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後的國家反腐路線圖：標本兼治對權力進行制約監督
[ 在諸多專家看來，反腐治本，就是要在解決了腐敗存量問題之後，在高壓之下逐漸樹立起新的官風后，在理順諸多體制性及非體制性障礙後，所做出的權力結構和監督模式的政治體制改革 ]
十八大後的國家反腐路線圖：標本兼治對權力進行制約監督
反腐敗，無疑是“十八大”後最惹人眼球的國家政務焦點。無論是“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反腐廣度，還是標本兼治、治標為先的反腐策略，種種跡象顯示，遏制腐敗蔓延勢頭成為中央的重要任務和工作目標。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用三個“依然”來形容腐敗形勢，即“腐敗現象依然多發，滋生腐敗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嚴峻複雜”。實際上，自“十八大”之後，在腐敗存量越來越大的現實下，持續以高壓姿態打擊腐敗已經成為執政黨必然選擇。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對過去1年來反腐敗工作的梳理，一套由12項指標組成、即行和正趨完善的反腐組合拳已經躍然顯現。
有關專家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實際上，有關權力結構和監督模式的頂層設計亦在進行。“治標”為先的理念和行動，正在為“治本”的戰略佈局爭取更多時間和更大空間。
大案震懾
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重慶市原市委書記薄熙來、山東省原副省長黃勝、吉林省原常務副省長田學仁等副部級以上官員均涉及貪腐或兼有瀆職犯罪行為，在“十八大”後陸續宣判或者被公訴。
而在“十八大”後新落馬的副部級以上官員，截至目前已經達到11個。
自四川省原省委副書記李春城之後，廣東省統戰部原部長周鎮宏、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安徽原副省長倪發科、四川原副省長郭永祥、中央編譯局原局長衣俊卿、內蒙古統戰部原部長王素毅、廣西政協副主席李達球、國務院國資委原主任蔣潔敏、南京市原市長季建業、貴州省委原常委(遵義市原市委書記)廖少華等先後涉嫌嚴重違法違紀被查或被免職。
其中，周鎮宏、劉鐵男、王素毅、李達球等人已經被移交司法機關。
再加上對中石油腐敗窩案的查處，“十八大”之後，從黨政機關的高官到大型國企的高管，大案震懾，作為“治標”利器，其鋒芒已經顯現。
兼打“蒼蠅”
今年前6個月，全國檢察機關共查處地廳級以上領導幹部貪污賄賂犯罪案件87人，共查處50萬元以上貪污賄賂犯罪案件2975件，同比上升31.6%;查辦發生在羣眾身邊、損害羣眾利益貪污賄賂犯罪案件9747件13842人，涉案總金額17.7億元。
在廣東，紀檢監察機關上半年共立案4423件4613人，結案4305件，給予黨政紀處分4308人，移送司法機關298人，其中涉及地廳級幹部29件29人、縣處級幹部241件242人，通過辦案挽回直接經濟損失6.23億元。
此外，1月至6月，全國檢察機關共受理行賄犯罪檔案查詢60萬餘次，同比增加76.5%，其中涉及單位83萬餘家，個人111萬餘人。
在個案處理上，重慶北碚區原區委書記雷政富因不雅視頻案、陝西省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原局長楊達才受賄案、山西神木縣農村商業銀行原副行長龔愛愛偽造買賣國家機關證件案等輿論關注度集中的案件，均在較高程度上對外公佈了案情和司法審判過程。
兼打“蒼蠅”的策略也對貪腐等職務犯罪起到了由點到面的震懾作用。
清除腐敗土壤
財政部、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事務管理局日前制定了《中央和國家機關會議費管理辦法》(下稱《辦法》)，並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辦法》明確，中央和國家機關各單位召開的會議應實行分類管理、分級審批，嚴格控制會議審批和會期。
上述《辦法》出台的審批程序，對於堵塞會議漏洞、消除會議腐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範作用。
近日，中央紀委監察部機關亮出了落實八項規定精神、改進工作作風的“成績單”：全國性會議最短僅用時20分鐘，機關公文種類精簡56%，機關會議費下降84.06%，招待費下降52.07%。
除了嚴控會議經費，此前，中辦和國辦還下發通知，明確要求“全面停止新建樓堂館所”，“5年內，各級黨政機關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樓堂館所”，並被稱為是史上最嚴厲的控制樓堂館所建設的規定。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的專家分析認為，樓堂館所建設的奢侈化傾向，會被利用為尋租平台，某些地方和部門領導可以藉機滿足自己的權力慾，其中台面和隱藏的利益，甚或誘發貪腐案件的產生。
嚴控會議經費和樓堂館所建設，對於消除腐敗土壤起到了示範性作用。
紀檢改制
35年前，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在這次會議上，中央紀委得到恢復和重建。35年後，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之際，紀檢監察體制改革成為這次會議被各界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實際上，目前紀檢監察機構的改革已經開始。
9月2日，由中紀委、監察部主辦的綜合性政務門户網站——中紀委監察部網站正式改版開通。除了網站改版開通外，中紀委、監察部第一次“曬”出自己的組織架構。
中紀委、監察部內設27個職能部門，與原來相比增加了2個負責案件工作的紀檢監察室。上述官網還首次公佈10個紀檢監察室的職能分工，有4個室負責中央國家機關和國有大型企業的紀檢監察，6個室分別負責華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等地方的紀檢監察。
對於未來紀檢監察體制的改革方向，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認為，可以在兩方面着力：第一，搞紀檢監察的大部門制，把分散的力量整合起來，把相關部門合併起來，或者形成合力;第二，從同級監督變為提級監督，省級領導由中紀委監督，市級領導由省紀委監督。
強化監督
中紀委監察部網站改版開通後，“接受網絡信訪舉報”成為新網站的主功能之一。截至9月21日，中紀委監察部舉報網站20天內統計的網絡舉報數量達15253件，日均超過760件。
今年5月，中央啓動第一輪巡視工作，派出10個巡視組對內蒙古、江西、湖北、重慶、貴州、水利部、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出版集團、中國人民大學開展巡視。
與以往巡視制度不同，中央巡視組收縮巡視範圍，巡視重心由“相對全面”迴歸其最主要的職能：發現和反映違法違紀線索。巡視工作也被賦予新的工作手段——抽查領導幹部報告的個人重大事項。而中央巡視組本身也出現了重要變化：巡視組組長由“職務”變為“任務”，組長不再是“鐵帽子”，而將改為“一次一授權”。
同時，中央巡視組還定下了“三個不固定”原則：巡視組組長不固定、巡視的地區和單位不固定、巡視組與巡視對象的關係不固定。
在第一輪巡視工作結束後不久，10月底，第二輪巡視工作啓動，如此高密度的中央巡視史無前例。第二輪巡視的地方和單位包括：商務部、新華社、國土資源部、吉林省、雲南省、山西省、安徽省、廣東省、貴州省和湖南省。截至11月3日，中央第二輪巡視工作10個巡視組已經全部進駐被巡視單位，並均公開了監督舉報的電話和郵箱。
在第一輪的中央巡視工作結束後，各巡視組除了幫被巡視單位找出問題、提供建議外，都有“收到反映一些領導幹部的問題線索，已按有關規定轉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和有關部門處理”的表述。
廖少華近日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而接受組織調查。目前有報道稱，其問題即與第一輪的中央巡視工作發現的線索有關。
根據中紀委監察部網站公佈的內容，中央巡視組的主要工作方式分為聽取彙報;列席會議;受理來信、來電和來訪;召開聽取意見座談會;個別談話;調閲、複製資料;民主測評、問卷調查;走訪調研等9種。
在第一輪中央巡視時，第一巡視組在中儲糧辦公大樓內專門設置了實體的聯繫信箱。此次巡視開始，第一巡視組即在商務部機關2號樓大廳和機關食堂入口設置了實體的聯繫信箱。
今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的報告中強調，將“加強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的管理和監督。認真執行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制度，並開展抽查核實工作”。
3月20日，廣州市紀委宣佈，當地已制定領導幹部重大事項申報不當處理辦法，對虛假申報、隱瞞申報的一律先停職再做進一步調查處理。廣州市官員申報事項不僅包括個人收入、房產、汽車、投資等財產信息，還包括婚姻變化、配偶及子女就業等，並明確抽查核實比例為15%。
自身“打鐵”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羣眾的八項規定，規定了“輕車簡從”、“不安排羣眾迎送”、“不鋪設迎賓地毯”、“不出席各類剪綵、奠基活動”、“嚴格控制出訪隨行人員”等內容，同時強調“首先要從中央政治局做起”。
今年4月，中紀委開始實施就落實“八項規定”約談各派駐機構負責人的機制，約談成為中紀委全面履行黨章賦予的職責、發揮檢查監督職能的工作方法。
5月27日，全國紀檢監察系統開始部署會員卡專項清退活動。中紀委下發通知，要求本系統在職幹部職工在6月20日前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種名目的會員卡，做到“零持有、零報告”。
10月31日，中紀委發出關於嚴禁公款購買印製寄送賀年卡等物品的通知，這是繼叫停雙節公款送月餅送節禮之後，中紀委“反四風”的又一具體要求。
司法銜接
在貪腐大要案和社會關注度較高的案件處理上，紀檢監察機構與司法機關基本實現了無縫對接。這一對接在今年顯得尤為快捷。
公開資料顯示，內蒙古自治區統戰部原部長王素毅，2013年6月，因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李達球則於2013年7月6日，因涉嫌嚴重違紀，接受中紀委調查。
僅兩三個月後，經最高人民檢察院審查，有關部門即對外表示，王素毅、李達球因涉嫌受賄犯罪，被移交司法機關立案偵查並採取強制措施。
而比較其他大要案，從紀檢監察機構辦案時間和對司法機關案件移交上，上述兩案提速很多。
但有關專家表示，紀檢監察機構與刑事司法機關對接程序目前尚缺乏足夠的法律支撐，也缺乏程序性約束，有待進一步調整、完善和明確。
近日，《法院組織法》和《檢察院組織法》被列入全國人大的修法議程，司法體制改革的呼聲漸高。一旦司法機構擺脱地方干預，從反腐敗的角度上考慮，這將大大增強其力度。
審計風暴
與紀檢監察機構和司法機關相比較，審計機關在防範和發現貪腐行為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今年9月15日，國家審計署公佈了一組統計數據：在過去30年，全國審計機關直接促進增收節支和挽回損失1.2萬億元，移送違法違紀事項和犯罪案件線索4.2萬條。
過去30年，中國審計機關在國際上率先開展了對各級各類領導幹部的經濟責任審計，累計審計領導幹部近50萬名，其中省部級領導幹部215名，有關部門參考審計結果，對1.8萬多人給予免職、降職或撤職等處分，8500多人被移送紀檢監察和司法機關處理。
包括劉志軍案在內的很多大要案的線索即來源於審計部門的審計。
而從今年8月底開始，中石油遭遇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反貪腐風暴，相繼有集團公司原副總經理王永春、集團公司原副總經理李華林等四位高管涉嫌嚴重違紀，被組織調查並免職。
據本報記者瞭解，國務院國資委原主任蔣潔敏離任中石油之後，由多部門組成的離任審計組進駐中石油。按慣例，離任審查一般是5年期內，但對蔣潔敏的審計被特別延長至10年。通過這次延長審計，中石油腐敗窩案更多問題被發現。
中央黨校教授林喆表示，現行整治腐敗窩案較有效的方式是審計制度，在審計方面需要繼續加強力度。
預算預期
今年7月18日，中央部門陸續公開了各自的決算報告。其中，自2010年開始，至今持續了三年的“三公”經費決算報告公開達到了最佳狀態，各部門基本總列了“三公”經費的基礎項目。
7月9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當前政府信息公開重點工作安排》，其中，對“三公”經費領域的政府信息公開工作做出部署。上述文件明確了各級政府“三公”經費全面公開的時間表： 2013年，各省級政府要全面公開省本級“三公”經費;全國市縣級政府爭取在2015年之前實現。
嚴控“三公”消費，成為2013年的一大亮點。迫使公共預算公開透明，被置於陽光之下，是有效遏制預算腐敗和官員奢侈浪費的有效手段。
而新《預算法》遲遲未能出台，卻是不盡如人意之處。全國人大已經連續幾年討論修改《預算法》，目前已完成二審，有關官員透露，三審將延遲到三中全會之後。
金融監控
中國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成立於2004年4月，直屬央行，是為央行履行組織協調國家反洗錢工作職責而設立的收集、分析、監測和提供反洗錢情報的專門機構。
該中心曾在央行官網上發佈了一份《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的報告。對貪腐官員外逃的資金轉移和手段等情況予以了分析和解讀。
據上述報告披露，目前，中國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已依法集中收集了國內各商業銀行、外資銀行、城市信用合作社、農村信用合作社和郵政儲匯機構等銀行業金融機構以及證券公司、期貨經紀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險公司等非銀行業金融機構報送的大額、可疑資金交易數據。
對於可疑數據，目前央行與紀檢監察、公安和檢察院等部門正在完善信息共享機制，以便於向執法和司法部門提供相關資金的交易信息和可疑線索。
在監測對象上，央行也正根據中國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的建議，建立擴大對重點區域和人羣的監測。
其中，重點地區不僅包括泰國、緬甸、新加坡等中國周邊及鄰近的國家，也包括美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此外，如斐濟、厄瓜多爾等非洲、拉美、東歐一些反腐法制不健全或與中國未簽署引渡協議的小國，加之中國香港、澳門等主要中轉地區，以及英屬維爾京羣島、開曼羣島等重點離岸金融中心也在重點監測之列。
金融業和壟斷性國有企業也被作為重點監測的敏感行業。包括涉嫌腐敗資金類地下錢莊、進出口未核銷企業、利用企業間關聯交易向境外轉移資金、海外投資年檢違規名單等多個對象都被納入了監測之中。
國際合作
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中，打擊貪腐犯罪，國際合作尤為重要。
7月1日，監察部網站消息稱，研究實施《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下稱《公約》)工作協調小組近日召開了第六次全體會議，安排部署下一階段，特別是我國首次接受《公約》履約審議工作任務。
資料顯示，我國利用《公約》平台開展反腐敗追逃追贓國際合作取得積極進展。截至今年5月，我國已與49個國家簽訂民、刑事司法協助類條約，與36個國家簽訂了引渡條約。
中國增加與其他國家引渡及司法協助條約的簽訂，必將震懾仍在國內存在外逃可能的“裸官”，也可以通過正常渠道使已經外逃的“裸官”受到中國法律的制裁。
標本兼治
今年1月23日，在“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強調了反腐敗的“三性”，即長期性、複雜性和艱鉅性。他説，反腐敗要堅持標本兼治，當前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這透露出中央近期反腐敗工作的方向和基調。
王岐山上述這段話的聽眾則為全體中央紀委委員和各省級紀委書記，共170餘人，而在此前一天的中紀委全會上，習近平強調，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
對各類各級別官員的貪腐案件的懲處，成為“當前以治標為主”理念的實踐。
相對體制上的治本而言，金融監控、司法銜接、審計風暴乃至紀檢監察體制改革，在很多接受本報記者採訪的反腐專家眼中，都屬於“治標”。
王岐山在強調當前反腐以治標為主時還説，這樣做的目的是為治本贏得時間。因為只有以高壓姿態查處一批“老虎”和“蒼蠅”，實實在在地一定程度上解決一些腐敗存量問題，震懾官場的貪腐之風，才能為下一步體制性治本戰略留出更大空間。
“(未來)10年反腐看(最近)5年，我們反腐的機會就在這10年之內，贏得不了這10年的時間就不堪想象;最近的5年看頭3年;頭3年要看當年，也就是2013年。”談及中國反腐路線圖，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制度反腐專家李永忠對本報記者説。
李永忠的表述實際上代表了反腐由治標向治本過渡的一個時間輪廓和過程。
在諸多專家看來，反腐治本，就是要在解決了腐敗存量問題之後，在高壓之下逐漸樹立起新的官風后，在理順諸多體制性及非體制性障礙後，所做出的權力結構和監督模式的政治體制改革。
用習近平的一句話説，即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