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連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今年周秉建向大會提交了5份提案，內容包括《草原法》修訂、生物安全立法、加強財會監督等。
“十三年來，每年兩會我都會帶來一份與內蒙古大草原有關的建議。”近日，周秉建在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面對執法不嚴管控不力等現狀，應對現行《草原法》及時進行必要的修訂。按照黨政領導幹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制度，嚴格對不作為、亂作為造成草原嚴重破壞的領導幹部，實行終身追究制。
素來低調的周秉建，另一個身份是周恩來三弟周恩壽的女兒。1968年，她到內蒙古插隊、讀書、工作，生活了27年。1994年，她回京任職於財政部，後在離退休幹部局巡視員任上退休。2008年開始，周秉建連續擔任第十一屆、十二屆、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疫情期間，周秉建的兒子週日和與友人主動向疫情嚴重地區捐贈防疫物資引發關注。“他承擔起一個年輕人應盡的社會責任，也代表周家後人為國家社會做了一件大善事。”周秉建説。
談草原保護
我有義務為牧民發聲、為草原發聲
新京報：每年兩會你都會帶來與草原有關的提案，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
周秉建：1968年，15歲時我便到內蒙古牧區插隊，住蒙古包，和牧民一樣從事生產勞動，過遊牧生活。這些年自始至終牽掛着牧區的牧民們。
蒙古族人民非常勤勞、勇敢、善良有大愛。老實説，我們在牧區插隊的知青，相比其他地方的知青，身心得到很好鍛鍊，尤其生活上也比在農村插隊知青要好出一大截。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們這些知青學到了做人的真諦。
我總是想着為牧區做些事情，感恩回報，這也是我的一種責任。作為一名全國政協委員，我也有義務為牧民發聲、為草原發聲。
新京報：你提出修訂《草原法》有哪些考慮？
周秉建：離我們插隊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雖然草原的變化很大，但草場退化現狀也很嚴重。
這有多方面原因。譬如，國家、地方出台的相關政策法規與《草原法》銜接不夠緊密，且存在“碎片化”嚴重和相互矛盾。超載放牧是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原因還是草原承包主體責任不明確，缺乏可量化的草原生態健康評估制度。
還存在法規制度剛性不足、界限不明、執法不嚴管控不力等問題，導致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難以落地。按照國家主體功能區劃分，呼倫貝爾、錫林郭勒等天然草原屬於禁止開墾開發區，但過度放牧、開墾、開礦等仍屢禁不止。
此外，草原多年的大規模網圍欄已導致草原大面積的沙化與碎片化，草原生物鏈遭到嚴重破壞。現代化畜牧業無法實現規模化經營，草原網圍欄建設亟待優化。
新京報：你有哪些好的建議？
周秉建：我建議對《草原法》做一些修訂。應建立草原保護權責一體和對草原資源不敢破壞、破壞不起的新機制，通過訓誡、封禁、收儲、處罰、追刑等法律約束形成威懾，方可落實草原保護責任制。建立完善草原保護修復目標評價考核制度，將草原保護修復相關約束性指標納入領導幹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
落實黨政領導幹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制度，嚴格對不作為、亂作為造成草原嚴重破壞的領導幹部，實行終身追究制。需要進一步完善草原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制度，對違法破壞草原的單位和個人，既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還要追究其草原生態損害的賠償責任，大幅提高違法成本。
此外，還要嚴守草原生態保護紅線，建設草原生態保護紅線監管平台。嚴禁在生態保護紅線內的草原上從事不符合主體功能定位的各類開發活動。加大草原執法監督力度，依法查處非法開墾、佔用草原和亂採濫挖草原野生植物等行為。
完善落實草原生態修復制度，加大治理退化草原，提升草原生態功能。堅持科學編制草原保護修復規劃，明確草原功能分區，針對不同區域，不同退化程度的草原，制定保護修復和治理措施。堅持自然恢復與人工修復相結合，採取圍封禁牧、補播改良、鼠蟲病害和毒害草治理、人工種草等措施，促進草原休養生息，加快恢復退化草原植被，提升草原生態功能和生產能力。
談疫情
非常理解武漢人民、湖北人民的艱辛不易，應該感謝他們的付出奉獻
新京報：疫情期間，你會每天關注疫情進展嗎？
周秉建：關注是必須的。我每天會看《新聞聯播》、看手機新聞，時刻關注着疫情進展，也為一線醫護人員和武漢人揪心。
這次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從黨中央到普通百姓、一線醫務人員，上下一心為戰勝新冠病毒堅守崗位，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武漢人封一座城，護一國人，同生死、共命運，做出了巨大犧牲。
我們雖然不在一線，但非常理解武漢人民、湖北人民的艱辛不易，應該感謝他們的付出奉獻。我們也看到，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和全國人民共同努力下，用3個月左右的時間取得了武漢保衞戰、湖北保衞戰的決定性成果，這樣的成績來之不易。
新京報：你兒子週日和與友人捐贈醫療物資，你怎麼看？
周秉建：我很欣慰。他和朋友共同捐贈抗疫物資，他負責聯繫對接，他的朋友負責發貨。國內疫情最嚴重那段時間，他們全球掃貨，發往疫情嚴重地區。最近又給友鄰國家日本、柬埔寨共捐贈了30萬個口罩。
雖然數量不多，但盡了自己的力量，承擔起一個年輕人應盡的社會責任，也代表周家後人為國家社會做的一件大善事。同時我們看到了一大批“80後”、“90後”在這場“戰疫”中得到鍛鍊、迅速成長。
新京報：你對自己的兒子有沒有特別的要求？
周秉建：對他的要求都體現在生活的點滴當中。他上高中時，我就提出過十幾個字的要求：自食其力、遵紀守法、注意安全、社會責任。
談家風
要始終做普通勞動者，不搞任何特殊化
新京報：你覺得周家的家風是怎樣的？
周秉建：伯父他老人家對我們的要求就是要始終做普通勞動者，過老百姓一樣的生活，不搞任何特殊化。這是對我們侄子侄女們的一個期望和要求。
周秉建（中）與周恩來、鄧穎超
這是一句特別普通的大實話，但要做到非常不容易。從五六十年代走過來的這輩人，都在平凡工作崗位上，做到了這一點。然而他老人家的思想精神，我們一輩子也學不完。
作為後輩，就要以他為榜樣，一點一點去做，不辜負老人家的期望。不光我們這一代，包括下一代及他們的孩子們，也要用這種精神要求來做人。
新京報記者 何強
校對 薛京寧
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