻要在未來半個世紀向發了戰爭財的人償還鉅額債務。
希臘與羅馬
任何一種大國霸權的更迭都不可能是順水推舟的一帆風順，即使在有着相同的語言和文化淵源的英國與美國之間。
丘吉爾一代的英國政客，1945年沉浸在勝利的喜悦之中，以為經濟的凋敝只是暫時的困難，帝國的榮光會因為戰爭的勝利將被恢復。在丘吉爾的世界中，英國仍然是三個全球地緣政治的同心圓的連接者，甚至中心。這三個同心圓分別是：大英帝國和英聯邦；英美相互依存的共同體；以及戰後統一的歐洲。1953年伊麗莎白二世的加冕禮更強化了那種“日不落帝國”的萬國來朝——各路國王貴族和上百名總統總理出席——只有下一代人，十年之後的年輕人，才能看清楚，那是帝國的迴光返照。
全球霸權從大英帝國向美國轉移，從1945年就已經開始了，英國人直到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之後才看清楚。在蘇伊士運河危機中，英國和法國都在扮演未遂的帝國挽救者的角色。但是在運河危機之後，兩者卻選擇了不同的道路：法國選擇向陸，擁抱歐洲，與德國聯手，並且成為歐盟幕後的政治主心骨；英國則選擇向洋，擁抱美國。
作為曾經日不落帝國的傳人，英國人揣度，雖然衰落了，與美國的關係仍然不失為希臘與羅馬的關係。羅馬文明本於希臘，從文化和價值觀的維度，仍然唯希臘馬首是瞻。英國人這麼想，是強調美國與自己的趨同，甚至還有點高高在上。就像希臘人“鄙視”羅馬人一樣，英國人也認為美國人野蠻不開化，覺得美國在不少地方“粗陋不堪”，還需要英國的“幫助”。當然換個視角，也可以認為是掩飾英國衰落的自我安慰。
經歷蘇伊士運河危機之後，英國似乎找到了自己的角色——一個銜接歐洲和美國的橋樑。雖然在華盛頓和布魯塞爾之間借力打力是一個並不容易討巧的平衡動作，但至少能幫助英國人刷出存在感，保持與華盛頓的緊密關係，也能加重英國在布魯塞爾的發言權。
歐洲人對英國人自封的特殊地位就很不以為然，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就曾對英國前首相布萊爾説：別忘了，橋樑是要讓人踩着過的。
但實際上，英國與美國的特殊關係，在美國看來，首先是服務美國利益的。里根決定出兵入侵英聯邦成員國格林納達的時候，根本沒有提前知會英國。2003年，小布什決定入侵伊拉克，英國時任首相布萊爾認為英國有義務加入美國主導的戰爭。但伊戰之後，一名美國高官卻評述説：英國人儘管可以説他們與美國是“特殊的關係”，但別忘了，美國與許多國家關係都很特殊。
脱歐敲下了帝國蓋棺的最後一根釘子
2016年英國時任首相卡梅隆輸掉了脱歐公投的賭博，讓英國一下子丟掉了蘇伊士運河危機之後六十年好不容易明確的全球定位：一個有着全球視野和全球利益的歐洲一流國家，政治上是美國和歐洲的橋樑，經濟上是全球企業投資歐盟28國的平台和金融中心。脱歐之後，英國再次像1945年時那樣，因為誤判而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脱歐背後的情愫可以上溯到蘇伊士運河危機，兩者都因為對英國的實力缺乏清醒的認知，用懷舊替代理性的分析，總是期望能回到過去的帝國榮光，卻在現實中讓自己一再被羞辱。但兩者也有明顯的不同。二戰後的英國政客畢竟在大英帝國中成長，到了二十一世紀，英國的領導者已經跟英國自身地位一樣變得平庸。《金融時報》前總編輯巴伯（Lionel Barber）在2020年出版的回憶錄《The Powerful and the Damned》（當權的和被詛咒的）中就辛辣地點評英國首相之一代不如一代。在他眼中，布萊爾是既能説會道，也很有頭腦；布萊爾的繼任者布朗卻只有頭腦，不善表達；再之後擔任首相的保守黨人卡梅隆就只剩下能説會道了，因為沒有頭腦，才會把英國帶進脱歐的溝裏，爬都爬不出來。
在另一名英國政府高官的眼裏，卡梅隆之於權力，就好像對待一套昂貴的西服一樣，只想着自己光鮮。他當首相，並沒有一個英國向哪裏去的大方案，只是覺得自己可以勝任首相。而另一位卡梅隆智囊的批評更辛辣：卡梅隆的世界觀很簡單，世界就是可以去度假的地方；梅也類似，都是那種以成為首相作為從政目標的人，卻沒有真正的目標和計劃；而現任首相約翰遜則是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者，是“沒有指南針”的首相。
但帝國的體面和大英帝國的榮光，對英國直到現在仍然有巨大影響。撒切爾夫人就曾經一再宣傳“英語文化圈”，希望把英美的特殊關係延展到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這種英語文化圈最好的代表莫過於007邦德的超級間諜形象，成為英國在後帝國時代的自我想象和自我安慰。007影片自1962年推出之後足足拍了25部，長盛不衰。
帝國想象的常青與現實中帝國衰落的矛盾，應該是讓英國一而再，再而三迷失自己位置的主因。
（作者系《經濟學人·商論》執行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