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種植轉基因作物入刑，經濟手段才是明智之選。最近，新疆北部的一片2000畝的玉米制種田，被檢測出父本為轉基因品種。隨後，這片制種田被剷除，相關公司被罰款1萬元。農業部科教司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與知識產權處處長林祥明表示，轉基因作物非法種植已有套路，行政法規打擊力度不足，正在爭取用“非法經營罪”對此進行打擊。此外，還有專家呼籲設立“基因技術罪”對非法種植轉基因作物進行規制。
要點速讀1刑法作為最嚴厲的懲戒手段，不應輕易使用。2經濟懲罰可能比入刑，更讓企業長記性。對轉基因作物非法種植，無論是用非法經營罪來規制，還是設立新罪，都有不妥之處
非法經營罪，很多人並不瞭解，但並不妨礙它的廣泛應用。在我國，凡是“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都可能和它扯上關係。
在刑法225條中列舉了一些非法經營行為，比如未經許可經營專營、專賣物品或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煙草和食鹽等)，非法經營證券、期貨或者保險業務等，並沒有明確提及非法種植轉基因作物。
不過，農業部官員這樣表態也有依據：非法經營罪第4款是一個兜底性條款：包括“從事其他非法經營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在一些法律界人士看來，國家雖然允許轉基因食品生產，但必須合法有序，如未許可便經營，就擾亂了市場秩序，可以用非法經營罪來規制。
然而，這種觀點值得商榷。首先，不少學者認為，由於兜底性條款的存在，非法經營罪漸漸成為一個口袋罪，幾乎任何經濟活動中的違規行為都包含在內，不宜再進一步擴張。
在我國，非法經營罪已成口袋罪，與經濟有關的任何違法犯罪活動，都可以往裏裝
李松奎律師在《非法經營罪“口袋化”趨勢的遏制》一文中指出，在他蒐集的362個涉及非法經營罪的案例中，各級法院引用兜底性條款進行判決的，共276起，佔到76%。他認為，經濟刑事法規制的是“情節嚴重”的不法經濟行為，且只有極少數經濟領域的非法經營行為會對市場秩序構成威脅，應理性區分罪與非罪。
從這個角度看，目前非法種植轉基因農作物雖已成套路，但這些非法種植的面積和產量是否“情節嚴重”，是否擾亂了市場秩序，恐怕是見仁見智。
其次，轉基因作物非法種植並不是沒有行政處罰措施，如《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對違反規定非法生產或加工轉基因作物的行為，有罰款、追究相關人員責任等措施。今年4月，農業部部長韓長賦曾表示，經過大量評估，非法違規的種植是個別的、可控的，轉基因作物的違規擴散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歐盟一直對含有未批准的轉基因成分的中國進口產品進行通報，這個數據也側面印證了農業部部長的表態：
如果非法種植是可控的，有沒有必要耗費不菲的立法成本設立“基因技術罪”，更讓人存疑。有法學家指出，長期以來我國增設新罪的呼聲不斷，醫鬧多了，就要設立暴力傷醫侮辱醫務人員，警察執法受到襲擊，就要設立“襲警罪”……實際上，我國刑法中的妨害公務罪、故意傷害罪、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等足以應對這些問題。
刑法作為懲戒手段中的最後一道“閘閥”，依靠其他手段或者其他法律無法奏效時，刑法才有“挺身而出”的必要，動不動就入刑，或者設立新法，則違反了刑法的謙抑性和罪刑法定的原則。
更何況對轉基因作物偷種，社會上還有涇渭分明的觀點
醫鬧這類違法犯罪行為，雖然最終沒有單設罪名，但在暴力傷醫需嚴懲這點上，社會有共識。這也是醫鬧能入刑的原因所在(未單設罪名，但在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中予以明確)。
而對於偷種轉基因作物是否是犯罪，社會各方並沒有共識。今年年初，遼寧被曝大面積違法在轉基因玉米種植，這卻點燃了兩種觀點的論戰：反轉派認為，偷種轉基因作物是重大丑聞，政府應嚴厲監管，出重手打擊非法種植轉基因的現象;挺轉派則認為，轉基因技術是未來農業的發展方向，政府目前在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種植上不作為，農民偷種轉基因作物是市場的選擇。
由於轉基因玉米抗蟲、抗除草劑，很受農民歡迎
反轉派説的有道理，中國的轉基因研發和產業中存在諸多違規，而且部分轉基因工作者自律程度也值得懷疑，正如農業部官員所説，造成轉基因非法擴散的主要是科研單位和有研發能力的企業。然而，挺轉派也有自己的理由。遼寧發現的轉基因玉米品種主要為Mon810、NK603、Bt11和TC1507，均為抗蟲、抗除草劑或者二者兼具的品種。這4款轉基因玉米均為全球市場上主要的商業化轉基因玉米品種，也深受當地農民喜愛。這些轉基因玉米不用打藥除草，減少了購買農藥的支出，蟲害受到抑制，產量也有所提高。有農村在採訪時表示，“如果不讓我種這種玉米，我明年不打算種糧食了，種以前的那種實在不賺錢。”
剷除這類偷種的農作物，不是因為它們不安全，而是因為品種沒有完成審定，違反了《專利法》《種子法》和《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這也是很多轉基因水稻和轉基因大豆被剷除的原因。
挺轉派認為，轉基因作物被證明安全有效後，卻不讓種植，是過度監管;有更好的產品，國外種了很多年，卻因國內公眾壓力不推廣，這樣的監管法規當屬“惡法”。
此外，中國農業科學院博導黃大昉曾表示，我國現行農業轉基因生物監管的部分條款過於嚴格和繁瑣，難以操作;主管部門安全審批與品種審定機構之間缺乏協調，工作效率低，不適應農業轉基因生物監督管理發展的需要。
在一些挺轉人士看來，違反有着種種缺陷的“惡法”，是類似於小崗村村民搞包產到户的壯舉，當然不是犯罪。監管法規是否是惡法，可以留給法學家討論。然而，如果偷種的轉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在國外也已產業化推廣，在中國偷種卻要受刑罰，實在難以服眾。
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以經濟手段對付非法種植轉基因作物
偷種轉基因作物入刑，主管部門是希望用嚴刑峻法徹底解決偷種行為。但在此之前，也應先審視一下我國的轉基因監管法規，世界大面積種植和應用轉基因作物已近20年，我國現行轉基因安全管理條例制定於15年前(2001年)，有關規定內容和措施也應該與時俱進。否則推廣無門的研發機構，還可能用“生米煮成熟飯”式的推廣策略。
更重要的是，增加轉基因企業的違法成本，不只有入刑這一招，還有經濟手段。實際上，我國轉基因違法成本相當低廉，無論是違法種植還是違反標識規定，處罰對生物技術產業而言輕微到可以忽略，如未取得生物安全證書，擅自將農業轉基因生物投入生產或應用的，將處2-10萬元的罰款，違反標識規定的，處1-5萬元的罰款。過於低廉的違法成本可能產生研發者和生產者故意有法不依的現象。
另一方面，在2001年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中，對企業的賠償責任僅規定，“研究、試驗、生產、加工、貯存、運輸、銷售或者進口、出口農業轉基因生物過程中發生基因安全事故，造成損害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這種模糊的規定進一步降低了企業的違法成本。
在國外，企業發生了基因安全事故，很難被輕輕放過。以美國為例，2006年8月，拜耳作物科學公司與路易斯安那大學曾對水稻品種進行測試，結果在試驗中造成了轉基因物質在長粒水稻中的痕量殘留，使得水稻出口至歐盟、日本、俄羅斯及其他國家受阻，訂單暫停或者推遲。
隨後，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等五個州的約1.1萬農民起訴拜耳作物，要求其必須為自己的損失負責，索賠金額高達7.5億美元。經過長期的訴訟，原告終於得以勝訴。讓企業負起責任，這樣的高額賠款可能比入刑更管用。
刑罰不是制止一切不法行為的萬能良藥。對轉基因作物非法種植，學術界和法律界並沒有一致的意見，此時推動入刑，未免操之過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