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內因新冠肺炎疫情死亡的人數已經超過10萬。據歷史學家統計，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傷亡人數約為11萬人；1955年開始的越南戰爭前後打了20年，在這場慘烈戰爭中死亡的美國人大概是5.8萬人。由於美國疫情正在從沿海的大城市向中西部和南部州縣擴散，未來一個時期，疫情死亡人數會繼續上升。哈佛大學全球衞生研究所所長阿希什·傑哈認為，從現在到夏末之間美國可能還會有7-10萬人因感染新冠肺炎死亡。
雖然特朗普不停地吹噓自己的抗疫政績，但隨着美國疫情和經濟形勢的不斷惡化，白宮高層的焦慮感顯著上升。美國輿論向政府追責的聲音日益強烈，《華盛頓郵報》刊文稱不能再假裝特朗普適合擔任總統，《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直斥在疫情中諉過推責的蓬佩奧是美國曆史上最差的國務卿。
在這種情況下，過去兩三個月以來，特朗普政府高級官員將很大精力用於指責中國，發起對華“敍事之戰”。可以想見，在今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到來之前，這一“敍事之戰”會越發猛烈，美國涉華輿論氛圍將不可避免地持續惡化。
然而，中國絕不應跌入“敍事之戰”帶來的陷阱。應當清醒地意識到，“敍事之戰”的目的在於減損中國與外部世界之間的信任感，疏離兩者的關係，尤其是將中國與全球供應鏈剝離開來。而這將從根本上侵蝕中國的經濟發展基礎和國家實力。
意識形態分歧與“敍事之戰”
簡單説，“敍事”就是“講故事”，就是用一套話語來描述或定性相關的對象。法國著名哲學家米歇爾·福柯提出，話語就是權力，話語是被創造出來的，可以為特定的政治目標服務。在中國，《韓非子》和《戰國策》都提及“三人成虎”的故事，中國人還有“眾口鑠金”的説法。在國際政治中，話語也是一種巨大的力量，英國首相丘吉爾等很多政治家都是講故事的高手，他們既可以靠演説贏得盟友，也能借此打擊敵手。
美國針對中國的“敍事之戰”並不是疫情發生後才開始的。在特朗普政府推動的對華戰略競爭中，“敍事之戰”是重要組成部分，其本質是意識形態層面的大國博弈。美國知名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曾言，“對於美國來説，一個理想的敵人就是在意識形態上與美國敵對，在種族和文化上與美國相異，在軍事上有足夠能力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實實在在的威脅”。長期以來，中美在意識形態方面存在深刻的分歧。
近年，在特朗普政府的直接推動下，美國國內在意識形態領域對“中國威脅”的認知出現了新變化：即從原來對中國國內發展模式提出異議（如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針對“國家資本主義”的批評），到指責中國對發展中國家搞“模式輸出”，再到警惕中國對西方國家展開所謂的“政治戰”或“影響力行動”。而且，意識形態因素與兩國經濟之爭、技術之爭、軍事安全之爭、國際機制之爭之間高度相互關聯。美戰略和預算評估中心高級研究員哈爾·布蘭茲（Hal Brands）提出，為了有效開展對華戰略競爭，“美國應當升級而不是減弱自由主義和威權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衝突”。在這一背景下，美國對華“敍事之戰”也變得越發突出。
美國戰略界人士認為，北京通過“講好中國故事”，不僅贏得國際社會對其政治經濟體制的理解，也在讓世界形成“中國是國際秩序維護者”“中國崛起勢不可擋”“中國是未來全球領導者”等印象，而這種理念和認知層面的變化會對相關國家的政策產生實質影響，因為決策者往往是從“其認知的現實”而非“現實”出發制定政策。比如，美國非常擔心，在中國敍事的影響之下，一些東南亞國家會相信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實力日益強大甚而未來或將美國“擠出”亞太，進而造成這些國家在美中競爭中倒向中國。
顯然，特朗普政府以及很多美國戰略精英試圖讓世界尤其是其盟友和夥伴國不要被中國的話語“迷惑”，要讓它們認識到，中國是“掠奪性經濟體”，是“關乎生存的威脅”；中國利用“一帶一路”製造“債務陷阱”，推行“新殖民主義”；中國是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者”，破壞“現狀”，中國的崛起之路是不可持續的。此外，特朗普的重要智囊之一斯蒂芬·班農等人還給中國貼上了一系列標籤，如“儒家威權重商主義”“重商主義-列寧主義”“高科技威權主義”。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還曾拋出兩國之間是“文明衝突”的論調。
除了貼標籤，美國推動“敍事之戰”還靠提出“反敍事”。比如，“一帶一路”令不少東南亞國家感到中國的投資非常有力，對此，美方人士強調，美國對東南亞的投資實際上遠遠超過中國；中國提出命運共同體和共贏（win-win）的理念，美方則稱，中國的命運共同體實際上是為了謀求霸權，“共贏”將使中國“贏兩次”。為了對沖中國的“話語影響力”，美國外交官在很多國際多邊場合不遺餘力地阻止命運共同體和共贏這樣的概念被寫入國際文件。
疫情與“敍事之戰”
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進一步推進美國對華“敍事之戰”圍繞三個維度展開。
一是“加快脱鈎”。《華盛頓郵報》刊文指出，過去幾年來，特朗普政府一直在推動在華美資企業離開中國，疫情讓對華鷹派人士獲得鼓吹兩國產業和技術“脱鈎”的更多借口。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奧布萊恩、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白宮高級顧問納瓦羅等人多次宣稱，美國在口罩、防護服等醫療物資以及藥品供應方面過度依賴中國，疫情使這種風險充分曝露，這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美國企業應當儘快從中國撤出。
二是“追責索賠”。美國高官不斷炒作“武漢病毒”“中國責任”等負面論調。納瓦羅甚至拋出所謂中國採取“四殺”（the four kills）策略的“故事”。他誣稱，中國製造病毒，並以世界衞生組織作掩護；中國讓國內病毒攜帶者出境以傳播病毒；中國在全球範圍搶購醫療物資；中國利用囤積的醫療物資牟取暴利。此外，湯姆·科頓（Tom Cotton）、約什·霍利（Josh Hawley）等國會議員提出剝奪中國主權豁免、罰沒中國在美資產等話題。共和黨參議員裏克·斯科特（Rick Scott）等人公開宣稱“共產黨中國”已經成為美國的“敵人”。
三是“體制之爭”。美方人士認為中國力圖利用疫情在全球展開“虛假信息行動”（disinformation campaign），目的是宣傳自身的體制優勢，渲染美國應對疫情的失敗，讓國際社會認識到美國全球領導力的衰落。小布什政策團隊前負責人、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彼得·拉夫（Peter Rough）認為，疫情危機給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帶來了巨大挑戰，而中國通過向歐洲運送醫療用品等方式加大宣傳自身的力度。由此，美國對所謂中國的“口罩外交”“慷慨政治”進行批評。
此外，疫情發生以來，特朗普政府指責世界衞生組織“以中國為中心”，並對其進行打壓，美方圍繞中國與國際機制關係強化“敍事之戰”的態勢也不容忽視。應該看到，對於推進“敍事之戰”，美國方面不僅有戰略設計，還建立了相應的落實和協調機制。比如，美國國務院下設的“全球接觸中心”正在扮演越發重要的作用，它與美國各主要情報機構具有十分密切的關係，負責全面搜尋涉華負面信息並在全球範圍散播，針對中國話語展開“反敍事”。此外，美國軍方也非常重視“敍事之戰”的問題，相關軍事戰略文件已經提出要將“敍事之戰”納入戰爭行動計劃。
“敍事之戰”或攪亂供應鏈
“敍事之戰”看似是圍繞話語的博弈，實質則是削弱對手力量的手段。應當看到，在美國與中國“打嘴仗”的背後，有一股很強的勢力正在藉助疫情因素推動中國與全球供應鏈的剝離。換言之，他們試圖靠“敍事之戰”強化世界對中國的不信任感，進而實現在經濟、技術、規則等方面孤立中國的圖謀。
過去40多年，中國推動改革開放，大力吸引外資並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產業鏈，逐步成為“世界工廠”，在全球供應鏈中佔據重要地位。2019年7月，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發佈的一份報告指出，2000年至2017年間，世界對中國經濟的綜合依存度指數不斷上升，由0.4上升至1.2；在全球製造業總產出中，中國貢獻率達到35%。顯然，中國國家實力的不斷增強，高度依賴其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
而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對中國營商環境的信任，是維護供應鏈產業鏈穩定的基礎。企業能否在開展經營投資活動時獲得充分的、高質量的信息，能否享受透明、法治、公正、公平的政策和服務，是決定企業去留、影響企業供應鏈佈局的重要因素。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納迪亞·沙德羅（Nadia Shardlow）等美國專家提出，疫情使外資企業擔心其在華經營風險，也讓很多西方企業反思對中國供應鏈的過度依賴，美國可對此加以利用，進一步推動這些企業從中國撤出。
應當看到，當前美國對華“敍事之戰”的要害在於渲染中國的“體制性弊端”，強調“中國不應被信任”。一些美國人士還炒作中國的“戰狼外交”，稱中國在後疫情時期會更加咄咄逼人。他們試圖讓西方企業認識到，與中國打交道不僅要承受美國對華“貿易戰”的壓力，還要面對日益加劇的地緣政治和外交風險。不容否認，由於疫情對經濟和社會帶來的重大影響，一些國家對中國的態度難免會出現負面變化，美方或會藉此深化“敍事之戰”，進一步加劇外界對華不信任感。
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正在加緊拉攏友好國家和“值得信任的夥伴”，打造所謂“經濟繁榮網絡”。該網絡將在數字經濟、能源、基建領域，貿易、商業、金融、教育等領域推動一整套特定標準，加入該網絡的國家政府、企業和公民社會組織須遵守透明度、問責、法治和互惠性等價值觀，並要逐步減少與美國和西方的對手國家尤其是中國之間的經濟聯繫，在供應鏈上逐步與中國進行剝離。“經濟繁榮網絡”初期主要成員包括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韓國、台灣地區、以色列、印度、越南、新西蘭等，未來成員範圍會逐步擴展。
總之，隨着疫情的進一步發展，美國方面對中國展開的“敍事之戰”將會愈加複雜、激烈，中國如何有效應對同時又避免跌入“敍事之戰”所隱含的種種陷阱（比如推動世界對中國外交形成“戰狼化”印象），是一種巨大考驗。更重要的是，應設法超越“敍事之戰”，更加重視疫情背景下的“信心修復”“信任修復”的難題，以確保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產業鏈中的地位，這才是有效維護中國發展勢頭、有力應對大國博弈的根本性問題！
本文首發於5月29日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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