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布萊克每天都要面對死亡，作為一名法醫人類學家，她將自己的目光投向實驗室中的普通人骸骨、墓地、暴力、謀殺、分屍現場，以及因戰爭、事故或自然災害引發的大規模死亡事件。
在這本書中，她為我們揭示了她親眼見證的死亡的不同面目，通過自己參與的真實案例探索了法醫學科的發展與進步，也講述了法醫人類學這一學科對其工作及生活的影響與感悟。
蘇·布萊克（SueBlack），女爵士，世界範圍內具有影響力的解剖學家、法醫人類學家。曾任鄧迪大學法醫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現為蘭卡斯特大學副校長，主要負責公眾參與工作。
1999年，她帶領英國法醫小組在科索沃蒐集戰爭犯罪證據。2004年印度洋海嘯之後，她是率先到達泰國的法醫人類學家之一，為那裏的死難者鑑定身份。蘇·布萊克也經常出現在媒體上，她的日常工作被拍攝成紀錄片，在BBC第二台播出的《歷史疑案》（HistoryColdCase）中也有表現。
2016年英國女王生日之際，她被授予大英帝國司令勳章，以表彰她在法醫人類學方面的傑出貢獻。
導言法醫人類學家到底是做什麼的
生命中的最大損失不是死亡，而是當我們活着時就在我們心中死去的東西。
諾曼·卡森斯，政治記者（1915—1990）
關於人類生存的各個方面，大概死亡及其相關之事是充斥着最多陳詞濫調的。死亡成為邪惡的化身，是疼痛和不幸的先聲，是在陰影中出沒、獵獲的捕食者，是夜間險惡的竊賊。我們給她安上不祥的惡名：冷酷的割麥人、無差別的軋路者、黑天使、蒼白騎士。我們把她畫成藏在黑色連帽斗篷裏的殘破骷髏，舞弄着一把置人於死地的鐮刀，她只需一揮，就將我們的靈魂從身體中帶走。有時她是一個長着羽毛的黑色幽靈，兇惡地在上空盤旋，我們只能蜷縮在角落而毫無還手之力。在許多區分了名詞性別的語言（如拉丁語、法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波蘭語、立陶宛語、挪威語）裏，死亡是陰性名詞，但她卻常被描繪成一個男人。
尖刻地對待死亡很容易，在現代世界，她已經成為一個與我們敵對的“陌生人”。人類取得了無數成就，但要對生與死的複雜關聯做解釋，我們並不比幾百年前進步多少。在有些方面，我們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不理解死亡。我們大概已經遺忘死亡是什麼，她的目的是什麼，我們的先人可能把她看作朋友，我們則把她當作不受歡迎的邪惡對手，要躲着她，或者令她臣服——越久越好。
對於死亡，我們的默認態度是要麼醜化她，要麼神化她，有時在這兩端之間搖擺。不管是哪種態度，不到萬不得已我們都不願提及她，免得一提她就會靠得更近。生命是輕盈、美好和幸福的，死亡是黑暗、邪惡和悲傷的。善與惡，獎與懲，天堂與地獄，光明與黑暗——我們具有那種林奈式的分類喜好，將生和死乾脆劃分為對立的兩頭，於是就安心地懷抱着對錯分明的幻象，卻可能不公平地將死亡驅趕到黑暗中去。
結果我們開始畏懼死亡，彷彿她會傳染，要是吸引了她的注意，她就會在我們還沒準備好停止生命之前來到我們面前。我們要麼虛張聲勢地演繹，要麼取笑她來麻木自己，以此來掩蓋自己的恐懼。但是其實我們知道，當自己的名字排在她手裏名單的首位時，我們是笑不出來的，她最終總會叫到我們的名字。所以在很小的時候，我們就懂得對死亡抱着虛偽的態度，一面嘲弄她，一面深深地敬畏她。為了將她的利刃磨鈍，緩解痛苦，我們習得新的語言。我們説“失去”了某人，悄悄談論他們的“逝去”，用莊重尊敬的語調和其他人一同哀悼一位所愛之人的“離去”。
我沒有“失去”父親——我完全知道他在哪兒。他埋在因弗內斯城裏的唐納赫裏奇公墓，在殯儀員比爾·弗雷澤給的一個可愛木匣子裏。父親本人也會喜歡那匣子，不過他可能會覺得它太貴了。我們把他放進地上的一個洞穴裏，放在他父母快要散架的棺材上，那兩具棺材現在盛的不過是他們的骨頭和死時僅剩的幾顆牙齒。父親沒有逝去，沒有離開，我們沒有失去他：他就是不再呼吸了。其實他最好是什麼地方也沒有去，不然他惹了大麻煩，太不為人着想了。他的生命消失了，世界上的任何委婉修辭都沒法把生命帶回來，沒法把他帶回來。
我在一個規矩嚴格、毫無廢話的蘇格蘭長老教會家庭長大，我們把鐵鍬叫作鏟子，經常把同理心和感傷看作弱點，這種教養令我務實、不顧顏面，成為一個實務者，一個現實主義者。論及生死之事，我沒有什麼誤解，討論時也儘量誠實坦率，但這並不是説我就毫不介懷，面對他人的生死時沒有痛苦、哀慟，沒有同情。鄧迪大學的菲奧娜牧師總能啓迪人心，她曾説過一句很有道理的話：“在安全距離外説温柔的話，帶不來一點安慰。”
在21世紀，我們已經如此成熟，為什麼還是選擇躲在熟悉又安全的從眾和拒斥之牆後面，而不能敞開心扉，想想死亡可能並不是我們害怕的那種魔鬼？她不一定駭人、殘酷、粗暴，她可以沉默、安寧、慈和。也許問題在於，我們不信任她，是因為我們不願去了解她，在一生中都不願費事去嘗試理解她。要是我們能理解她，也許就能認識到，我們可以將死亡作為生命歷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接受。
我們將出生看作生命的起點，將死亡看作生命的自然終結。但要是死亡只是存在的另一個階段的起點呢？這當然是大多數宗教的前設，好教我們不害怕死亡，因為它只是通往前方更美好生活的入口。這種信念世世代代相傳，安慰了許多人，可能正是我們的社會日漸世俗化所留下的空白，促使我們對死亡及其所有標誌的那種古老的、本能的、未經證實的憎惡再次升起。
無論我們懷有什麼信仰，生與死就是同一條線上必定相連的兩個部分。一方不脱離另一方存在，也無法脱離。無論現代醫藥如何幹預，死亡總是最終得勝。既然我們沒有辦法最終迴避它，專心改進和品味我們出生和死亡之間的階段——生活，可能更好。
法醫病理學和法醫人類學的根本差異，就在此處。法醫病理學追溯的是證明死亡原因和方式的證據，死亡是旅途的終點。而法醫人類學則重建旅途本身，也就是生命的全過程。我們的工作是將生時構建的身份和死後身體的遺存結合起來。因此，法醫病理學和法醫人類學在死亡一事上搭檔工作，在破獲罪案上當然也是如此。
在英國，人類學家和病理學家不同，人類學家屬於科學家而非醫生，因而沒有醫學資格證實死亡或死亡原因。現今科學知識持續拓展，病理學家也無法成為所有事情的專家，人類學家就在牽涉死亡的重大罪案調查中發揮重要作用。法醫人類學家協助解讀與受害人身份相關的線索，由此可以幫助病理學家判斷死亡方式和原因。在停屍台上，各個學科貢獻技藝，互相補足。
舉個例子。在一張停屍台邊，我和一位病理學家面對的是深度腐壞的人類遺體，其顱骨碎成40餘塊混在一起。病理學家作為具有醫學資格的從業者應判定死因，她認為，死因很可能是槍傷，但還不確定。她將灰色金屬台子上那一堆白色骨頭碎片檢查了半天，很是沮喪，對我説：“我沒法辨別這些部位，更別提把它們組裝起來了。那是你的活兒。”
法醫人類學家的職責首先就是幫助確認這個人生前是什麼人。他是男性還是女性？是高還是矮？是年老還是年輕？是黑皮膚還是白皮膚？骨骼有沒有外傷或疾病的表徵？有的話就可能聯繫上醫療或牙齒治療記錄。我們分析骨頭、頭髮和指甲的成分，是否能説明這個人住在何處，吃哪種食物？在眼下這個案子裏，我們能不能做一個人類三維拼圖，不僅揭示死因（確實是顱骨槍傷導致死亡），而且顯示死亡方式？收集了這些信息，完成拼圖，我們就可以確定這個年輕人的身份；並且我們確認子彈是從腦後射入，從前額雙眼間射出，從而驗證了目擊證人的證詞。這是場近距離射殺，受害者跪着，槍就抵在他的後腦上。他只有15歲，是因他的宗教信仰而被殺的。
另一個案子也可反映人類學家和病理學家的共事關係。案中一個不幸的年輕人在屋外街道上撞見了一夥正要砸車的少年，被毆打至死。他的身體曾被拳打腳踢，致命傷在頭上，表現為多處顱骨骨折。在這個案子裏，我們知道受害人的身份，病理學家可以確定死因是鈍器創傷導致大量內出血。但她也想在報告中指出死亡是怎麼發生的，尤其是最可能的兇器種類。我們辨識出每一塊顱骨碎片，將它們重組，然後病理學家就發現，由錘子或類似形狀的兇器在頭部的一次擊打，造成了一處集中凹陷骨折和多處放射狀骨折，導致顱內出血，最終致死。
對一些人來説，生命的起點到終點之間有漫長的距離，甚至超過一個世紀；而對這些謀殺事件的受害人來説，生與死之間的間隔就短多了，有時可能只隔着飛速流逝的寶貴數秒。從法醫人類學的視角來看，長生當然好，生命越長，其經歷就會在身體上書寫和存儲更多的痕跡，遺體上的印記就會更加清晰。對我們來説，解鎖此類信息就猶如從書裏閲讀，或者像從U盤裏下載一樣。
在大多數人看來，這趟塵世旅程最糟糕的結果就是生命被截短，但我們如何評判怎樣算是短命？毫無疑問的是，我們在出生之後活得越久，生命遲早要結束的可能性就越高：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90歲時都比20歲時更接近死亡。從邏輯來説，比起眼下此刻，我們以後與死亡的關係只會更近，不會更遠。
那有人死去時，我們為什麼驚訝呢？每年全世界有超過5500萬人死去，一秒死去兩個。死，是我們在生活中能絕對肯定將會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的事情。當然，這並不會消解我們在親密的人死去時的悲傷和哀慟，但死亡不可避免，這就需要一個有用、實在的處理辦法。我們不能對自己生命的創造施加影響，生命的結束又是不可避免的，那或許我們應該注重能夠調整的事情，那就是我們對從生到死之距離的期待。也許，就是這種期待，才是我們應該嘗試更有效處理之事，要量度、承認和頌揚這段距離的價值，而非其長度。
過去，要延遲死亡不那麼容易，那時我們似乎更善於調整對生命的預期。例如在維多利亞時代，嬰兒死亡率居高不下，沒有人會因一個孩子活不到一週歲而感到驚訝。那時，一個家庭裏好幾個孩子都取同一個名字並不罕見，這樣即便那孩子沒活下來，名字也活下來了。而在21世紀，嬰兒的死亡罕見多了，但要是有人對99歲時的死亡還感到震驚，就完全不合理了。
對每一個努力擊退死亡的醫學專家而言，社會預期是個戰場。他們能希求做到的，最多就是贏得更多時間，拉大生死之間的距離。他們最終總是要輸掉的，但不應為此阻止他們，也阻止不了他們繼續嘗試。每一天，在全世界的醫院和診所裏，生命都在延續。然而，實際上，有些醫療成就只不過暫緩了死亡的發生。死亡還是要來的，即使不是今天，也可能是明天。
數個世紀以來的社會都會記錄和量度預期壽命。預期壽命是指在統計學意義上我們最可能死去的年齡，或者積極點看的話，它是指我們預計活着的最長時間。壽命表是很有意思也有用的工具，但它也很危險，因為它會造成人們對壽命的預期，但有些人達不到，有些人會超過。我們沒辦法知道自己會是那個平均線上的標準“老李”，還是個例外，我們會落在壽命鐘形曲線的這一邊，還是那一邊。
要是我們發現自己是在曲線的某一邊，就會產生情緒。我們活到超過預期壽命就會自豪，因為這事讓我們覺得自己以某種方式戰勝了困難。要是我們沒有達到預期的年紀，我們撒手人寰之後，親友會覺得所愛之人的生命被奪走，由此感到憤怒、苦痛和挫敗。但壽命曲線的本質恰是如此：標準只是標準，我們大多數人都落在這一標準的周圍。怪罪死亡，控訴她殘忍地竊取生命，是不公平的。死亡總是誠實地表明，我們的生命長度可能落在人類生命範圍內的任何位置。
世界上已證實的最長壽者，是法國女性讓娜·卡蒙（JeanneCalment），她在1997年去世時年紀為122歲又164天。1930年我母親出生時，女性預期壽命是63歲，因此她在77歲去世，就超出標準14年。我的祖母幹得更出色：她1898年出生，那時的預期壽命只有52歲，但她一直活到78歲，超出了26年，這反映了她有生之年醫學的巨大進步——儘管她吸的煙最後沒幫上忙。我在1961年來到這個世界，預測大概有74年的生命，那現在我只有15年可活了。我的天，怎麼會這麼快？不過，基於我目前的年齡和生活方式，我現在能實實在在地預計活到85歲，那我可能至少還有26年時間。頓時鬆一口氣。
這樣，我在生命歷程中有望額外獲得11年。很棒吧？不一定。問題在於，我不能在20歲甚或40歲時得到這11年，要是我能得到這11年，那得在我74歲的時候了。青春總被虛度，唯願在年少力強時獲賜光陰啊。
對預期壽命的計算逐漸準確，我們已知在下兩代，即我的子輩和孫輩，會出現人類歷史上最多的百歲壽星，但我們這個物種能夠生存的最大年限卻沒有增加。劇烈變化的是我們死亡時的平均年齡，所以我們見到越來越多的個體落在那條鐘形曲線極右邊的區域。換言之，我們在改變人類人口結構，由老年人口增長引發的健康和社會問題激增，由此可一窺此種變化的社會影響。
生命延長一般是要慶賀的，但有時我也懷疑，是否不惜一切代價掙扎着活得儘可能久，實際上只是在延遲死亡而已。預期壽命可能會變，但死亡總是會如預期般到來。哪天我們真的征服了死亡，人類和地球才真正陷入了麻煩。
我每天的工作都是與死亡為伍，我慢慢地開始尊重她。我沒有發現什麼理由讓人恐懼她或她的作用。我認為自己已經相當瞭解死亡，因為我們用於交流的語言直接、平白、簡單。她結束她的活兒，我才能開始我的活兒。而且有賴於她，我的事業得以持久、卓有成效、興味盎然。
本書不是傳統的關於死亡的論著，不走列舉高屋建瓴的學術理論和文化奇談的熟門套路，也不調製温暖的雞湯。我只會試圖探究自己瞭解到的死亡的多個面貌，包括她已經展現給我的，
以及大約30年後她最終將要向我顯露的那一面，要是她容許我活那麼久的話。法醫人類學追求的是通過死亡重建生時的故事，本書同樣既關乎死，也關乎生，它們是整個連續整體不可分割的部分。
我只向你要求一件事：暫且放下你對死亡的既有成見，放下不信任、恐懼和厭惡，或許你就會開始像我一樣看待她。你或許還會開始因她的陪伴感到温暖，更瞭解她，不再害怕她。據我的經驗，和她打交道有壓力，也令人着迷，從不枯燥。但她很複雜，有時無法預測，令人訝異。當你直面她時，你並不會失去什麼，或許你會發現，和一個認識的惡魔打交道，總好過與自己完全不瞭解的魔鬼相處。
題圖為網劇《法醫秦明》劇照，來自：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