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戴口罩的行人從國會大廈附近走過。 新華社記者 劉傑 攝
當地時間7月29日，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宣佈一項強制性口罩政策，要求在眾議院的人員必須佩戴口罩。當天早些時候，得克薩斯州共和黨籍眾議員路易·戈默特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戈默特先前堅決拒絕戴口罩，他的確診致使至少3名同事自我隔離。
口罩不是抗擊疫情的唯一措施，但它簡單有效。公共衞生專家表示，如果各地都遵循維持社交距離和在公共場合戴口罩的指導方針，美國疫情可能會得到控制。然而，疫情與黨爭和大選背景的疊加，使得口罩問題在美國被政治化符號化，成為“黨派文化戰爭的新象徵”。
口罩之爭折射出美國政治和社會的種種亂象。美國商務部7月30日發佈的首次預估數據顯示，受新冠疫情影響，今年第二季度美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按年率計算下滑32.9%，創1947年有記錄以來最大降幅。與此同時，全美多地仍在舉行抗議，美國疫情死亡人數累計超過15萬人，一些州的單日死亡人數達到歷史最高值。一貫被西方奉為圭臬的權力制衡、自我糾偏機制，為何並未發揮有效作用？記者採訪了有關國際問題專家。
圖為美國得克薩斯州奧斯汀市市民在街頭抗議強制戴口罩。（圖片來源：人民視覺）
口罩之爭再顯“政治優先、科學靠邊”
截至美國東部時間7月31日，美國新冠肺炎確診人數超過450萬例，死亡人數超過15萬人，幾乎沒有跡象表明這種蔓延正在放緩。加利福尼亞大學舊金山分校傳染病專家莫妮卡·甘地認為，在一連串美國疫情應對失誤中，沒能及時讓公眾廣泛佩戴口罩“可能是美國犯下的最大錯誤”。
美國《華盛頓郵報》報道説：“戴口罩是抗擊新冠肺炎最簡單有效的公共衞生手段。然而從一開始，美國在口罩問題上就磕磕絆絆。”
今年2月，疫情開始在美國本土蔓延，美國官方和醫療界卻並不建議民眾戴口罩。當時，衞生官員錯誤地認為只要隔離了有症狀患者，疫情就能得到控制。3月底，美國累計確診病例接近10萬例，美國疾控中心開始建議公眾日常佩戴口罩。然而，該提議被政府高級官員駁回。此後，圍繞是否戴口罩的問題，美國疾控中心和白宮上演了一場拉鋸戰。4月初，特朗普公開表示，儘管美國疾控中心建議民眾戴口罩，但這是自願性質的，所以自己不會照做。
美媒透露，特朗普曾私下對助手説，戴口罩會發出可怕的信息，因為他正在努力推動抗擊病毒和重啓經濟。他還擔心戴口罩的照片會被政治對手利用，以指責他在災難面前畏縮。
面對嚴峻的疫情，奧巴馬執政時期的衞生部副部長霍華德·科赫曾公開呼籲，美國有必要就戴口罩問題採取一致行動，在疫苗問世之前，“口罩是我們最好的疫苗”。然而，白宮辦公廳主任馬克·梅多斯明確表示，聯邦政府不可能對全國範圍發佈戴口罩的指令。
“美國實行聯邦、州和地方三級政府分層治理，各州保有相當廣泛的自主權，新冠疫情這類公共衞生事務屬於內政，以州和地方政府為主進行管理。聯邦體制本身形成了‘散裝美國’的抗疫格局。加之戴不戴口罩被貼上黨派標籤、被‘政治化’，在戴口罩這個問題上，聯邦與州、各州之間，乃至一州之內，規定五花八門，不時相互衝突。”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魏南枝説。
在美國，黨派差異成為是否戴口罩的重要因素。《紐約時報》推出的一份“口罩地圖”顯示，在共和黨人中，不戴口罩的人要遠多於經常或始終戴口罩的人。美國皮尤研究中心6月底公佈的一項民調也表明，超過六成民主黨以及傾向民主黨的選民認為，在可能會接近他人的公共場合時應該時刻戴口罩；而在共和黨人以及傾向共和黨的選民中，持這一觀點的人不到三成。美國聯邦參議員、共和黨人拉馬爾·亞歷山大直言，很不幸，戴口罩這一簡單且能救命的做法在美國被政治化，變成了支持特朗普就別戴口罩、反對他就得戴口罩。
“是否戴口罩本應是單純的公共衞生問題，核心在於是否有助於遏制疫情、有利於公眾健康，在美國卻被賦予如此之多的政治和文化內涵。在民主黨人和自由派媒體看來，特朗普和共和黨對口罩的態度，是對專家和專業技能的漠視和貶低。在共和黨和保守主義陣營眼中，戴口罩則是‘反應過度’‘冒犯個人自由’。”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蛟龍總結説：“政治優先，科學靠邊，在疫情與選情的疊加背景下，美國社會的荒誕一幕令人唏噓。”
7月以來，美國新冠感染人數屢創新高，一些共和黨官員公開支持戴口罩，説服特朗普戴口罩的努力開始升温。7月11日，特朗普首次在疫情期間公開戴上口罩。7月末，美國大多數州開始廣泛要求民眾戴口罩，但仍有人抗拒，不乏“反口罩運動”。口罩在美國的推廣之路已歷時四個多月，仍然令人“抓狂”。
防疫按黨派劃線，政治極化加劇社會分裂
圍繞是否戴口罩問題，共和、民主兩黨鬥得不可開交。
7月中旬，美國佐治亞州的共和黨州長對該州最大城市亞特蘭大市的民主黨市長提起訴訟，試圖阻止市長頒佈的“強制戴口罩令”。亞特蘭大市長鮑託姆斯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回擊：“很明顯，州長將政治置於人民之上。”
“疫情期間，兩黨黨爭、總統大選，讓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各州之間、各州內部出現了針對隔離政策、是否戴口罩、抗疫物資的採購和調配等各種問題的爭議和衝突，不僅至今未能形成防控疫情和恢復經濟的整體性戰略，而且兩黨都在針對特定目標羣體發聲，支持不同訴求的抗議活動，這使得抗議反過來導致疫情更加惡化，陷入‘抗疫-抗議-經濟衰退’的惡性循環。”魏南枝總結説：“黨爭和政治極化的不斷升級，已使兩黨的對立從過去議題導向的互相拆台，升級為逢爾必反的政治惡鬥。這種無底線的惡鬥產生了美國學者賽斯·D·卡普蘭所哀嘆的‘美國社會凝聚力空前下降’的結果。”
“州長訴市長案還表明，去年出現的司法系統被頻繁捲入政治鬥爭的美國政治新特點，在2020年仍在持續。”魏南枝指出，美國三權分立的制度設計要求司法獨立，但這種平衡結構正在被打破。這一方面表現為政治鬥爭司法化，兩黨之間難以妥協的矛盾越來越傾向於選擇訴諸各級法院，希望通過司法裁決實現攻擊與反制對方、擴大自身影響等多重目標；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司法系統政治化，特朗普就職3年多來已先後任命187位保守派法官，僅2019年便多達102位，最高法院由保守派佔多數，這幾年共和黨通常能夠贏得法院支持。美國智庫R街研究所研究員安東尼·馬庫姆認為，美國的司法系統政治化是對政治責任的放棄。
有評論稱，美國防疫按黨派劃線。美國政治學者艾倫·阿布拉莫維茨也直言，激烈黨爭之下的美國看起來更像是分別由共和黨、民主黨主導的兩個水火不容的國家。
美國的兩黨製為何走到“水火不容”的地步？魏南枝分析説，美國長期以來強調程序正義和機會平等，淡化實質正義和結果平等。但日益惡化的貧富懸殊和階層分裂，已經產生了對實質正義和結果平等的訴求，而現有的民主程序卻無法有效回應這些政治訴求。“一定程度上，美國兩黨各自政治立場的不斷極化推動着整體性的美國政治極化，加劇美國的社會分裂，這種政治極化也在撕裂着保證美國政黨政治有效運轉的基本共識，所引發的政治衝突愈演愈烈。”
政治不信任和政治冷漠成為普遍問題
此次疫情暴發恰逢美國大選年，兩黨明顯把疫情與選情掛鈎。比如，佩洛西把新冠病毒稱為“特朗普病毒”，直斥“我們遭受的很多痛苦都是‘特朗普病毒’造成的”。
“在西方選舉政治中，連任被視為政府官員的首要目標。如果民選官員認為自己連選連任的幾率因某事受到不利影響，就會想方設法推責。”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冉冉分析説。
“選舉被視為西方民主政體自我糾錯的主要途徑，事實上‘選舉制度失靈’的現象客觀存在。”魏南枝説，以此次抗疫為例，兩黨的政治壓力不是源自於是否對疫情防控發揮積極作用，而是如何借疫情之機獲得選民支持。因此，設法避責、頻頻“甩鍋”，甚至將疫情作為妖魔化對手的工具等，都符合選舉民主制的現實需要。這也再次表明，當選後的政府領導人未必真正按照民主政治理論所預期的那樣，擺脱個人或政黨私利，不被利益羣體所控制，服務於人民的普遍利益。
“即使‘民選代表’施政行為不符合選民利益，選民也不可能直接對其進行問責，只能期待下一次投票改選他人。在‘程序吸納不滿’的噱頭之下，‘符合公共利益’這一結果正義標準已經無足輕重了。”魏南枝直言，美式民主常常被等同為兩黨之間的競爭性選舉，即選舉民主制。然而，“民選代表”的方法或程序具備有效性，但不能證明當選後的“民選代表”施政行為的正當性。
新冠肺炎疫情是1918年大流感一百餘年後，大自然對各國政治體系和社會組織體系的一次“大考”。美國迄今為止的表現是“不及格”。這種情況引發世人反思。
“其實，對美國政治制度的反思並非因疫情而起，而是早已有之。例如，早在六年前，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就設立了一個‘民主的焦慮’項目組，關注代議制民主能否回應日益迫切的公共利益重大問題，並就此撰寫了大量反思美國政治制度的文章。”魏南枝介紹説，不少實證研究表明，政治和經濟寡頭們對政策制定者的實際影響力已遠遠超過中產階級和底層民眾，政治機構對精英階層利益的回應性也遠高於對普通民眾利益主張的回應性。在美國，不少公民特別是中低社會階層的公民因為無法切身感受到“一人一票”的選舉同自身利益有什麼關係而放棄投票。政治不信任和政治冷漠成為普遍問題，選舉制度失靈和政治精英失職隨處可見，即便是一些知識精英也不同程度陷入“對民主的焦慮”之中。
“美國主流民主政治思想認為，人民的同意是權力贏得其正當性的唯一來源。然而，美國的政治實踐越來越表現為精英政治與普通大眾的分離、民主程序與社會階層撕裂現實之間的斷層、逆全球化與政治內卷化的困境，‘人民的同意’越來越被虛化為投票的瞬間，美國的政治制度既無力對個人主義和資本與生俱來的謀求利潤最大化的短視效應進行合理限制，也無法解決‘資本-政治-社會’權力失衡狀態下的政治極化、貧富懸殊、社會撕裂、文化衝突問題。”魏南枝説：“恰如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帕特南在《我們的孩子》一書所形容的，‘任何人只要努力就可以獲得成功’的美國夢在褪色。美國的政治制度對美國正在經歷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深刻變化已經缺乏有效回應的意願和能力，這也勢必使美國這個‘想象的共同體’陷入失去其共同信仰與夢想的現實危機。”