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段子：繼向新冠病毒投降後，他們再次向槍支暴力投降

　　繼向新冠病毒投降後，他們再次向槍支暴力投降。

　　5月24日，美國得克薩斯州再次發生了嚴重的校園槍擊案。一名逃避警察追捕的歹徒衝入當地一所小學，殘忍的屠殺了至少19名兒童。

　　當然，這種嚴重的校園槍擊案在美國早已不罕見了。從2015年發生的俄勒岡羅斯堡校園槍擊案，到2018年弗洛裏達帕克蘭的校園槍擊案，以及同年發生在得州聖達菲的校園槍擊案，再到如今羅布小學的槍擊案，這種動輒死亡人數超過10人的血腥槍擊案，成為了美國社會的一種常態。而死亡人數10人以下的校園槍擊案，每年在美國各地發生的頻率更是不計其數。

　　美國CNN在2018年曾做過一個統計，發現該國自2009年1月到2018年5月一共發生了288起校園槍擊案，是由發達國家組成的“七國集團”（G7）中最高的，而且是其他6個國家這類案件數量“總和的57倍”。

　　更悲哀的是，儘管一些人很喜歡吹捧美國的體制有多麼優越先進和“民主”，但在應對校園槍擊案以及其背後更為根源的槍支暴力問題時，美國的體制就像自2020年以來面對新冠疫情那樣，是完全失敗和無能的。

　　美國《教育週報》（Education Week）給出的數據就顯示，自2018年至今，美國在這5年裏又接連發生了119起導致有人員傷亡的校園槍擊案，導致88人死亡229人受傷。而且，除了疫情封鎖下的2020年外，這些案件發生的頻率並沒有比2018年時下降，甚至更多了。

　　因此，在如今導致至少19名兒童死亡的得州小學槍擊案發生後，有人就在美國《大西洋月刊》上撰寫了一篇在耿直哥看來極具“黑色幽默”風格的文章。

　　這篇文章的標題是：“我們要學會與槍支共存”。

　　為什麼説這篇文章極具“黑色幽默”風格呢？原來，這篇文章的作者在文章的前半部分，用了不少筆墨介紹了一個悲哀的現實，那就是不論美國發生多少校園槍擊案，死多少人，美國都不可能真正在這件事上做出改變，因為美國國內的政治是嚴重對立的，在做為立法機關的國會里朝野兩黨的對立更是極為嚴重，所以即便希望改革的政客口號喊得震天響，也根本沒有辦法把口號落到實處。

　　不僅如此，他還指出美國的槍支製造商們也在想盡辦法通過恐慌營銷去刺激人們買槍，比如煽動白人對有色人種的恐懼，促使白人去買槍，然後當白人屠殺有色人種時，再煽動有色人種去買槍。

　　“所以，別再説什麼改變會到來了，什麼都不會改變”，這個作者哀嘆寫道。

　　可在發出這番無力改變時局的哀嘆後，這個作者並沒有鼓勵人們站出來改革那個無法消除槍支暴力問題的體制或制度，反而是拋出了一個讓人驚訝的論調，他希望人們學會“適應”——就像當美國人發現他們無法防住新冠疫情那樣——學會“與槍支共存”。

　　説實話，當耿直哥看到他這部分言論時，曾一度以為他是在反諷。可當我仔細讀完了他後半部分的文章後，我發現他確實是在“真心實意”地就如何“與槍支共存”提出建議，比如做好槍支教育，做好兒童的槍支教育，以及改變美國“槍支文化”，不要讓軍事戰術武器繼續進入民用市場。他甚至還在文章的結尾發出訴求，希望美國社會給這種“共存”模式一個機會。

　　但他的這些“共存”的論調，卻是相當幼稚和想當然的。就像新冠病毒的變異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一樣，美國的那些歹徒會怎麼用槍作案，也從來不是以人的良好願望而轉移的。那些使用槍支屠殺平民的暴徒，又怎會在乎什麼“槍支教育”或是“槍支文化”呢？他們可是來殺人的呀！

　　而且，除了所謂的“槍支教育”，在過去幾年裏，每當美國出現這種惡性校園槍擊案時，那些反對限制槍支的美國槍支利益集團和他們贊助的政客，還會拋出一套比“槍支教育”更為動聽的説辭，叫“與其禁槍，不如給警察增加預算，讓他們更好地打擊罪犯”。

　　可在此次發生小學校園槍擊案的得州尤瓦爾迪市，有美國網民就曝光説，當地市政府40%的財政預算都用在了警察身上，當地警方甚至還擁有一支S.W.A.T特警小隊，可這些警察以及他們身上昂貴的裝備，卻未能阻止悲劇的發生。

　　美國媒體後續的報道，還進一步令當地警方陷入爭議之中。美聯社和“每日野獸”網站的報道就指出，當時現場的目擊者和許多孩子的家長對於警方為何遲遲不進入學校救人感到不解和憤怒。有家長甚至提出乾脆自己衝進學校去救人，因為這些警察看起來明顯是“沒準備好”，可警察反而是用泰瑟槍在阻攔這些希望救出自己孩子的家長——而不是作案的兇手。

　　而得州當地的媒體還披露了一個對當地警方更為不利的信息：一名倖存的四年級小學生表示，當警方進入學校並準備對兇手所在的教室發起攻勢時，曾讓裏面的孩子大聲呼救，但這反而令原本沒有被兇手看到的孩子暴露了位置，導致孩子被殺……

　　目前，這一案情細節已經徹底引爆了美國的社交網絡。

　　儘管一些支持或“理解”這些美國警察的人可能會辯解説，警察的做法也是出於救人，可警察會陷入這種爭議之中，難道不恰恰説明了槍支暴力及其所引發的校園槍擊案問題，並不是給警察增加預算，亦或是“與槍支共存”那篇文章中提出的“槍支教育”，就能解決的。

　　美國人本該做的，是阻止越來越難以捉摸的歹徒去隨意地獲取槍支，而不是任由他們拿着槍去作案——這就好比，面對危險且極易變異的病毒，人們應該做的是阻止其傳播，減少其變異的風險，而不是任由其蔓延，令其不斷變異。可就像面對新冠疫情時那樣，無力改變體制弊端的美國人，再次選擇了“躺平”。他們以為“給警察預算”或加強“槍支教育”就能應對千變萬化的持槍歹徒，正如他們以為有了疫苗，就可以對付不斷變異的病毒一樣。

　　他們在新冠病毒上的“躺平”，不僅令病毒不斷傳播，害死了數十萬生命，更令病毒在全世界出現了一個個可以逃避疫苗的新的變異。可想而知，他們在“槍支”問題上的躺平和那些“想當然”的“共存模式”，也只會導致如今得州這樣的校園槍擊案更加頻繁地出現，害死更多的無辜兒童和青少年。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大西洋月刊》那篇宣揚“與槍支共存”文章的作者安德魯·埃克斯姆 (Andrew Exum)，其實是一位曾在美國國防部擔任過助理國防部長的前高官，而且他在五角大樓負責的還是美國的中東政策，在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時，他更是入侵伊拉克前線的一名美軍士兵。

　　一個曾給中東地區帶來無盡苦難，讓那裏的老百姓天天與戰亂共存的美軍士兵和美國國防部前官員，如今卻在大談特談美國如何無法改變自己的槍支暴力問題，並還讓美國人去學會“與槍支共存”，這不得不説是一種可悲的“現世報”，不論是對他還是對美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