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來源：《外交》雜誌（Foreign Policy）
譯文來源：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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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有一種議論，説下個世紀是亞洲太平洋世紀，好像這樣的世紀就要到來。我不同意這個看法。”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1988年向來訪的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表達了這一觀點。
30多年後，鄧小平證明了自己的先見之明。幾十年來，亞洲取得了非凡的經濟成就，如今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區域。在這10年內，亞洲經濟體的規模將超越世界其他經濟體的總和，這是自19世紀以來從未出現過的情況。
然而，即使到今天，鄧小平的告誡依然讓人警醒：亞洲世紀既非必然實現，也非命中註定。
亞洲之所以繁榮，是因為二戰結束以來一直維持着的“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提供了有利的戰略環境。
然而目前，美中兩國的緊張關係引發了有關亞洲未來和新興國際秩序形態的深刻問題。包括新加坡在內的東南亞國家尤其感到擔憂，因為它們處於各個大國利益的交匯點上，必須避免被夾在中間或被迫作出令人不快的選擇。
亞洲的現狀必須改變。但新的格局會帶來更多的成功，還是會帶來危險的不穩定局面？這取決於美國和中國分別和共同作出的選擇。
這兩個大國必須制定出一種共處模式，在一些領域保持競爭關係的同時，不讓兩國之間的矛盾危害在所有領域的合作。
亞洲國家視美國為在本區域擁有重大利益的常駐大國。與此同時，中國是隔鄰的區域大國。其他亞洲國家不希望被迫在兩者之間作出選擇。
如果任何一方試圖迫使亞洲各國作出選擇一如華盛頓試圖遏制中國的崛起，或是北京尋求在亞洲建立一個專屬勢力範圍一美中將走上一段持續數十年的對峙之路，使長久以來預期會出現的亞洲世紀岌岌可危。
1、美利堅治世的兩個階段
20世紀亞洲的“美國治下的和平”有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第一個是在1945年到1970年代，也就是冷戰的前幾十年，美國及其盟友與蘇聯集團爭奪影響力。儘管中國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期間，同蘇聯聯手對抗美國，但其經濟仍然是內向型和封閉的，與其他亞洲國家的經濟聯繫也很少。
與此同時，亞洲其他地方的自由市場經濟體正在騰飛。先是日本，然後是香港、新加坡、韓國和台灣等新興工業化經濟體。
美國使亞洲的穩定和繁榮得以實現。美國倡導建立一個開放、一體化和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並提供一個安全保護傘，使區域國家能夠在此基礎上合作與和平競爭。
美國跨國企業在亞洲大量投資，帶來了資本、技術和創意。隨着華盛頓促進自由貿易和向世界開放美國市場，亞洲與美國的貿易逐漸增長。
1970年代的兩件大事將亞洲的“美式和平”帶入了一個新階段：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於1971年秘密訪問中國，為美中在敵對數十年後，恢復邦交奠定了基礎；鄧小平於1978年啓動了“改革開放”政策，使中國經濟起飛。
到1990年代末，經濟壁壘逐漸消除，國際貿易迅速增長。越戰和在柬埔寨的戰爭結束後，越南和中南半島的其他國家得以把精力和資源集中在經濟發展上，並開始追趕其他亞洲國家。
長期以來，許多亞洲國家一直把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視為主要經濟夥伴，但它們現在也越來越抓緊中國快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與中國的貿易和旅遊業逐年增長，供應鏈也緊密結合在一起。
在幾十年內，中國從在經濟上對亞洲其他地區無足輕重的國家，變成本區域最大的經濟體和主要的經濟夥伴。中國在區域事務中的影響力也相應增強。
儘管如此，“美式和平”依然發揮效用，中國地位的這些根本性變化便是在其框架內發生的。中國沒有能力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也沒有試圖這樣做。
事實上，它採納了鄧小平的名言“韜光養晦”作為指導思想，將農業、工業和科技的現代化放在軍事力量建設之前。
因此，東南亞國家在與中國建立經濟關係的同時，也與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保持着牢固的聯繫，從而享有兩全其美的好處。它們還加深了彼此之間的聯繫，並共同努力，為植根於亞細安組織的區域合作建立一個開放式架構。
亞細安在1989年成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1994年成立亞細安區域論壇，以及2005年以來每年召開東亞峯會等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
中國充分參與了這些進程。每年，中國總理都會到訪一個亞細安成員國，會見亞細安各國領導人，準備充分地闡述中國對東南亞地區的看法，並提出加強中國與亞細安成員國合作的建議。
隨着中國在本地區的利益不斷增加，它也推出了自己的倡議，包括“一帶一路”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些都有助於加深中國與鄰國的合作，當然也提高了其影響力。
但是，由於這是一個開放的區域架構，中國並沒有絕對的影響力。美國仍然是重要的參與者，它通過《亞洲再保證倡議法》和《善用投資促進發展法》等倡議，鞏固區域安全與穩定，並加強其經濟參與。
亞細安還與歐盟、印度和許多其他國家建立了正式的對話機制。亞細安認為，這樣的聯繫網絡為合作創造了更強有力的框架，併為在國際上推進其成員國的集體利益提供了更多空間。
至今為止，這個做法行之有效。但“美式和平”的戰略基礎已發生根本轉變。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着中國的經濟、技術能力和政治影響力成倍增長，它對世界的看法也有所改變。
今天的中國領導人已不再引用鄧小平的“韜光養晦”箴言。中國視自己為一個大陸大國，也渴望成為一個海洋大國；它一直致力於陸軍和海軍的現代化，以使將其軍隊轉變為一支世界級的戰鬥力量。中國越來越希望保護和推進其海外利益，並確保其在國際事務中應有的地位，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與此同時，在許多方面仍然是超級大國的美國，正在重新評估其宏觀戰略。隨着美國在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佔份額的減少，目前尚不清楚它是會繼續承擔維護國際和平與穩定的重任，還是會轉而採取更狹隘的“美國優先”方式來保護自身利益。
在華盛頓對其在全球體系中的責任提出根本性反思之際，它與北京的關係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2、美中的重大抉擇
美國和中國各自面臨重大抉擇。美國必須決定，是將中國的崛起視為一種生存威脅，並試圖以一切可能的手段遏制中國，或是承認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大國。
如果選擇後者，美國就必須制訂與中國打交道的方法，儘可能促進合作和良性競爭，而不讓競爭傷害整體關係。理想情況是，這一競爭將在商定的多邊框架內進行，並採用類似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所遵循的規則和準則。
美國可能會發現這是一個痛苦的調整，尤其是華盛頓有越來越多人認為，與北京的接觸已經失敗，有必要採取更強硬的手段來維護其利益。
但是，無論這項任務對美國來説有多艱鉅，在現有的國際規則和規範體系內，盡最大努力滿足中國的抱負還是值得的。
這一體系規定了所有國家的責任和限制，加強信任，幫助管控衝突，併為合作和競爭創造更安全、更穩定的環境。
反之，如果美國選擇試圖遏制中國的崛起，就有可能引發反彈，使兩國走上長達數十年的對峙之路。
美國不是一個衰落的大國。它有很強的韌性和實力，其中之一就是它能夠吸引世界各地人才；在九位諾貝爾科學獎華裔得主中，有八位是美國公民或後來入籍成為美國公民。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擁有巨大的活力和日益先進的技術；它遠不是一個波將金村莊（Potemkin village，編按：指專門用來給人虛假印象的建設和舉措），也不是蘇聯最後幾年搖搖欲墜的計劃經濟。這兩個大國之間的任何對峙，都不太可能像冷戰時那樣，在一個國家和平崩潰的情況下結束。
就中國而言，它必須決定是否要成為一個不受制約的大國，為所欲為，憑藉其絕對的影響力和經濟實力取勝，但也要冒着遭到美國和其他國家強烈抵制的風險。這種做法可能會加劇緊張和不滿情緒，從長遠來看，會影響中國的地位和影響力。
這是個真實的危險：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項調查發現，加拿大、美國，以及其他亞洲和西歐國家的人，對中國的看法越來越負面。
儘管中國最近努力在海外打造軟實力，例如通過孔子學院網絡，以及中資國際報紙和電視媒體等，但形勢還是對它不利。
又或者，中國可以承認自己不再積貧積弱，並接受世界目前對它抱有的更高期望。在政治上，中國不再有理由享有它在較小和較不發達時所獲得的優惠和特權，例如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時的慷慨條款。
一個更大、更強大的中國，不僅應該尊重全球規則和規範，也應該承擔起更大的責任，維護和更新中國取得如此輝煌成就的國際秩序。如果現有規則和規範不再適用，中國應與美國和其他國家合作，制定出所有國家都能接受的訂正安排。
創建新秩序的道路並不平坦。強大的國內壓力推動和制約着兩國的外交政策選擇。在當前的美國總統競選活動中，外交政策並沒有得到太多的關注，即使有，其主要焦點也是“美國優先”這一主題不同版本的論述。
在中國，領導層的首要任務是確保國內政治穩定，並在經歷了近兩個世紀的軟弱和屈辱之後，再次展現出一個古老文明正在崛起的雄心。
因此，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美中會根據對國家利益的理性考量來處理雙邊關係，甚至擁有互利共贏的共同願望。兩國不一定會走上對峙的道路，但也不能排除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3、熱切的希望
美中兩國作出的戰略選擇，將塑造新興全球秩序的格局。大國競爭在所難免。但它們的合作能力才是對治國之道的真正考驗，它將決定人類在氣候變化、核擴散和傳染病傳播等全球問題上能否取得進展。
2019冠狀病毒大流行清楚地提醒我們，各國攜手合作是多麼重要。疾病不受國界限制，我們迫切需要國際合作來控制這場流行病，並減少對全球經濟的損害。即使美中關係大好，對冠病採取集體應對措施，都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不幸的是，冠病疫情正在加劇美中之間的對抗，使不信任感加深，比看誰更高人一等，並不停地相互指責。
如果疫情成為美國總統選舉中的一個主要議題（現在看來似乎在所難免），情況肯定會惡化。我們只能希望，事態的嚴重性能使人們集中心思，理智地對待問題。
與此同時，亞洲國家正為對抗冠病，以及克服改善人民生活，創造一個更安全、更繁榮的區域的其他諸多難題，而忙得不可開交。
它們的成功，以及亞洲世紀的實現，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中兩國能否戰勝分歧，建立互信，為維護穩定與和平的國際秩序作出建設性的努力。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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