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圖:李晗
195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柯慶施和榮毅仁等陪同下，視察上海公私合營申新棉紡九廠。上海紡織博物館供圖
2021年2月，上海南京東路步行街上，永安百貨正在進行年度打折促銷，每年春節前後這裏的通宵購物，一直是上海商圈裏的重頭戲。
“永安”二字，即便在百年前的上海，也是響噹噹的“王牌”百貨公司。1918年，永安公司在上海成立，它是上海著名的四大百貨公司中業績最好的一家。歐洲建築風格，入口採用愛奧尼亞式雙柱，轉角“綺雲閣”為巴洛克式塔樓。一層的臨街大玻璃櫥窗，開上海各大商場以沿街櫥窗陳列商品的先河。
永安見證了上海的繁華，也見證了這片原本幾乎被地主、大資本家控制的土地，轉變為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進程。
“黨中央原計劃用3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沒想到，7年就基本完成了這項任務，實施時間之短促、快速，幾乎超出所有人的預料。”上海社科院歷史所黨總支副書記、研究員張秀莉告訴記者。1949年至1956年，不少接受“公私合營”的資本家對“不一樣的”中國共產黨印象深刻，用7年時間快速完成的改造工作，為新中國經濟此後的振興發展奠定了基礎。
黎明前夕
1937年，淞滬會戰打得最激烈的時候，永安公司老闆、愛國資本家郭琳爽率永安公司全體職工每天上午開業前和下午收市後齊唱《義勇軍進行曲》，以表示壯烈之民氣。上海解放時，中共地下黨組織向郭琳爽做工作，希望他留下來迎接解放，一起建設新上海。郭琳爽拒絕了父親的包機，作出留在上海的決定。
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的前一夜，郭琳爽沒有回家，而是留在了新永安大廈15樓的辦公室裏。清晨，他聽到窗外有些聲響，發現街道上有一排排席地而卧的解放軍戰士，懷裏抱着槍，身着灰布軍裝。這羣解放軍，深夜入城，席地而卧、沒有打擾人民的行為，感動了一羣像郭琳爽一樣的商人。
同一天，一夜未眠的，還有榮氏企業的老闆榮毅仁一家，他們全家膽戰心驚地在樓下的夾道里躲了一夜。早晨，聽人報信説解放軍進城秩序“交關好”（很好，上海話），他便親自開車上街轉了一圈。士兵們睡在街頭，態度和善，紀律嚴明，與國民黨軍隊大不同。
近代上海是全國的經濟中心，以榮氏企業、永安公司等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在全國資本主義工商業中始終佔據較大比重。據統計，1949年上海民族資本主義工業擁有工廠20149家，年產總值人民幣267352萬元（按1955年發行的新人民幣幣值計算），職工424951人。全國資本主義工業企業有16.35%集中在上海，上海資本主義工業的年產總值和職工人數分別佔到全國總數的39.15%、25.85%。
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能否順利完成，對新中國國營經濟奠基至關重要。
寧可國家虧一些，也要維持生產
上海的資本家們很快發現，進城方式的不同，還遠遠不是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最主要區別。具體到做事的方式，兩者也有很大的不同。
榮家對此恐怕體會最深。1948年，蔣經國強令收繳黃金外匯，榮毅仁的堂兄榮鴻元買棉紗存了外匯，被關押並交給特種刑事法庭審理。榮家拿錢“撈人”，法庭庭長與榮家頻頻談判當面開價，連司法部長的叔叔、看守所長、伙伕、門警都要打點。77天后，人雖放了，但榮家支付現金加上用棉紗、麪粉的賬單抵付，花費了50萬美元。
到了1949年6月2日，榮毅仁和上海灘的商界大佬們開着奧斯汀、雪佛蘭等豪車去外灘中銀大樓見識共產黨官員“登場亮相”時，這羣大佬大為驚訝——陳毅市長竟然穿着一身洗得發白的布軍裝，腳穿線襪布鞋，和大街上睡覺的士兵沒什麼兩樣。
陳毅和潘漢年兩個學者模樣的人，給資本家們講清了“十六字”方針——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榮毅仁後來回憶，當時陳毅雖然樸素，但眉毛一豎又很威嚴：“毛主席派我來上海，不是開玩笑的，我們是來改造這個舊城市，準備作鬥爭的，我們完全有辦法對付那些違法破壞的人！”
中國共產黨怎麼説的，就是怎麼做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和資本家是需要改造的，工人階級的權益也是要爭取的，但共產黨政府也不能看着資本家的工廠倒閉、資本家沒飯吃、工人沒處工作。
面對許多工廠倒閉的困難，中國共產黨採取了“加工訂貨”的方式提振經濟。簡而言之，就是政府出錢向資本家“團購”事關國計民生的產品，政府提供原材料，資本家的工廠負責加工產品，並從中取得正當利潤，渡過難關。這一過程中，國家對接受加工訂貨的工廠往往以低價供應原料，承受了鉅額的虧損。
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著的《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書中提供了這樣一組數據。根據當時的核算，國家以國產棉花委託私營工廠代紡棉紗，以二十支紗為例，每件每紗每月平均虧損60斤棉花；在棉布加工方面，每匹布國家也要虧損一元一角。
加工訂貨階段，工人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他們的勞動不再是為了替資本家掙利潤而生產，他們首先是為了完成國家的計劃任務和人民的需要而生產。他們在促使資本家履行加工訂貨合同的過程中，實際已經開始通過勞資協商會議的形式對企業進行了初步的監督。
一開始資本家們很歡迎這種做法，但隨着市場的好轉，他們又開始想方設法多賺錢。一些資本家在加工訂貨階段開始想辦法偷税漏税、偷工減料，還有不少人把自家親戚安排進工廠工作，發放超高工資。
這些行為，後來都在“五反”運動中，被工人階級揭露出來。值得注意的是，從1951年年底到1952年10月持續約一年的“五反”運動，同時還伴隨着“三反”運動一起進行。中國共產黨在鼓勵工人階級針對資本家進行“反行賄、反偷税漏税、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鬥爭的同時，也鼓勵人民針對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機關內部工作人員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這與國民黨政府只剝削資本家，卻不反思其內部貪腐問題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
公私合營奠定社會主義經濟基礎
“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分為三個階段，歷經初級、中級、高級國家資本主義三種形式，具體表現為收購代銷、加工訂貨和公私合營。”張秀莉告訴記者，1953年之前，多采用初級和中級形式。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後，經過1954年全國範圍擴展公私合營，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基本實現。
統計數據顯示，1955年，上海資本主義工業在政府加工訂貨的扶持下，生產了價值約30.5億元的產品，使政府掌握了更多的鋼鐵、機器、電工器材、橡膠、搪瓷、紙張、紡織品和藥品等工業品，用於支援國家建設和供應人民生活需要，從而有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
但這種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仍屬於資本傢俬有，企業的資本主義性質基本上沒有改變。公私之間、勞資之間，仍然存在矛盾。工人仍然是被剝削的勞動者，勞資雙方仍然處於直接對立的地位。
1954年，條件成熟了。當時政府不僅在公私合營工作中積累了經驗、培養了幹部，還讓眾多資本家看到了公私合營的好處——許多企業公私合營以後，生產增加、利潤增長、勞動條件改善、技術管理也顯著改進，公私合營比純粹私營更加優越的情況，漸漸為人們所認識。這一年，國家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召開了擴展公私合營工業的會議，確定一批規模較大、產品同國計民生關係密切的工廠率先實行公私合營。
國家通過贖買股份的形式，入股一些私營企業。公私合營後，由政府所派公方代表和私方代表一起負責經營管理，但公方居於領導地位，私方接受公方的領導。
1956年1月，愛國商人郭琳爽管理的上海永安公司成為上海百貨行業第一家公私合營單位。這一年，上海宣佈基本完成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總結，公私合營後，生產力不僅沒有受到破壞，相反得到迅速發展。以上海公私合營加私營企業的工業總產值為例，1952年為45.73億元，到1956年全行業合營後變為79.60億元，比1952年增長了74.8%。
而紅色資本家榮毅仁所管理的榮氏企業，更是公私合營中的楷模。
1954年開始施行的贖買定息政策，關係到資本家們的切身利益，政府按核定的私股股額，按期發給私股股東每年5%的固定股息，從1956年1月1日起計算，保持7年不變，後來又延長到1966年9月才停發定息。國家先後向資本家支付了30多億元的利息，超過了他們原有的資產總額，當時全國拿定息的在職私營業主有71萬人，吃息代理人有10萬人。上海公私合營企業中的私股為11.2億元，幾乎佔總私股的一半。而私股在500萬元以上的5個大户中，有4人都屬於榮氏家族，榮毅仁排第三，他在香港的堂兄榮鴻三排第一，佔975萬元。
榮毅仁生前曾回憶，自己支持公私合營，並不是一蹴而就的簡單決定，而是根據他對中國共產黨“做事的觀察”分析而來。“我是一個資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箇中國人。我經常接觸到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負責人，在經濟最困難的時候，在局勢最緊張的時候，黨的每一次分析，黨的每一個政策，毛主席的每一句話周到又全面，穩重又果敢，説到了就做到了。”
不論是發自內心，還是心有不捨，在勢不可擋的歷史洪流中，工商業資本家還是選擇了與中國共產黨對資改造共行的道路。曾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曹荻秋曾説過，工商業者最大的貢獻，集中表現在大多數人能夠愉快地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從國家資本主義的低級形式到高級形式，從個別合營到全部合營。“我們要認識到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因為企業合營是對資本主義所有制的一個變革，是一個革命，實際上是社會主義革命高潮中的一個部分，而工商業者在這方面作出了成績。”曹荻秋説。
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終結了舊制度、舊時代，開始了新制度、新時代。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燁捷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21年02月23日 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