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輝很忙。如果沒有疫情，他的大部分時間會花在談項目和做商務溝通上。疫情讓這位在美國工作生活了21年的華人“又打了一份工”：白天他照常負責公司項目，晚上為物資捐贈忙碌。
在忽略時差的三個月裏，宋輝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體重也掉了一大截：從1月末為國內籌措口罩，到3月初成為清華大學“零字班”校友在美東地區接收口罩捐贈的聯絡人，再到5月中向美國馬薩諸塞州介紹中國抗疫經驗……有過因意外回饋而收到的驚喜和温暖，也感受到了因差異帶來的誤會。
以下內容基於宋輝口述整理。
△ 宋輝收到國內同學捐贈的口罩。為口罩奔走
明確得知中國暴發新冠肺炎疫情時，已經是1月下旬。之前的一週，我在拉斯維加斯參加全球行業年度展會，忙得昏天黑地。展會中途偶爾聽人提起過，但不清楚究竟有多嚴重。
1月26日，展會進入尾聲，我得空翻看了清華大學同學羣裏的聊天記錄，發現大家已經討論了好幾天：武漢的狀況有多麼嚴峻、防疫物資有多麼緊缺……而説這些的，有武漢市金銀潭醫院的醫生，也有廣東省茂名市的公務員。我當時就想，如果口罩緊缺，就在美國買一些寄回去。
我任職的公司馬斯康（Mascon Inc.）做了多年航空產業供應鏈業務，在口罩這種產品上，沒理由幫不上忙。但等到1月27號我回到波士頓購買的時候才發現，實體店的口罩已經被當地華人或華人組織買得差不多了——零星幾個可以買得到，但通過正常商業渠道成規模地購買，可能性幾乎為零。當時不禁感慨，在美華人的拳拳之心和行動力確實了得。
美國醫療系統有獨立的物資供應鏈，我所在的波士頓地區醫療比較發達，我便通過醫療採購系統找口罩。在公司總裁John Chen的全力支持下，公司通過醫療系統供應鏈每週採購醫用口罩（那時美國醫療系統也有了每週採購限額），陸陸續續拿到了1萬枚左右的美標二級或三級醫用口罩寄回國內。但這些對於處在“前線”的醫院來説還遠遠不夠，所以從1月底開始，我幾乎每晚都是在“瘋狂”找口罩中度過的。
2月初，我看到有個網上賣家的地址在以色列，我就馬上聯繫我們公司在以色列的合作伙伴幫忙確認。
以色列的合作伙伴效率相當高——她立刻回郵件表示理解並絕對會全力幫忙，又很快聯繫了賣家。雖然確認賣家的口罩數量不多，但是當天，她還是在以色列境內找到了4000個歐標FFP3口罩。
那時全球口罩供應已經開始緊張了，單價也飛漲。在我確定要的情況下，他們先墊付了2萬多美元全部買下，安排直接寄去中國。多虧了供職於茂名市政府的吳世文的支持，口罩順利通關，並被及時分發到茂名市及武漢市的相應單位。
我們在以色列就只採購了這一次，因為那邊的FFP3口罩基本上被我們買光了。以色列國內也開始限購，但是合作伙伴還在幫我們從英國、印度、巴西等其他國家採購。
那段時間，我的美國華人朋友圈裏，80%以上的朋友都在為捐贈物資出力：有想辦法整合資源採購的，有提供物流支持的，有提供準確的一線需求信息的，還有捐款的。我收到的最大的單筆捐贈來自一位海歸老同學，他提出的唯一條件是不希望名字被透露。
最開始我其實挺盲目，畢竟隔行如隔山，不知道口罩有這麼多種類和規格，但是國內的老同學、在美國的同學朋友和國外的合作伙伴，都積極主動幫忙。
實際上，沒有哪個人能獨自解決大問題，但當很多人都盡力去解決一些小問題的時候，這些力量加起來，終究還是有些幫助的。
種子發芽
△ 宋輝將收到的部分口罩通過醫生捐贈給美國波士頓地區的醫院。
這樣的狀態持續到了2月底。進入3月份，美國就開始出狀況了。
3月初，波士頓所在的馬薩諸塞州因為疫情而進入緊急狀態，美國口罩逐漸緊缺，但此時，中國大陸的口罩日產能在飛速增長，於是在同一個羣裏，國內的同學們開始反過來組織捐贈口罩給美國的同學。
此前，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竭盡所能出一份力，從沒要求、也沒從想過會有回報，但這次真的感到“贈人玫瑰，手有餘香”。巧合的是，這次捐贈的發起人，就是同學圈裏人稱“玫瑰”的同學劉彥竹。除他之外，同學屠曉光、陸冬森也參與發起；Mindy與Andy夫妻二人提供了不少捐助；吳世文幫助聯繫了茂名市口罩生產企業，以成本價支援了2萬多個KN95口罩；後來加入的同學秦致不僅提供大量捐贈，也在操作方面提出了好建議。
△ 收到捐贈口罩的當地居民。
從3月底到現在，我們陸續收到了大陸同學寄來的66000個左右的一次性醫用口罩。期間，大陸同學籌款、採購、發貨……歷盡千辛萬苦，採購仍有限制、出口更是充滿不確定性，每次直到美國收到貨，他們懸着的心才會放下。
作為美東地區的聯絡人，我的職責就是和美東的老同學及其它地區的聯絡人緊密聯繫，確保有效溝通，並將這些口罩有序發放。
這些口罩不僅温暖了老同學和家人，也被捐給老同學所在社區和當地警察局、消防隊、醫院、養老機構等等。收到口罩的機構有的寫了感謝信，或是將表示感謝的照片在網上分享……這一切確實為改善華人形象和社區關係提供了很大幫助。
△ 收到捐贈口罩的當地醫護人員表示感謝。
對中國經驗“難以置信”
△ 收到捐贈口罩的當地醫護人員。
進入5月份，美國各州也在討論恢復常態的具體事宜。
美國是聯邦制，各州事宜都由該州自己決定，州長會帶領一個團隊來做整體安排，但是具體到每個行業、每個城市，也沒辦法具體指導，只能各自摸着石頭過河。
我任職的公司馬斯康在前國會議員 Bill Delahant 的牽頭下，參加了在波士頓組織的顧問委員會（Advisory Board），參會成員還包括布倫特裏市前市長 Joe Sullivan，Greater New Bedford 社區健康中心 CEO、馬薩諸塞州公共衞生部前委員 Cheryl Bartlett 等。
△ 宋輝的同事與前國會議員 Bill Delahant 合影。
作為公司的代表，我原計劃在會上只做一段15分鐘的演講，以廣東省茂名市為例，簡單介紹中國防疫和復工復產的經驗。但實在沒想到，到場和線上參加會議的成員都對中國舉措的細節非常感興趣，因為提問實在太多，會議原定的15分鐘硬是被拉長到1小時。
△ 顧問委員會（Advisory Board）現場，當天參加的還有 Dr. Ann Woolley（供職於佈列根和婦女醫院，她正與博德研究所合作進行一項關於新冠病毒的 50000 人的研究）、Bob Coughlin（馬薩諸塞州生物技術委員會CEO）和 Sal Marino（Boston Enterprises CEO，該公司是波士頓主要的清潔公司，處理波士頓出現感染的地點）等。
一方面，大家希望能通過細節去了解中國是怎麼做的，為什麼會這樣做、有哪些地方美國可以參考等等；另一方面是對中國做法的評論——沒想到中國的防疫工作如此細緻，普遍對於中國病亡率如此低而感到難以置信——有些人感慨中國居然做得這麼好，也有人覺得不可思議，怎麼可能這麼好。
兩種聲音都有，可以説是因為中美兩國的體制、政府介入的力度，法律以及文化觀念都存在差異，這不能用對錯來評判。對於中國的措施，美國也不可能照搬，就像中國不可能照搬美國的一樣。
兩國對於問題嚴重性的判斷、寬容度也不一樣。2017年至2018年，美國流感死亡人數超過6萬人，5月之前，因新冠肺炎感染而死亡的人數累計不超過10萬，所以很多美國人並不認為疫情有多麼嚴重。再加上美國地廣人稀，大城市屈指可數，情勢不如中國嚴峻。而且他們也沒什麼戴口罩的文化，直到四月底、五月初，才有更多美國人戴上口罩。
△ 2010年至2019年美國流感季初步負擔估算（圖片來源：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官網）。
基於所有顧問委員會成員的反應和我在美國同事、朋友的態度，我個人認為，很多美國人並不是對中國有敵意，而是他既搞不清狀況，也不太關心。
今年美國是“大選”年，所以中國的疫情並不是美國人一開始的關注重點。美國人更關心美國國內的形勢，更願意相信支持的政黨或政客的觀點。
△ 宋輝之前參加的視頻會議。
雖然從整體輿論上來説，對華人不算友好，但我所在社區（白人居多）的鄰居，我的同事、學校的老師，大家關係都蠻好，也互相理解。平時聊天也沒有互相指責，更多是討論目前狀況、接下來的措施，是很務實的。所以我本人和我的家人，都沒有感受到什麼不友好。
兩國都要繼續完善
面對疫情，美國確有不足，包括思想準備不足和防疫物資的產能保障不足。很多醫院沒有意識到新冠病毒在美國會流行到這種程度，在有人感染之前都很大意。
中美兩國雖然有差異，運作模式也無法更改，但美國仍有可以向中國借鑑的一些舉措，譬如大學復課該怎樣處理？如果不能通過行政命令強制執行，是否仍要出具指導性的建議？可能有些人不聽勸阻，但終歸是有人想聽到真實的消息和建議。
對於中國來説，從疫情暴發到最終穩定，效率很高，中國強大的製造能力撐起了全球的需求。然而在這個大背景下，也出現了一些“雜音”。
從中國來到美國的產品魚龍混雜，假冒偽劣的商品的確存在。實事求地講，我的確聽到一些抱怨説有被中國的商家騙過的經歷。但平心而論，至少在我聽到的評價裏，大部分是真心感激。而且我知道中國政府在質量把控上做了大量工作，我相信會越來越好。
我們公司的供應鏈業務受疫情影響，也較多參與進疫情防控，現在被州政府指定給醫療機構提供支持。之前為了跟內地的檢測試劑供應商聯絡和敲定訂單，我有時熬夜到凌晨五、六點，打個盹之後繼續上班。進入6月，緊繃的程度才稍微緩解，但是復工復學又快要開始了……接下來疫情的走勢如何沒人知道，只能按照最糟糕的情況做準備。
這一路下來，感慨良多。
最初得知國內疫情時，我非常心疼，非常難受。現在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意識到，無論經濟、政治還是安全防疫，全球各個國家都是互相影響的。我們要做的就是吸取經驗教訓，面對未來可能會發生的事件做好準備，至少能夠幫助到那些需要幫助、想得到幫助的人。
我還想再次感謝各位老同學，讓我在這個非常時期感受到了非常温暖，也感謝公司和全球供應鏈夥伴對防疫物資籌措的全力支持。面對國內的有效防控，我感到十分欣慰，希望全球疫情能早日得到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