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在關注烏克蘭局勢，美國反覆炒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謊言一再露餡，但是戰爭恐懼卻給烏克蘭造成巨大恐慌，一部分烏克蘭國會議員和富豪選擇了提前“跳船”。烏克蘭媒體披露，在美方臆造的“入侵日”到來之前，約23名國會議員和約100名富豪緊急飛往國外。僅13日一天，離開烏克蘭的包機和私人飛機就多達20架。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公開表示，希望這些人在24小時內回到烏克蘭，與人民共同應對安全危機。國會議員和富豪都是烏克蘭的精英，他們有些人擔任着重要的國家公職，有些人則在烏克蘭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和社會聲譽。他們多數受過專業訓練，擁有豐富的工作經驗，更重要的是他們還肩負着普通大眾的期望，本應發揮更多的社會責任和政治職責。極端戰爭壓力成為一次對烏克蘭精英的考驗。
為什麼烏克蘭精英在緊急情況下選擇“跑路”？
首先，寡頭利益集團缺乏社會責任。烏克蘭是典型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由於獨立之初實行的激進私有化政策，大量的國有資產被低價出售給“自己人”，造就了一大批寡頭利益集團。他們不僅控制着國家的大部分財富，還壟斷了絕大部分的電視台等主流媒體。寡頭利益集團扶持自己的政黨和政治代言人，影響甚至左右政府和國會的決策，繼續維持在經濟領域的壟斷地位。寡頭利益集團利用國家轉型期間法制不健全，粗暴干涉國家政治，直接插手國家高級行政官員的人事任用，致使政治腐敗十分猖獗，國家就像被掏空的軀體，淪為寡頭利益集團賺錢的機器。
寡頭利益集團瓜分完國有資產後並沒有罷手，而是繼續利用行業壟斷賺取超額利潤。他們對國家和社會缺乏必要的責任感，即便是在2014年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陷入戰火之時，也不放棄薅國家財政“羊毛”。他們通過政治運作，推動國會通過對寡頭集團企業的財政補貼和税收減免。寡頭艾哈梅托夫基控制的烏克蘭能源電力集團每年都從政府獲得財政補貼，以及特殊進口能源關税減免政策。寡頭克洛莫伊斯基獲得了國有控股能源公司的經營權，並且多年不給國家財政上繳利潤。類似的案例在烏克蘭比比皆是。寡頭利益集團雖然是私營企業主，但他們或擔任政府公職，或擔任地方議會的議員，或壟斷着某個關鍵行業。此次戰爭危機再一次暴露出，烏克蘭大部分寡頭缺乏必要的社會責任感。
其次，政治精英政治操守不足。這次戰爭危機是對烏克蘭政治人物一次特殊的信心考驗。目前飛往國外的烏克蘭議員主要來自 “為了生活黨”以及“人民公僕黨”。由於烏克蘭在憲法制度設計上刻意弱化政黨的作用，導致政黨結構碎片化，未能形成穩定的政黨體制。總統和政府擁有較大的行政權力，選民或利益集團參與國家政治只能在定期舉行的總統和議會選舉中用選票進行選擇。一旦政治人物當選，選民也只能看着他們任意發揮。於是，寡頭集團選擇繞開法律，與政府高官直接“交易”，結果導致腐敗現象層出不窮。普通選民或者選擇沉默，或者走上街頭。烏克蘭獨立30年來，街頭政治一直不斷，其中有較大影響的包括2004年的“橙色革命”和2014年的危機，普通選民被迫用街頭暴力活動表達自己的不滿。從政在烏克蘭更像是一種謀生手段，而不是實現政治抱負和社會責任。由於相當數量的官員和議員被寡頭利益集團控制，政治腐敗在烏克蘭一直十分嚴重。儘管烏克蘭歷任政府都高調宣佈要打擊腐敗，但實際效果並不明顯，政府往往是腐敗的重災區。根據相關機構公佈的腐敗感知指數，烏克蘭在180個國家中排名第117位，在歐洲排名倒數第二。不少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缺乏必要的政治操守，權錢交易較為普遍。即便在平時的政治生活中，烏克蘭的政治精英表現得也不是十分體面。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烏克蘭國會上演“全武行”的報道，議員們常因政見不同而拳腳相加。
一場大危機既是對一個國家凝聚力的考驗，也是對國家精英忠誠度和能力的鍛鍊。烏克蘭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已獨立三十年，但國家精英素質亟待提高，其遭遇的內外問題也與在烏克蘭社會中發揮主導作用的精英有着密切的關係，要徹底解決國家危機，也必須重視精英的培養和塑造。在寄希望於外部世界幫助的同時，更要呼喚國家內部的自強自立。▲（作者張 弘是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